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時的1949年，中國自行車年產量共隻有1。5萬輛，1950年，新中國第一個全部國產化的自行車品牌“飛鴿”在天津誕生；1958年，上海267家小廠合並，組建成了上海自行車三廠，也就是鳳凰廠的前身。幾年之後，鳳凰牌成了家喻戶曉的自行車名牌，一時供不應求。但自行車還是較為稀少的寵物。
上世紀60、70年代，自行車已經在人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縫紉機、手表、自行車被列為三大件，成為一個家庭是否富裕的象征。據父輩講，這是女孩子當時找婆家的首要物質條件，是為姑娘出嫁時一份倍有“麵子”的嫁妝。如果有人騎上自行車，後麵都會引來一群駐足羨慕的眼神。而且那時憑票購買自行車後需及時向當地派出所登記辦證上牌，另如誰家的自行車丟失了，公安局、派出所也會立刻派人偵破。
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憑票購買自行車的曆史才宣告結束。看到這段中國自行車史，楊漢風難道還不為之所動？
除了自行車外，還有很多商品，譬如鎖具。鎖具，無論城鄉，每家每戶都需要；不用說，民國的鎖具實在是差，稍具技術的盜賊都可輕易捅開。如果將後世的鎖具買到這個時代來賣，哪怕美國花旗銀行的保險櫃，說不定都有可能換成中國的鎖具。
事實上，在成品工業品方麵，譬如隨便一個玻璃瓶，此時與後世都有極大的價差。這個時代的工業，整體生產力還是比較差的，譬如最重要的流水線生產，也隻在美國等少數國家的少數企業裏麵堅持試行，至於後世的全自動生產線，在這個時代根本是不可想像的。
可以說，因為彭亨才的出現，讓楊漢風學會了觀察與對比，讓楊漢風從純粹的遊戲玩家變成了一個頗有思維的人，哪怕這種思維並不成熟。但一個人，隻要遇事多想，那就離成熟不遠了。
每融三幾天，杜玉璽他們就會給基地送一次特務或漢奸回來，供楊漢風宰殺，以便獲得“下線”的機會，這樣前後堅持了半個月，到了4月17日，包括彭亨才需要的物資，都在基地保存了一個相當的基數，而基地槍械廠生產的三八大蓋，已經達到了300支規模，這時，楊漢風決定再出去做一票。
是的，做一票，這是楊漢風對自己偷獵日本人的自我解嘲的說法。而楊漢風事實上也是這樣做的，他的行為就是打家劫舍，殺人放火，除此之外，其他解釋都是非常蒼白的。
為民族？如果公開說來，除了少數人士能看到日本忘我之心外，大多數人其實是處於麻醉狀態，更有一些人在準備歡迎皇軍。
後世關於抗戰的統計數據，有一個事實好像是曆史的故意忽略，譬如東北民眾，譬如上海民眾，譬如華北民眾，在日本侵略來臨時，他們做了什麼？在楊漢風看來，他們絕大部分人都做了順民，也即，所謂的中國人的民族性，此時已經被削弱到了極限。不要說漢唐，已經遠不如宋明了。
民族性，並不是喊幾句口號就有的，要喚醒民眾的國民性，民族性，必須要有實力，必須要對東洋鬼子以及西洋鬼子進行徹底的清算，隻有中國人自己覺得，終於可以在洋人麵前揚眉吐氣了，那時的民族性才會回來。
這次楊漢風沒帶任何人，就他一個人出去。楊漢風決定做一票大的，不方便帶人，這一票，他選擇的地點在天津。
天津，自1860年後，就成了各國“通商口岸”，開始了事實上的租界曆史，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後，天津的外國勢力達到頂點，共有9個國家在天津設立了租界，大的如英國租界6800餘畝，小的如美國也有130餘畝，海河兩岸繁華之地，盡歸列強，成為國中之國。
此時，天津當然地成為了日軍侵華的前進基地，日軍華北駐屯軍司令部、日軍華北特務機關（特高課）、日軍中國駐屯軍憲兵司令部等，均駐於天津。此外，日軍在天津還有華北最大的機場，海會寺日本兵營，日本正金銀行，日本三井洋行，日本僑民數萬……
去天津，楊漢風順路到施文治所建秘密據點逗留了一番，這個秘密據點，在彭亨才接手後勤部後，已經改成了一個銷售各類新奇商品的商行。
對於情報工作，楊漢風百分百外行，不過，後世過來的人，其戰略眼光總是有的，所以在施文治提到如何實施情報工作時，楊漢風就順口說了幾句；要打入敵人內部，要有長期潛伏的準備；中華民族是一個多災多難的民族，周邊國家都是我們的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