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可方可圓，處世的最大智慧——《論語》在處世中的妙用1
在社會這個萬花筒中，不同的人總會為自己的獨特人生塗抹上不同的色彩。但是如果缺少了處世的智慧，就會使人生黯然失色。也許我們一次不理智的拖延，就錯失了春天的季節；也許我們一次不留神的衝動，就夭折了成熟的果實。其實，這樣的道理，早在二千年前，聖人就通過《論語》告訴了我們。
1.誠信是安身立命之本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論語·為政》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論語·顏淵》
信用高於生命。
不過，說得最多的，強調得最重的，往往也是問題最大的。背信棄義與講信用就像是一對孿生兄弟，他們穿越古今文化作品，跨過曆史長河，直到今天，依然與我們同在。或者更準確他說，越到商品經濟時代的今天，背信棄義與講信用的矛盾越發突出，而前者還大有占上風的勢頭哩。
麵對這樣的形勢，我們是不是應該大書特書聖人的呼籲呢？——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論語·為政》)也就是說，作為一個人卻不講信用，不知他怎麼可以立身處世！
金庸筆下的韋小寶尚且知道：“君子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孔子在另一個地方對子貢說：“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這種對“信”的強調，使人想到文天祥的絕筆：“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或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詩：“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
事實上，做人也好，處世也好，為政也好，言而有信是關鍵所在。
守信是樹立良好的個人形象的關鍵。不輕易承諾，一旦承諾，必須兌現。機會不會降臨於一個言而無信的人身上。生活中有不少人平時信口開河，說過的話很快就全忘了。或許他承諾的是無足輕重的事，但對小事的失信會使人懷疑於大事的信用。沒有信用的人就像一張空頭支票一樣沒有意義。
曆史上曾發生了這樣一件事，“信用”的力量可窺一斑。春秋五霸之一的晉文公準備攻打原國，和大夫們約定十天攻下。到了第十天沒有攻下，他準備鳴金收兵回國。有一個將軍對他說：“再有3天就可以攻下了。”群臣也勸諫他再等幾天。文公說：“我和士卒約好10天，10天不退兵，我將失去信用。得到原地而失去信用，這種事我不願做。”於是毅然率軍回歸。原國的人聽到此事，便說：“有像他這樣守信用的君王，我們為什麼不歸順呢？”於是自己出城投降了。衛人聽說此事，也主動歸順了文公。
儒家的另一位代表孟子，也主張“誠信”是人之根本，他提出，誠，是建立在天人合一與性善論基礎上的，天道本身就誠。通俗的說法就是：誠信不是法製社會對個人必須做出的基本要求，而是個人對社會的一種義務。誠信是發自內心、自願的，是人的一種操守，是道德人格不可或缺的因素。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誠信”具有極其重要的力量。“忠、義、禮、智、信”是人們倡導並力求遵循的行為準則。我國從遠古時期起，誠信就成為人們極力推崇的美德之一。“君子一言，駟馬難追”的古訓，劉關張“桃園三結義”的美談，關公千裏走單騎的壯舉，都是誠信、守諾、勇於實踐諾言的典範。
《周易》有“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周易·乾·文言》)千百年來，人們講求誠信，推祟誠信。孔子多次講過誠信，如：“信則人任焉”，“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古代的聖賢哲人都把誠信作為一項崇高的美德加以頌揚。
可現在有這樣一句話：誠信是為了不損人，不誠信是為了不損己，撒謊的人多了，誠實就成了對自己的一種傷害。相信在當今這種競爭激烈，硝煙彌漫的社會裏，好多人都把它奉為信條；但是誠信可能損了私利但得了人心，不誠信可能保了私利但失了人心。
在現代社會中，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誠信亦凸顯出極其重要性。市場經濟本身就是一種信用經濟，具有公平競爭、平等交換、效率效益、誠實守信的原則。可以說，誠信是市場經濟與生俱有的準則，市場經濟越是發達就越要求誠信。沒有誠信，就沒有秩序；沒有誠信，就沒有市場；沒有誠信，就沒有經濟的健康發展。
投機鑽營做不成百年企業，“口水戰”的風光掩蓋不了事實的“商業欺詐”，抓住極個別的偶然現象，否定索尼的全部，了解真相的消費者怎麼能認可。
靠打擊詆毀競爭對手，以對手的更壞來證明自己更好，不但有悖於守信經營，也是很不明智的。令人遺憾的是，有些商家仍在拿自己的信用當兒戲，為了和對手搞價格戰，在報紙上打出價格很低的商品，等消費者蜂擁而至，卻沒有貨銷售。更有甚者，為了營造所謂的商業氛圍，個別專營商家竟然明令員工家屬排隊烘托生意火爆的氣氛，借以吸引和欺騙顧客。這些將誠信當兒戲、愚弄消費者的企業，不僅自己丟了信譽，更是使整個社會的誠信基礎受到破壞。
社會進步了幾千年，商家重提“質優價廉”、“童叟無欺”的古訓，確實有回到起點的感覺，但消費者作為群體是最聰明和最有識別力的。為了增強社會的誠信度，商業企業更要重視建設自己的誠信形象。讓消費者滿意是商業企業發展的動力，隻有施消費者誠信，消費者才能忠誠於企業，進而培養出企業的忠實顧客群。
全球最優秀的企業之一美國通用電氣公司，不僅把誠信看作企業的外在形象，更將誠信作為崇高的道德理念和無價的資產，看得高於一切，甚至視為企業的生命。在通用，沒有人會因為失掉一個地區或一個錯誤而失去工作，人們會有第二次、第三次機會，並且可以得到培訓。惟一有一種表現是沒有第二次機會的，那就是不講誠信。
不久前，國內知名的經濟倫理學專家共同對中國加入WTO後的道德挑戰進行了深入探討。專家認為，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競爭，說到底是道德素質的競爭：如何培養全民的經濟德性應對人世，已成為迫在眉睫的任務。
道德素質的競爭，對商業企業而言，就是講求誠信經營。首先要建立自己有誠信的人才隊伍，提高全社會對整個商業的消費信心；第二是建立和完善全社會的信用體係，擴大整個社會的信用消費，提高消費質量及規模。
物物經濟，貨幣經濟，再到信用經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三個重要階段。推廣誠信建設，是個人、企業更是全社會的當務之急。這些正反兩方麵的例子可以說明，做人靈活，但不能失去原則，失去誠信，要信守諾言。誠信是做人的基本原則，失信則失去別人的認可，對自己以後的發展是非常不利的。
2.君子不言利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論語·子罕》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論語·裏仁》
在孔子的學生眼中，孔子是一個怎麼樣的人呢？或許就像我們對所有的智者所持的仰視態度一樣，在學生們眼中，孔子這位大儒也是一位清貧立身者。所以他們對老師的評價是：“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論語·子罕》）也就是說孔子很少談論利、命與仁？那麼，孔子是不是很少談論這幾種話題呢？
我們看《論語》一書中，講利的隻有六次，講命的大致有八到九次，應該說是談得很少的了。但講仁的地方，在《論語》中卻比比皆是，為什麼還說他很少談論呢？關於這個問題，研究家們有種種說法，但不少都過於牽強，過於拘泥。其實，我們的看法非常簡單，這裏說他很少談論仁，主要是說他很少從正麵給仁下定義，解釋到底什麼是仁。也正因為這樣，才使後來的儒者從各個不同的方麵來理解仁的概念，聚說紛壇，莫衷一是。孔子之所以很少從正麵來解釋仁是什麼，是因為仁這個問題太大了，不是隨隨便便可以談論得清楚的，就像我們今天經常說的命運、人生，但絕不輕易談論生命的本質和人生的意義這類話題一樣。其實，孔子罕言命也是因為這個問題不說清楚，所以不輕易談論。
至於說到孔子罕言利，原因倒不是因為說不說得清楚的問題了。而是因為他把“利”與“義”作為一對對立的範疇來加以對待，認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裏仁》)重義而輕利，所以很少去談論它。正是因為孔子的這種態度，形成了後世儒者的傳統。
孟子是先秦諸子中最狂的一個，孔子與莊子都不敢做的事，孟子敢做。他敢當麵指著某個國君說“我是暴君”，也敢向世人宣稱“願得天下英才而育之。”
孟子的這種氣勢得之於道，因為他不為世俗利益所累，所以能給世人指出更大的利來，那就是“義”，天下人的公理，有了“義”，大利必生焉，何必再去顧及些蠅頭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