後“阿拉伯之春”
時代美埃關係麵臨的主要挑戰
從美埃關係發展的曆史脈絡和現狀特點來看，這對雙邊關係的發展既因雙方的政治、經濟和安全需要長期具備重大戰略意義，同時也麵臨著諸多不容忽視的曆史與現實的深層次挑戰。這些結構性矛盾主要涵蓋以下幾個方麵：
一、美國對“中東穩定”的定義長期嚴重錯位，導致美國難以實現平衡的對埃戰略
“支持埃及民主革命但絕不能破壞中東地區的穩定”仍然是美國製定對埃政策的重大前提。然而，這種錯位觀念已經對美埃關係造成了一係列負麵影響：
第一，這種“中東穩定觀”體現出長期以來美國對埃及國家“伊斯蘭化”的恐懼。盡管奧巴馬數次明確表示支持埃成功實現政治轉型，但在隨後的政治暴亂中，美方卻對埃及示威者表現出回避的態度。許多埃及民眾認為：“我們正在支持建設一個新民主政府，而美國卻在支持所謂的‘有序的民主’……這將會是現代中東最大的悲劇。”[2]第二，這種定位錯誤的“中東穩定觀”讓美國無法真正為埃民主轉型提供切實有效的幫助。2011年5月，奧巴馬總統宣布將免除埃10億美元債務並提供貸款幫助其降低失業率等。遺憾的是，這種援助並沒有真正協助埃及消除社會不公。第三，這種定位錯誤的“中東穩定觀”讓轉型期埃及民眾的反美主義情緒進一步高漲。由於維護美國利益才是其關注焦點所在，這使得美國在評價穆巴拉克專製獨裁時采取偏袒態度，從而讓埃及各界質疑美國是否真正具備支持其民主政治轉型的誠意。事實表明，雖然奧巴馬政府在埃及政府麵臨的合法性危機和政治多元化缺失等方麵表示了深切的關注，但仍將維護美國在該地區的安全利益置於更高的戰略地位。
二、埃及麵臨政治極端化、安全形勢惡化與經濟衰退等多重危機，讓美埃關係的發展舉步維艱
（一）政治危機：頻繁權力鬥爭與“政教不分”導致的政治合法性危機和政治兩極化。在第一階段，即從穆巴拉克於2011年2月11日宣布辭職到穆爾西政府於2013年7月被推翻期間：一方麵，穆兄會因狹隘的排他主義而缺乏政治包容性；另一方麵仍有反對力量與穆兄會進行對抗，但它們又不具備足以取代穆兄會的政治實力。而隨後將其推翻的諸多非伊斯蘭政治勢力也有著同樣缺陷。同時穆爾西政府在新憲法中宣布“伊斯蘭教為埃及的國教”，並明確規定凡是與伊斯蘭教法有關的立法問題必須與官方宗教研究機構愛資哈爾（al-Azhar）協商解決，伊斯蘭教在該時期對政治的影響力日益膨脹。在第二階段，即穆爾西政府於2013年7月被推翻至塞西於2014年6月8日宣誓就任總統至今。因塞西政府宣布將穆兄會定性為一個“恐怖組織”並進行鎮壓，導致支持與反對穆兄會的雙方力量不斷引發衝突。顯然，現今的埃及政局依然充斥著多個權力中心的鬥爭。四年多來，埃及依然未製訂法律來禁止或處罰伊斯蘭教幹預政治與選舉，社會極端化現象依然非常嚴峻，與政治功能正常化、實現言論自由和多元主義政治氛圍等目標依然距離遙遠。
（二）安全危機：國內暴力活動不斷升級與塞納半島上恐怖活動日益猖獗。據統計，自2013年7月3日到2014年1月底，已經有3143人在暴力活動中喪生。另外，Ajnad Mizr組織等新型吉哈德組織開始頻繁在開羅等城市活動並威脅著政府的穩定；鄰國利比亞的動亂，也以各種暴力活動的形式蔓延至埃及西部沙漠地區；與“伊斯蘭國”密切合作的ABM恐怖組織，其頭目分子也叫囂著要對埃發動恐怖襲擊。安全形勢不斷惡化還迅速擴展到了大城市以外的地區。2013年9月19日，一群伊斯蘭好鬥分子在塞納半島上發動暴力襲擊事件，造成25名警察死亡。[3]
（三）經濟危機：失業率高企與經濟增長停滯並存。2013—2014年財政年度，埃及的財政赤字為2554億埃鎊，高於2012—2013年財政年度的2390億埃鎊。2014年度埃財政總收入為4560億埃鎊，比上一財年下降30.4%；總額為7015億埃鎊的公共開支中，工資開支高達1780億埃鎊，比2013年度增加了24%；依靠海灣國家提供的958億埃鎊石油援助和2150萬埃鎊貨幣援助，埃及才得以彌補2013—2014財年的財政赤字；在2014年度埃及的529億埃鎊的投資總額中，高達209億埃鎊需依靠銀行貸款完成；雖然外彙儲備由2013年6月的不足145億美元回升到2014年5月底的172.84億美元，但經濟複蘇依然缺乏動能。同時，由於目前埃人口數量已經增長了三倍，加之15至29歲年輕人有2400萬之多，降低失業率更顯艱難。受塞西總統削減補貼等措施影響，埃及依然有65%的民眾日均生活費用在4美元以下；如不能獲得龐大外援，埃及財政赤字依然會以年均5%的速度增長，這勢必會進一步引發社會動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