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人李蕭遠《命運論》中用水作比喻，說明真正知命的智慧品質：樂天知命的人，就像水一樣，流通時成為河川，堵塞時成為深淵，上升為雲成為雨露，沉於地下則浸潤土壤……無論何時何地，都不失白性，都能始終如一地發揮自己的力量。
歲寒然後知鬆柏之後凋
孔子說：到了一年的寒冬季節，才知道鬆葉經霜不落，是最能與冰雪相搏的。
大哲學家黑格爾曾說：同樣一句話，從不同的人口裏說出來，它所包含的分量是不同的。鬆柏耐寒，這種現象人人習見，因此用它來比喻人不為環境所動的某種堅貞品格，也就是一句非常普通的話；在修辭學上，它甚至隻是被作為一種說得好聽的話的例子加以舉證。但是，這句話在孔子那裏，卻不是輕易說出來的。他出身窮寒，小時候從事多種“賤業”，以混一口飯吃；克服種種困難，才掌握前代傳下來的文化典籍；仕途不順，當了三個月的司寇就被罷了官；周遊列國，卻找不到一個君主願意推行他的政治理想，最後在陳、蔡兩國間被一群不明是非的人圍困，他環顧四周景色，對弟子感歎說：“天寒既至，霜雪既降，才知道鬆柏蒼翠的顏色難得啊！”他是用自己幾十年的生命親曆了“風刀劍樹嚴相逼”的磨難之後，才表達出對鬆柏貞質的讚美來的。在這裏，他自己已然化為一杆聳立於嚴寒中的青鬆，所以我們在這句話裏，聽到的是他自己人格的挺拔，而絕非僅僅是一句普通的觀察傳達或修辭很好的漂亮話！
所以，這句話所包含的，應該是一種痛苦的磨煉，艱難的拚搏，和不屈不撓的意誌，總之是某種最沉重最珍貴的東西。因為鬆柏的堅貞是與風雪搏鬥才得到的，而不是輕飄飄一帆風順地獲得的。人們常說：“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乃見”，又說“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沒有嚴峻的考驗，人是無法獲得真正有高質量高價值的東西的。
所以，陳毅元帥《青鬆》詩有雲：
大雪壓青鬆，
青鬆挺且直；
要知鬆高潔，
待到雪化時！
知其不可而為之
孔子說：現在天下大亂，已是無可挽救；但如果天下太平，一切很好，就不用我們來改革現實了。我們追求的事業無法實現，我早就知道，但我就是要像那位做門衛的隱士說的那樣：知其不可而為之。
明朝有位叫張岱的，在注《論語》“石門章”的時候，曾經把人分為三種：愚人、賢人、聖人。他說：懵懵懂懂，沒有認識到一定的事難以做到就去做，是愚人；精明洞察，知道一定的事難以做到即罷手不做，是賢人；大智若愚，知道一定的事難以做到而毅然去做，是聖人。
愚人一項我們這裏置之不論。張岱說知其不可為而不為是賢人，這話實在說得籠統了，忽視了很多質的區別。平常碰到具體的生活小事，做不到就不做，這自然是最基本的自知之明，比方說，世無常勝將軍，所以體壇上二連冠、三連冠的高手，連得幾次冠軍之後，見好就收，不自己把自己摔進失敗的低穀，就是一種必要的人生智慧。但是，也有一些時候，事情不是這樣簡單。殷商之末，紂王無道，微子、箕子、比幹三個人，比幹出來提意見，被商紂挖了心；箕子披頭散發裝瘋子，做奴隸保全了性命；微子幹脆離開商國，一走了之。三個人行為不同，箕子、微子都是知道紂王不可改變，殷商大勢已去，因而撒手不管的。微子是“雖降誌而不枉己”，即雖丟下了對姬姓江山(他是紂王的親哥哥)的責任，但並沒有違背自己的良心；箕子是“雖辱身而不求合”，即自己屈身受辱，但並不想投機，要往上爬。隻有這種“知其不可為而不為”(實即不趨利害義)才可以說是賢人作風。但是，還有一種人，在重大原則問題上，看出某種情況嚴重，見風使舵，知難而退，並為自己的精明練達沾沾自喜，這種人是聰明人，但絕不是賢人，因為他們把自己的智慧，都用在經營一己的利害上。
貪生怕死、趨利避害，這是人之常情。但是，盡得人之常情的人，也隻能做個毫無英特之處的常人。常，就是平常；既是平常，就沒有什麼了不得，人人都可以做到。張岱所謂聖人，則與此不同。他們超出於平常人們的小聰明、謀身白處的小機智(在這一點上，他們確實大大不如平常人)，而為了某種追求、某種理想、某種道義，義無反顧，殫精竭力，成敗在所不計。孔子是這樣的人。諸葛亮也是這樣的人。《後出師表》說：不興師伐魏，漢朝必亡；興師伐魏，敵強我弱，也難救其不亡。但是，與其坐等漢朝滅亡，不如盡力伐魏?可見，曹魏難滅，漢室難興，諸葛亮早已清楚地知道，但白從離開隆中，奪荊州，定西蜀，對外聯結東吳，對內治軍理財，最後六出祁山，一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事業雖未成就，但人類不顧一切，精進向上的崇高精神，卻因此而無限光大，成為一種取之不竭的財富！
知其不可而不為，這種謀身白處的精明機智滿街盡是；
知其不可而為之，這種義無反顧的大智大慧實在是成事的必要的心理。因為，雖不能成事，卻可成人。
愚智不可及
孔子說：寧武子在國家安定時是一個智者，在國家動亂時是一個愚人。他智的一麵，別人趕得
上，那愚的一麵，別人無法趕上！
上文論諸葛亮“知其不可而為之”，是大智若愚的一個典型，這裏寧武子，也是大智若愚的一個典型。這種愚，就是為了一種信念、一點真情、一項事業，癡心不改，執著不倦。所以張岱解釋說：“愚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心事。”不過這種愚，並不僅僅靠忠心和勇氣，而且更需要忍辱負重，運智勞神，殫精竭力。
《左傳》有關寧武子的記載很簡單，因此有關他愚智的詳細事實，現在已不可確知。其基本情況大概是：寧武子曆仕衛文公、衛成公兩朝，在天下太平時，清簡若無所效力，並不巧立名目、興事弄術表現自己有才幹；晉成公無道，他曾作過成公的訴訟人，使成公敗訴。但當晉國把成公廢黜、囚禁的時候，他利用自己的品德為晉人所讚賞的地位，立朝不去，“從容大國之間，周旋君之側”，一力保全衛國。後來，晉侯派人要毒死衛成公，他又賄賂醫生，讓他減少毒藥的分量，保全了成公的性命。康有為說，當時他所做的種種事情，“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孔子讚揚他“其愚不可及”，就是指上述這些表現。
鄭板橋有一風行天下的條幅：“難得糊塗。”難得糊塗之“糊塗”，與孔子所謂其愚不可及的“愚”近似。人生在世，睜眼一看，多的是小聰明，伶俐奸巧、營利、謀私、保身、求榮，芝麻大的好處都不肯放過，必欲弄到手而後快，處處要表現自己的能事，處處賣乖掐尖。但是，上帝是公平的，善於運用伶俐機智取得眼前利益的人，它不讓他們接近那些大事業、大成果；過於尖巧冒頭的人，它常常想辦法摧折他。俗語說：“聰明反被聰明誤。”《紅樓夢》曲子說：“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指王熙鳳為逞能、拈酸、謀財操碎了心)，死後性空靈(指連自己的女兒巧姐都保護不了，流落到鄉野人家)。這大概也算一大教訓吧！”
北宋蘇軾《說兒詩》說：
人皆養子望聰明，
我被聰明誤一生。
惟願生兒愚且魯，
無災無難到公卿。
這不隻是表現了作者的憤激，主要還是表現了一種對愚智的向往(文人往往最缺少愚智！)。
無私才能無畏
孔子說：我至今還未見到過剛毅不屈的人。旁邊有人回答道：申棖不是嗎?孔子說：申棖欲望太多，哪裏能夠剛毅不屈呢！
申棖是魯國人，孔子的學生，素有強直之名，但因為多欲，孔子認為他最終是剛毅不起來的。申棖多欲的事後人不可知，但孔子的“棖也欲，焉得剛”卻成了一條千古流傳至理名言。
多欲為什麼就不能剛呢?因為多欲的人，為了滿足自己的欲望，說話辦事，就不能不留有餘地。純粹按照道理、法規，不留一點情麵，事事做絕，那是自己給自己砌成四麵圍牆，獨居圍牆之內，楊柳春風都無緣，哪裏去尋欲望的滿足呢?一個法官財欲太旺，在金錢的賄賂下就很難正直判案，一個官員總想往上爬，就不敢為了堅持原則而得罪權貴。《漢書·孫寶傳》記載：孫寶為京兆尹，提拔侯文為督郵，對他說：你今日如鷹隼始擊，選中哪個奸惡之徒為逮治對象呢?侯文回答：霸陵人杜稚季。孫寶默然不敢應。因為杜稚季與校尉淳於長和大鴻臚蕭育等都有很深的關係，淳於長又曾托付他關照杜稚季，他怎麼敢讓手下去抓杜稚季呢?這一類的事，在曆史上，在現實中，可以說不勝枚舉。
俗話說：無私才能無畏。有私心私欲的人，必然瞻前顧後，畏首畏尾，遇事算計利害，不敢說一句大膽剛直的話。這還是好的，再進一步，柔弱委曲，屈身逢迎，奴顏婢膝，不僅無剛氣，而且全身連一根結實點的骨頭都找不到，那才是可悲可惡。
康有為說：剛德“剛健中正，純粹精。”這就是孔子極重剛德、不以剛德許人的道理。孔門子路以勇聞，孔子尚且說他“不見剛”，可見做到勇不難，而做到剛，談何容易。勇可以乘一時之血氣，剛則非無私正大不能行。一句話，剛是人性之“純粹精”，摻一點假都不行。人要培養剛正不阿的氣骨，隻有去欲去私，為人處事不存私欲，自然能夠剛正無畏。
小不忍則亂大謀
孔子說：小事情不能忍，便會敗壞大事情。“小不忍則亂大謀”，這句話現在成了一句通行的俗語。但這一個“忍”字，意思卻很不簡單。根據前人的解釋，它有下麵三個意思：
第一，忍的意思為忍受、含忍，如忍辱、忍憤之類。這個意思，就是孔子在《顏淵》篇裏說的，“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俗話說，“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這種匹夫之勇，壞就壞在不能忍。《水滸傳》中的李逵，闖了很多禍，就是因為他性情暴躁，頭腦簡單，不能忍小辱。他在潯陽江為浪裏白條張順灌了一肚皮的水，就因為他一味地使氣逞凶。相反，大丈夫、大英雄能忍常人之所不能忍。韓信為殺豬的所辱，他盯著看了一番也就爬出其胯下，太史公說這是“其誌與眾異”的表現。韓信以後為漢王朝打下大半壁河山，可以說就是從這裏開始的。
第二，忍的意義為忍苦、堅忍。所謂“頭懸梁，錐刺股”，就是說的這個忍字。老百姓說，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又說，九十九拜都拜了，還有一拜不上頭，也是強調這個忍字的重要。我們要做成一件事，無不有許多困難，如果不能忍，中途退步，就會前功盡棄。尤其生而為人，能夠善始善終地在天地間做一番事業，更是需要數十年堅忍不拔地努力。就拿讀書治學來說，十年寒窗，考個大學已是不易，不過大學加四年，也隻是摸了個門，知道了在何處起步而已。要想有所建樹，還有九十九條河，九十九道坡，非有一種忍勁不行。外交談判，有時也是靠這一個忍字。左右應付，來往辯難，就是不讓步，堅持到最後一分鍾，忍過來了就勝利了。
第三，忍的意義為忍痛割愛，有決斷。朱熹《論語集注》說，婦人之仁壞事，就在於不能忍。人無不有欲，無不有愛，這種欲與愛，有許多是難以或不能加以實現的，因而需要忍。親子之愛、兩性之欲、貨利之吝或貪，縱易而忍難。這種忍，常常比忍辱、忍苦還不容易。
這些都是正麵的理解，還有一種負麵的理解：忍就是隱忍不發，是一種陰謀術，那當然就不是孔子的意思了。
無可無不可
《論語》說：孔子絕無那種從一而終、行為固執的毛病。隻要能行道義，做什麼事皆無不可。孟子說：孔子是“聖之時者”：可以從政就做官從政，不可以從政就馬上退下來；在一個地方能久呆就久呆，不能久呆就馬上換個地方。
在孔子之前，就有許多隱士很有名了，他們是：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等。這七個人，遇到天下動蕩，不願違心從俗，甘心退到聲色勢利之外，保持自己人格上的清潔。七個人中，伯夷、叔齊最了不得，他們生當殷周交替之時，不願昨天還是殷人，今天就變做周人，所以逃到首陽山，靠挖野菜度日，終於餓死在那裏。孔子便稱讚他們“不動搖自己的意誌，不辱沒自己的身份”。
其次是柳下惠與少連。少連的事跡現在一點也不知道了。柳下惠在魯國做法官，因為不肯犧牲原則苟合取容，所以三次上台，三次下台。別人勸他：既然這樣，你何不離開魯國呢?他回答說：如果不能犧牲原則、拍馬屁討好人，到哪裏去不被罷官呢?如果能，又何必離開父母之邦！無論自己怎樣恪盡職守，還是升黜由人，傳來呼去，可謂屈身受辱，但畢竟不為保全地位而放棄原則，所以也算難能可貴。
再其次是虞中、夷逸，他們幹脆就不出來向當局謀職，隱居在深山裏麵，獨善其身。這樣雖然逃避了社會責任，但正因此而對社會無妄求之心，才敢於放言高論，客觀地講公正話，批評政府，所以也能留下清名。
孔子認為：這些人都是各守一節，偏於一端，不管走得通走不通，一條道上走到黑。我與他們不同，我是無可無不可，隻要合乎道義，該怎樣做就怎樣做，不必自己限定自己。比如伯夷、叔齊，矢忠於殷，不食周粟，但不問人心向背、道義所歸，守節固然可佳，固執卻也可惜。周朝既是撥亂反正而建立的，為什麼不能吃周朝的飯呢?比如柳下惠，一次被趕下台，已知道正直不被容忍，何必還要第二次、第三次反複受辱呢?魯國既無法貫徹自己的一套政治原則，為什麼不能離開呢?再如虞仲、夷逸，不問是否能出來有所作為，一隱到底，不也是太拘謹了嗎?
孔子最讚賞管仲。齊襄公無道，公子小白、公子糾逃亡在外。後小白搶在前頭回去做了國君，便興兵逼死公子糾，奪了齊國君位，即曆史上的齊桓公。作為公子糾的師傅，召忽白殺殉主，管仲卻轉做了桓公的宰相，把齊國治理得井井有條。富國利民，就是行大道，是最大的仁，不丟下這一條而以身守節，才真正了不起。孔子自己也是這樣。連準備在費地謀反的公山弗擾招他去幫忙，他也準備去，因為他覺得可能在那裏推行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國之道。孟子說孔子是聖之時者，就是一切根據客觀實際而定，為堅持和貫徹自己的理想，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
最後需說明一點：孔子的“無可無不可”，隻是為推行“道”在行為上不固執、不單打一，而不是在理想、節操上變來變去，因而不能混同於那種風吹兩麵倒、不擇手段的投機哲學。
兩種處世方法
孔子說：天下太平，就出來做官；政治黑暗，就退避隱居。因為，天下太平而自己貧賤是恥辱；政治黑暗而自己富貴同樣也是恥辱。
很少有人指出孔子在思想深處自己跟自己矛盾。有人看到了孔子在很多問題上前後不符，但認為那是“隨病發藥”，是因為所針對的對象不同和條件不同所致。其實，人生充滿了矛盾，立大誌、成大事的人麵臨的矛盾更多、更深刻，任何人都是不可能僅僅在心理上、思想上解決這些矛盾的，孔子也是如此。孔子的一生，理想沒有實現，事業沒有成功，事實上心理是很不和諧的。不為事實的不和諧所打倒，他靠自己的思想建立了一種理智上的和諧，這是很了不起的。但是，因為很多根本的矛盾沒有解決，所以也就不能不在思想上有所反映。
這種矛盾的一個主要表現，就是對人生的進取與退避的不同態度。《論語》裏，孔子不隻一次說過應該以兩種方式處世的話：《公冶長》篇中，他讚揚南宮適“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並把侄女嫁給了他。《泰伯》篇中，他說：“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憲問》篇中，他又說：“邦有道，穀(做官領薪俸)；邦無道，穀，恥也。”《衛靈公》篇中，他稱讚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把本領收起來揣在懷裏，指退隱)。”這是一種“識時務”的行為，同時也是一個謀道謀國兼謀身、全身白保的策略。按照這種行為與策略，他應該讚同長沮、桀溺，他們在壞東西像洪水一樣到處都是的時候，知難而退，避跡躬耕，可以“免恥”、“免刑戮”，可以潔身向道。但孔子卻完全不讚同他們，說：“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如果天下太平，就用不著我孔丘來改革了)。”在讚揚蘧伯玉兩種方法處世的同時，也讚揚史魚“邦有道，如矢(像箭一樣直)，邦無道，如矢，”不管外界環境，做人一以貫之。他稱讚寧武子在衛國內政一團糟、外麵又受晉國壓迫的時候盡心竭力的愚智不可企及。他甚至還要應聘到正準備叛亂的費邑去，要在圖謀不軌的公山弗擾手下複興周文王周武王之道。這與他自己說的“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多麼不同啊！
一句話，這是要“知其不可而為之”，做中流砥柱，撥亂反正。不能因為政治昏暗就拋卻不管，隻顧自己的安全，隻顧自己一己的清白。
看來，身處昏亂之世，是進是退，是踐道是顧身，孔子的矛盾是深刻的。道義至上，人應該無條件地向前；而且，人生短促，也應該不顧一切亟時有所建樹。但是，生命可貴。生命不保，還談什麼建樹?而且，生命與道義相比，究竟何者更重要?就事論事，這個問題並不難回答，但要作為一種根本的人生態度，人卻不可能毫無疑義地選擇一種放棄另一種。人的矛盾就在於：兩種都要，在根本上，他永遠無法舍棄什麼。因此，這問題永遠是任何人，無論他多麼明智、多麼見識超人、學問淵博，都無法最後解決的。這也說明，與實際人生相比，任何偉人、任何觀念都是很輕的，都無法被過分強調。他們能夠超出取予抉擇得失等的困擾，但卻照樣為這些東西所苦惱。這是孔子的矛盾為我們所揭示的生存的事實，我們也隻能這樣。
或者，這樣一點也見不出高明，甚至可以說很笨拙。其實人生很多時候就是一個無奈的、笨拙的過程。但知笨拙，又以笨拙對笨拙，就是一種高明。
戀家求安難成大事
孔子說：一個人，經營安樂窩，而又留戀已有的東西，是做不成什麼大事的。《禮記·射義》上說：隻有小人、俗人，一輩子離不開鄉土家園，男子漢應該像射向遠處的箭一樣，誌在天地四方。《左傳·僖公二十三年》齊薑對晉公子重耳說：貪戀於自己喜歡的婦人身邊享受家室之樂，就會損害大丈夫一世功名。
天下之人，種種色色，我們可以大致地分為三種：
第一種：隻顧己，不顧家，甚至連自己也顧不圓，喝酒賭博搓麻將，毫無生活責任心。對這種人，我們隻有搖頭，沒什麼可說的。
第二種：“私其身於一家”，會經營小日子，對家庭安樂具有最大的興趣，對嬌妻稚子有責任心，是好丈夫、好父親。從生活利益層次上講，這種人有可取之處，無可厚非。
第三種：很難以一己的物質富裕安樂滿足心靈，而因為某種興趣和誌向，努力不懈，這種人，鄉土、家庭的安逸日子難以拴住他們。
會過日子的，是第二種人；能幹事業的，是第三種人。但是，第二種人日子過好了，什麼都不想，可以白足；而第三種人，幹得再起勁，也無法白足，因為凡為人誰不戀妻愛子、想過一份安逸日子呢?因此他們需要能“忍”，把人人都有的這一份心情忍下，也就是明朝一個叫耿楚侗的說的：“俗情濃處淡得下，俗情苦惱處耐得下，俗情勞擾處閑得下，俗情牽絆處斬得下，”這樣方行。
人的精力有限，放在這頭，那頭就不能不受影響。所以過去時代，求田問舍的人，難成大事。劉邦打天下，蕭何在後方坐陣，整個行政權力都在他手上，開始劉邦是放心不下的，每次後方來人，他都要問蕭何在幹什麼。蕭何很奇怪，前方盡打敗仗，自己組織兵力、物資源源不斷地補給上去，工作那樣負責，為什麼還要問我在幹什麼?後來一個幕僚給他出主意，要他做些求田問舍之事。於是有人向劉邦密告：蕭何聚斂家財、侵占民田。劉邦聽後，反而一笑了之。因為一個很投入於一己生活的人，別的事就很難有出息了，所以劉邦也就放了心。這個例子是從反麵說的。從正麵說，在現代，一個人買房子、裝修、家庭現代化……把這一切放在首位，七成的元氣都耗在妻子兒女和一己的安適上，事業上就不會有多大作為。
同時，安適的生活不僅耗人精力，而且使人產生惰性。我們自己都有經驗：酒足飯飽，渾身就懶洋洋的，一個半天或一個夜晚就做不成多少事。在這個意義上，佛教講究節食、苦行，以便人潛心向道、精進不息，不是沒有道理的。
所以，幹事業的人，要有點宗教精神，要能忍。忍，就是吃苦，“吃苦”這兩個字，說起來很重，實際上也就是“努力”罷了。青春年華，人盡懷春，花前月下與異性親近，人人向往，要上進，需能忍；掙錢發家，住得好吃得好，生活有排場，魅力很大，要淡泊，要忍；在家幹日好，出門一時難，把一切熟悉習慣了的拋下重新開創局麵，更要忍；甚至一蹬被窩早起床也要忍。能忍，心思上了工作、事業的軌道，也就沒有多少忍的痛苦，隻要正常的努力就行了。
孔顏樂處
吃粗糧，喝白水，彎起胳膊代枕頭，其中白有樂趣在；靠不正當的手段而獲取的富貴，對我就像天邊的浮雲一樣。又說：顏回是多麼有賢德呀！一小筐飯，一瓜瓤水，住在小巷子裏，別人都受不了那種窮困的憂愁，他卻照樣能白得其樂！以上就是為宋儒所盛讚的“仲尼顏子樂處”(周敦頤語，程頤及朱熹皆曾轉述)。《孟子·離婁》篇曾提出“禹、稷、顏回同道”的觀點，說：“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在孔子所稱為“賢”的兩種人中，包含了他的兩大理想：立功與立德。立功就是推行仁道，造福天下，實現大同世界；立德則是建立一種樂道白足的強大的精神境界，富貴貧賤，始終如一。
所謂“孔顏樂處”，就是指立德。人生的一切欲望，歸納起來是兩種：精神欲望和物質欲望。為了滿足這兩種欲望，相應地就產生了兩大追求：精神追求和物質追求。庸人、小人把物質欲望當作人生的全部，所以沒有多少精神的追求。君子、賢人精神的欲望特別強烈，但是卻也不能沒有物質的欲望，所以他們得承受這兩種欲望的激烈衝突，他們比庸人、小人多承受一份根本的人生痛苦。隻是他們最終能以精神欲望居於主導地位，達到一種有偉大包涵力的嶄新的心理和諧。這種有偉大包涵力的嶄新和諧，就是“安貧樂道”。
因此，安貧樂道是激烈的內心衝突的產物，同時又是精神力量強大的表現。它是“安於貧”，而不是“樂於貧”；之所以“安貧”，是為了“樂道”。所以程頤說：“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空乏)累其心而改其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