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孔子1
孔子出生在一個當時已經“背時”的家庭。他的祖先是宋國貴族，宋國發生內亂，逃命到了魯國，家道的沒落是可想而知的。而且，據說他是父親晚年與一姓顏的青年女子“野合”而生，並且出生後三年，父親就撒手西去，留下不甚合禮法的孤兒寡母在世上。孔子自己說：“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大概是為生活所迫，從小就不得不做許多低賤的工作換飯吃吧。《史記》記載，魯國大臣季孫子有次宴請士人，孔子也前往參加，季孫家臣陽虎攔住他說：“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是他原先門第太高貴了呢?還是現在太貧賤了呢?陽虎一語雙關，話說得比刀還鋒利。如果我們想到孔子先祖弗父何是宋湣公嫡長子，本來當繼位做宋君，卻把位子讓給了弟弟(宋厲公)，就可以知道孔子小時候是處在一種怎樣的貧寒和尷尬裏。
高貴的血統隻留給孔子一顆好學而白重的心。他從小就學習禮儀、行為端莊。因此常在村裏紅自喜事上做儐相，主持司儀。稍大做倉庫保管(“委吏”)，出入公平，賬目清楚。後來管理牧場(“乘田”)，牲口養得肥壯，繁育旺盛。他有一顆高貴的心，但也並不好高騖遠、輕視實際工作。
三十歲左右，他感到應是人生形成自己的基地、有所樹立的時候了，而自己又很難越過貴族等級限製在政治上有所作為，於是就其所長，開門授徒，創出了一條私人講學的道路(此是孔子在中華文化史上的第一大貢獻：孔子之前，學在官府，一般人無權亦無法受教育，孔子第一個把這種局麵打破了)。後人所謂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中年齡大的如顏路、曾點、子路、伯牛、冉有、子貢、顏淵、閔損等，大概都是此時開始從學的學生。他開創的“有教無類”的教育原則，禮、樂、書、數、射、禦等旨在培養全麵發展的“成人”(統攝諸德的完全之人)的教學內容、教學相長討論式的教學方法，都是人類曆史上不刊的法寶。
魯昭公初年，季氏三家重新瓜分了魯君的兵賦軍權，昭公反擊失敗，流離到齊國邊境。季氏居然在家裏舉行周天子才有資格演出的八佾(每隊10人)樂舞。國家已亂，禮製已壞，“是可忍，孰不可忍！”孔子於魯昭公二十七年，離開魯國到齊國謀求發展。
孔子到齊國，回答齊景公問政，說君要像個君，臣要像個臣(可能是針對當時陳氏勢力大，已不像個臣；景公奢侈柔懦，也不像個君的實際)，又講為政以儉的道理，都受到齊景公的肯定，並準備把尼地方封給他。大概因為有人反對，沒有實現。孔子見齊景公不能用自己，隻得回到魯國，繼續教書育人和從事學術探討。
這時孔子的學術和政治抱負都已廣為人知，所以從齊國回來，那個曾在季氏家裏請他吃了閉門羹的陽虎，就主動找上門來，以“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的提問網羅孔子出仕。後來陽虎作亂失敗，魯定公在自己即位的第九年(公元前501年，孔子51歲)任用孔子為中都宰(國都行政長官)。孔子任職一年，政績斐然，各地的官吏都仿效他的做法。因此他先被升為司空(主管工程營建)，又被升為大司寇(主管全國治安、司法)，他正式參與國政，實行自己的政治學說了。這期間，他殺了很有煽動力的魯大夫少正卯，以禮儀接待四方賓客，使商販不敢哄抬物價，使男女守禮分開走路，使人路不拾遺。同時還以相禮資格參加齊魯兩國夾穀之會，收回了鄆、龜陰三城，取得了魯國外交史上的大勝利。
這時，魯國季孫、叔孫、孟孫三家都受到家臣的威脅，孔子抓住時機，向魯君建議，提出了墮毀三家都邑的建議，並組織擊敗了公山不狃的叛變，墮毀了季孫氏多年盤踞的費城。
孔子治魯，國勢漸強，引起了齊國的嫉妒和不安，於是想出以美女來迷惑魯國君臣的計劃，送來八十名漂亮的少女。魯定公和季孫沉醉於女樂中，數日不理朝政。加上魯國在郊外祭天後又沒按定禮給孔子送來祭肉。孔子知道自己已被疏遠，再不能有所作為，於是帶著一班弟子，開始了長達十四年的周遊列國、尋求推行自己政治主張的合作者的生涯。
孔子首先到了衛國。衛靈公答應按照孔子在魯國的待遇，給他六萬小鬥的俸糧。可不久又聽信讒言，懷疑孔子有什麼野心，派公孫餘假帶兵器來加以監視。孔子怕生出事端，住了十個月，就離開了衛國。
孔子準備到陳國去，路過匡地，被匡人誤當作陽虎加以包圍(定公六年陽虎曾暴虐過匡人，碰巧孔子相貌與陽虎相似)，一連五天。弟子們有些緊張，孔子卻鎮定如常，對弟子們說：“周文王以來的文化傳統都掌握在我們這兒，上天若要斷絕它，根本就不會讓我們掌握，上天既不要這份文化傳統斷絕，匡人又能把我怎麼樣呢?”傳承光大華夏文化的曆史使命感使孔子臨危不懼，從容不迫。
離開匡城，孔子在晉國邊境上逗留了一個月，又折回衛國。衛靈公夫人南子想見孔子，孔子推辭了一番還是去見了，大概希望憑借南子的勢力有所作為。後來衛靈公夫婦坐著車兜風，孔子跟在後麵的車上，回來後感慨地說：“我沒見到愛慕德行像愛慕美色一樣熱切的！”
在衛國沒有希望，孔子又帶弟子經過朱國。宋國貴族司馬桓要殺孔子，弟子催他快行，孔子說：“上天賦予我道德使命，桓能把我怎樣！”
從宋國到鄭國後，孔子和弟子失散了，一個人站在城門口。鄭國人給子貢形容了一番，然後說：總之是一副疲憊的樣子，就像喪家之犬一樣。找到孔子後，子貢把鄭人的話告訴了孔子，孔子開心地笑說：說我像條喪家的狗，是這樣！是這樣！不論什麼時候，孔子都能保持樂觀幽默的心境。
孔子來到陳國，前後住了三年。陳國是個小國家，屢受吳國侵擾，有一次遇到戰亂，斷絕了糧食供應，許多弟子病倒了。子路對孔子發牢騷：有道德的君子，也有這樣窮困的嗎?孔子說：有道德的人本來是常遭窮困的，沒有道德的小人一遇窮困就會胡作非為！孔子照常講學、彈琴、唱歌，以樂觀的態度與弟子共度極端的困難期。
孔子離開陳國後，在楚國邊境上盤桓了一段時間，和出鎮葉城的沈諸梁有過一段交往，對於楚昭王也有相當好評。在這裏，白放於世的接輿在他的車首唱歌諫道：鳳凰鳳凰！為什麼這樣不醒世?過去的不可挽回，未來你不要再犯糊塗。算了吧！算了吧！你看現在的執政者哪個不在危險之中！後在返衛途中，長沮、桀溺、荷條丈人等又批評他不肯避世躬耕，在壞東西像洪水一樣的衰世還想挽狂瀾於既倒。在這些退處守誌、識時務的隱者麵前，孔子很動感情，他對弟子說：人不可能生活在鳥獸的世界，因此就不能放棄人世的事不管，如果天下太平，就不需要我們來改革它了。我們的政治主張無人願意推行，我是知道的，但人怎麼能因顧及一己之成敗，而放棄行義的責任呢?
孔子又折回衛國，衛出公以“公養之士”(即雖無職位但尊重其資格而給以奉養)對待孔子，子貢、子路等大弟子也多出仕衛國，孔子在衛國住了幾年。這時他已是六十多歲的老人，來時無多。早在幾年前在陳國時，他就想回到家鄉教育那些生氣勃勃的小夥子，對人世盡自己最後的一點職責。在衛國一住就是五年，六十八歲時，孔子結束了他漫長的遊說求仕的生涯，回到魯國。回到魯國後，他一麵教學和整理古籍，一麵仍然不斷地對魯國政治發表意見，提供諮策，如主張用賢，主張統治者應以德服人，不可白我放縱，反對嚴刑苛法，反對厚征田賦以白奉，請求魯哀公討伐齊大夫的弑君之逆等。這期間，一連串悲慘的事情發生了，沉重地打擊了老人的感情。他惟一的兒子孔鯉死了，最親近得意的學生顏回死了，最爽真勇敢的學生子路也在衛國王宮保衛戰中殉難。孔子一生，在政治上無法實行自己的主張，惶不得誌，但道德學問卻粲若日月，深得弟子愛敬。教育青年成材，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慰安。現在白發人送黑發人，他老淚縱橫，說：老天爺要我的命啦！老天爺要我的命啦！就在那位孔子認為自己“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也會跟從自己的子路遇難後的一年，孔子走完了他七十三年的人生旅程，在自己創辦的學園裏溘然長逝。
綜觀孔子一生，他首先是個頑強的人。從小生於逆境，生活都成問題，不得不從事多種低賤的職業，即從中掌握了多種職業技能。但他並不想靠一技之長混一口飯吃就算了，而是頑強地學習前代文化製度和曆史典籍，博古通今，成為中華文化的傳承人，成為開宗立派的世代宗師。傳說他曾向老子請教(問禮)，曾向師襄學琴，他的一生為學不厭。刻苦學習而不安於現成的自己，是男子漢最基本的一種頑強精神。孔子為學的目的是找到解決現實問題的通路，為整個社會人生奠定基礎，提供價值標準。所以在他思想成熟之後，就積極追求用世，希望能通過自己的努力，造成一個寬仁厚道、禮儀彬彬，人人各安其位各盡其責的德治社會。在這一點上，孔子頑強執著，鞠躬盡瘁的精神表現得特別突出。他先是在魯國爭取機會，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擔任中都宰、司寇期間，初見成功。但不久即被疏遠，他帶著一班弟子，在列國間風塵仆仆，尋求新的合作者，長達十四年之久。其間受到衛君的懷疑監視，在匡邑、蒲邑兩度被困，在陳國絕糧挨餓，在楚蔡邊境受到隱士們的規諷，在衛、在陳、在蔡，他都被一些有地位的人嫉妒、讒害，他甚至還僅隻走到楚國邊境，令尹子西就開始向楚昭王進讒言……但他從不喪氣，從不猶疑，從不退縮，他隻知道一意向前，成敗得失在所不計，即使知道了大道難行，仍然知其不可而為之，一如後來諸葛亮所謂“固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之，孰與伐之！”人字本身就是虯然挺立的(此於篆書“入”字表現最清楚)，不能說山崩下來了就不挺立，水流走了就不挺立，氣候變化了就不挺立，個人受損失就不挺立。正因為挺立之不易，所以需要盤踞不移、虯曲向上的頑強。一個人在逆境中執著一輩子，不變節，不移誌，不機智靈活逐利而興，在這方麵，孔子可以說是中國兩千自來一個最高的典型。
作為思想家，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作為人，孔子最鮮明的個性也是仁。“仁者人也”。仁就是人性，就是人之為人的那點精質。以人釋仁，是簡潔地把握了仁的最根柢的涵義。仁的其他豐富內容都是根植於這一點的。孔子一生的頑強執著，也是為了這一點。他一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目標不過是：一自己老老實實地(不耍聰明求捷徑走旁門左道)做一個真正的人；二使社會成為行仁道的社會，這樣使天下人都過人的生活、成為純粹善良的人。孔子一生行道不倦，他說：“克己複禮為仁”，“剛毅木訥近仁”。真正做一個人是不那麼容易的，必須剛毅、克己才行，熱鬧風光、咋咋唬唬最易走失人性。要使天下歸仁，就更不容易了。首先要厚道，要有敏感的同情心。所以梁漱溟講孔子，說“仁是情厚”，“仁是一種柔嫩篤厚之情”，仁是“柔嫩的心”，“又是敏銳的心”，是與人相關“無微不至”，所以“凡是知痛癢就是仁”。“果真是仁，沒有一個細微的地方，他不感覺著的，沒有一點麻木，一點忽略。”也就是說，仁就是不忍見人受苦，不忍見人不好，不忍見人離善為惡。從這裏出發，付諸積極的行動，就成為關心人、愛護人、努力改善人的生活條件，努力教育開導和提高人。所以孔子主張減稅、寬刑，主張以德服人，並開門授徒，一生誨人不倦，直到晚年，尚念念不忘“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決心為教導人盡最後一份力量。仁者因為關心人，對人犯了錯誤，也就格外矜憫；而對人的合理要求，也格外能夠體貼。這些內容，本書“哀矜勿喜”、“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君子成人之美”等章皆有詳述，故此不贅。
孔子說，一個人要做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才真像個仁厚之人。三句話看似容易，要實現它，才知道其實是至高至難境界。做到這一點，就要嚴於律己，寬於責人(“躬白厚而薄責於人”)。
梁漱溟還說：“白在就是仁，找就是不仁”。所謂“白在”，就是“安和泰然”，“樂天知命”，能夠在人格的鍛煉陶養中即時得到一種白足的享受，而無需生出許多逐物競利的妄心。孔子稱讚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又說“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為仁由己”，“求仁得仁又何怨”，這些都可說是“夫子白道”。所謂“找”，就是不能以成為真正的人而為白足，而需以爭外物，假權勢為足。這個“找”，與我們現在說的“尋開心”、“講排場”的“尋”、“講”同義。孔子得勢做官，對勢與官本身非但無樂與驕，相反卻常抱著擔憂慎惕的情懷，怕一有不慎，弄壞了事，所以他主張臨事以敬，三思而行，每日三省吾身。
孔子常被後世儒家弄成了一副冷冰冰呆板板的麵孔，其實，他是充滿生命活力，很有生活情趣，懂得享受人生，精通詩樂文藝，會駕車會射箭全麵發展的通人(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成人”，“成人”蔡元培、胡適解釋為“完全的人”)隻要條件允許，他吃飯、穿衣都極有講究，能很輕鬆地對待自己打趣自己，能很幽默地與學生開玩笑，他“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對於美的事物竟有如此敏銳而深刻的會心！他倡導的“遊於藝”，恰如朱熹所解釋的“‘遊’則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禦書數之法。”這成為中國後世人文風流的一條汩汩不竭的源泉活水。
李長之教授說：“孔子在‘不逾矩’的另一麵，是‘從心所欲’。他的情感上仍有濃烈的陶醉的時候，他的氣魄上仍有不可逼視而震撼人的地方。”“孔子在根本上是浪漫的，然而他向往著占典”。這樣造成的是，一方麵“有著人情的溫暖”，一方麵有著“雍容博雅的風度”，即“有教養，有性情，有含蓄”的理想人格。這，才是真正的孔子。
附記：此稿1994年10月13日下午寫成。很熟悉的內容，前後用了四天，無整塊時間，斷斷續續連接成篇也。吾楚先賢熊子真先生有言：“談理一涉玄微境地，非曠懷冥會，不能下筆。述作之業，期於係統精嚴，又非精力不辨也。”南來之後，困於日常工作，寫此等小文且如此之難，學問之道，豈不難上加難哉！寫孔子為之動情，浮想所及，附誌於此，亦見吾作文求沉著簡淡，然非無情也。
序篇
儒家思想今天遇到了無比強勁的敵手，這就是由西方工業文明引起的西方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隨著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必將帶來一定程度和範圍的西方化，孔子的思想，還有其存在依據嗎?
回答肯定不會是否定的。
作為“東方的聖人”，孔子對社會人生一些根本問題的思索是不會過時的；而他一生的經曆及其精神境界，作為人的生存，也具有典型意義。世界上有過一個孔子，這個事實將永遠對人們的記憶施加影響，就像天上有某顆恒星，它的光環將不斷照在我們頭上一樣。
卡西爾說：語言與存在同一。那麼我們隻要看看這些詞彙吧：仁愛、禮節、天命、中庸、忠義、德政……這些都是孔子思想的核心範疇，不可想象，它們有朝一日會從人類的生存中消失(如果真的消失了，那將是怎樣的後果、怎樣的世界呢?)。更不用說那些標示著我們民族智慧的格言警句(如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誌)，更不用說那些在漢語中長期保留的成語(有人統計多達一百六、七十條)。這些詞、語常在，那麼有力地標示著孔子常在。
孔子的一生，遇到了重重困難和磨難，貧窮惶，理想沒有實現，那是一個十分沉重淒婉的悲劇。但是，孔子建立了一個闊大的精神境界，創立了一套與現實抗衡的學說，視富貴若浮雲，過著一種不憂不懼、坦蕩蕩樂陶陶的生活，把悲劇變成了正劇。人生多艱，這是一個基本的事實，每個人麵對這一事實的時候，難道不能從中獲得有益的啟示嗎?
孔子強調個體人格的修養(仁德)，這是讓人自己受用自己生命價值的學說。人自己精神生活的質量就是(也僅僅是)他的精神本身的質量，因此，不息地充實自己，追求白我完善，以內在的質量屹立於人世，他才能有種白滿、白足的感覺，才能不為各種物欲的追逐、成敗的計較、名利的誘惑所壓倒，才能有一份寬鬆泰和、博大包容的心境，真正享受人生！但是，孔子的學說，絕不止於獨善其身的心性修養。個人修養的目的在兼善天下，即努力改造社會、造福人群(天下歸仁)。這是孔子真正偉大的地方。他的學說的根本——仁，即是愛人，即是人道。愛人或人道，就是使人都好起來，使人人生活得好，尤其是使人人都受到教育。總之是把自身一己的人道修養推廣開來，在每一個人身上加以實現，使每一個人都得到提高和升華，造成一個君子國，造成一個以人道為根本原則的大同世界！
人類白始至今，不知有多少萬萬億了，連大大小小的皇帝、宰相，數量也差可與河裏的魚鱉相等，都是到這個世界上來走一遭，一眨眼也就都過去了。無可否認，孔子身上的一部分，也隨著曆史成為過去了。但是，作為一位最真誠最偉大的人道的教師，他的名字是深刻在世世代代的人們所追求的人道理想中的。
羅曼·羅蘭說：“偉大的心魂有如崇山峻嶺，風雨吹蕩它，雲翳包圍它，但人們在那裏呼吸時，比在別處更自由更有力。純潔的大氣可以洗滌心靈的穢濁；而當雲翳破散的時候，他威臨著人類了。”
“我不說普通的人類都能在高峰上生存。但一年一度他們應上去頂禮。在那裏，他們可以變換一下肺中的呼吸，與脈管中的血流。在那裏，他們將更迫近永恒。以後，他們再回到人生的廣原，心中充滿了日常戰鬥的勇氣。”
孔子無疑是人類自己最高的幾座山峰之一，但他不是險峻而高，而是平坦而高；他不是峭立地威臨你，而是近人情地與你相伴。任何人，隻要願意，都能夠攀上這座平坦而高聳的大山。
弘毅
《論語》說：“一個受了教育有知識有頭腦的人，不可以沒有寬廣的基礎和強忍的毅力。因為無論是自己有所建樹(如實現仁德)，還是以天下為己任，都是一副沉重的擔子，挑上這副擔子，一直到死才放下，沒有寬廣的基礎和強忍的毅力，是不行的。”
孔子的思想、觀點是很豐富的，但貫串於他一生的精神卻很簡單，一是下麵講的知天命，一是這裏講的弘毅。這兩點，支撐著“任重道遠”四個大字。極偉大的任務，極沉重的擔子，極高遠的目標，困難、挫折，甚至終生奮鬥毫無結果，都是可能的，沒有知天命的精神(即上天命我來做這件事和上天注定我命運多舛兩方麵)，生出許多一己的主觀妄求，在不合理的事麵前表現出不可理解和天真的憤激，甚至為憂煩、悲觀、荒誕感所壓倒，等等，這樣心理首先失卻了寬和康健，還能有什麼作為呢?所以有誌向和真正幹事的人，一定要懂得孔子知天命的正確涵義和積極精神。如果說知天命提供了一種寬和康健的內在心理保證，弘毅則提供了一種“真積力久”(荀子語)的行為原則。現在我們分開來看弘和毅兩個方麵。
弘，曆來都解作“大”，朱熹因為其語錄體的影響，用白話雙音節詞解作“寬廣”。梁啟超曾有一句很有名的話說：“文學有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其實不止文學，人要幹任何一件像樣的事情，沒有博大的基礎，都無法高上去。博大，包含各方麵的內容，如心地寬宏，胸襟開闊，如識見廣博，學問深厚，如善於團結人，朋友遍天下，等等。海麵寬闊好行船，就是“弘”的好處和意義。相反，器量狹小，根基淺薄，路麵逼窄，要做大事業，是根本不可能的。
毅，朱熹解作“強忍”，非常好。強是就表現說的，忍是就心理說的。人非木石，所以強(堅固度)不是一種天然質地，而隻是忍他人所不能忍的心理結果，也就是一種百折不撓、不達目的不罷休的意誌力量。一件事，幹頭萬緒，千難萬難，碰了釘子就縮頭，不行。能強，不僅要經受困難的考驗，還要經受時間的考驗。忍過一時並不難，但忍到底卻非容易。多少事都是因為缺乏毅力半途而廢的！有些事，還要能忍一輩子，“死而後已”！孫中山的一生，就是這種強毅不屈的典範。多少次一敗塗地，心血付諸東流，但他同樣有多少次振作奮起，從頭再來，直到推翻帝製，建立民國，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任重而道遠，
士不可以不弘毅……
知命
孔子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又說：沒有認識命，就不能算是君子。又說：我自己是到了五十歲才知道天命的。
命，這個字眼兒很通俗也很高深。村叟市民談它，窮究人生奧秘的哲學家也談它。談的人既多，各人對它的理解也不一樣。大別起來，人們對命的理解有兩種。一種認為，命是先天注定，無法改變的，所謂“命裏隻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滿升”，就是老百姓對這種命運觀的極好概括。另一種認為，命是非人力可以改變的某種事實，比如某種外在的機遇，或是自己內在性格的偏長偏短(人性無不有偏)，它們常常決定人的生活道路。比如仕途，前幾年有一句話：“德才兼備加一碰。”這一碰特別重要。所以重要，就是你是否逢著了某種機會有決定意義。
因為這兩種不同的理解，就產生了兩種“知命”的態度。持前一種理解的人生活態度消極，認為世事一無可為，“聽天由命”；他們還很迷信，抽簽算卦，奉算命先生為“鐵嘴”，說他某年有“水凶”，他就不敢在溝渠邊走，說他某年不宜早出門，他就日上三竿後離家……持後一種理解的人也認識到人生的無可奈何處，但卻並不消極，更不迷信。拿孔子自己來說，他一生汲汲忙忙，克己複禮，遊列國，說諸侯，但他的政治抱負和主張，卻根本無法實現。所以他說：“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盡了一切努力，而又歸之於命。
嚴格說來，隻有後一種“知命”才真正是人生智慧，而且是很高境界的人生智慧。國家元首、億萬富翁，以至村民百姓，芸芸眾生，無論地位高低，能力大小，總有些無法解決的問題，總有些無法做到的事情，總有夠不著的、達不到的、無可奈何的，一句話，總有限定，總有失敗，總有不如意。怎麼辦?在盡了一切努力之後，就是平靜安然地接受那必然到來的最後結果和最後事實，不一味患得患失，耿耿於懷。就像先哲伊壁鳩魯所說的：人皆難免一死，任何人都無法戰勝死亡，但卻可以克服對死亡的畏懼。這樣，我們就不會為限定、失敗、不如意所戰勝所打倒，在精神上超然於既有成敗，白足常樂，達到“君子坦蕩蕩”的境界。
知命，尤其使人不斤斤於現實的貧富窮達。窮達、貧富，就是現時人們所說的紅道(從政)和黃道(經商)兩條道上的結果，在這兩條道上，依仗人，依仗時勢的成分較多，而自己能力的成分相對少一些，所以“命”在人生中的比重也就相對較大。你自己不錯，但無人抬舉，無人幫助不行，或者對手比你更強，也不行，這是你的遭遇，也就是你的命；相反，你自己一般，但有得力的依靠，或者對手比你還不如，因而一帆風順，這也是你的遭遇，也是你的命。既然是外在的東西作用大，你又何必白以為是或者白怨白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