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說江淹做宣城太守的時候，有一次路過禪靈寺，在那裏借宿，他夢見有個人來找他，自稱叫張景陽(西晉的張協)，來人說：“以前我有一匹綢緞存放在你這裏，現在該還給我了。”江淹稀裏糊塗地往懷裏一掏，還真的掏出了幾尺五彩繽紛的彩綢。就還給了他，不想這個人卻大發脾氣，說：“你怎麼把我的綢子給剪剩這麼少了!”這時他環顧左右，一眼瞥見梁朝作家丘遲，就對丘遲說：“剩下的這幾尺玩藝兒我留著也沒什麼用，給你吧!”從此，江淹就再也沒有寫出精彩的文章。
又有傳說，江淹在治亭住宿，晚上夢見有個叫郭璞的人說：“我有一支筆存放在你這裏多年了，現在把它還我。”江淹掏出了一支色彩斑斕的毛筆還給他，就再也寫不出好的文字了。
其實，這些傳說，有很多人為的編造成分在裏麵。有些人在自己中年的時候，對自己事業上的成就不滿足或者不自信，往往會反複做此類怪夢，如考試不及格啦，總找不到一樣東西啦，趕不上一個機會啦等等。於是推想後半生作品無成的江淹一定沒少做這樣的夢。
“江郎才盡”的故事以極強的生命力在曆史上被傳播，大多源於人們對江郎才情喪盡的惋惜。賈思勰編寫農書
北魏末年賈思勰著的《齊民要術》，是一部總結農業生產技術的著作，也是我國現存的一部最古老最完整的農書。“齊民”是使人民豐衣足食，“要術”是重要的方法。“齊民要術”說的是謀求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方法。
賈思勰能寫這樣一部書跟北魏時期我國北方農業生產的發展是分不開的。魏孝文帝的改革，有力地促進了北方的民族大融合。各族勞動人民在生產勞動中不斷地互相學習。少數民族學到了漢族的農業生產經驗；漢族也學到少數民族的畜牧業生產經驗。農業有了畜牧業的配合，從耕種到收獲，有更多的畜力可以利用，肥料的來源也大大增加了；畜牧業有了農業的配合，牧畜的飼料增加了，牧畜的用途更廣泛了。
賈思勰讀過許多書，知識淵博。北魏的高陽郡在今天河北省高陽縣東邊，是當時農業生產比較發達的地區。賈思勰在那兒做太守的時候，一方麵努力讀書，學習前人總結的生產經驗；一方麵不辭辛苦地深入民間，向農民、老牧民學習生產知識。有時候，他自己也種些地，養些雞鴨牛羊。他還把民間關於氣候、季節、耕種、畜牧的諺語歌謠收集起來，仔細地加以分析，把合理的內容記下來。賈思勰從書本中和實踐中積累了大量資料，為寫好《齊民要術》準備了充分的條件。
《齊民要術》這部書，既記載了前人的生產知識，又總結了當時的生產經驗，還講了賈思勰自己的親身體會。他對許多具體事例從理論上作了說明。
北魏時期，並州(今山西省北部至東南部)不產大蒜，農民想種大蒜，就從朝歌(今河南省淇縣)買來上等蒜種，可是種下去以後，收獲的卻是蒜瓣很小、味道也不辣的小蒜頭。賈思勰認為，這是因為地勢、土壤、氣候不同的緣故。因此，種什麼莊稼，必須了解當地的自然條件，種植適應當地條件的作物，才能用力少、收成多。
賈思勰主張從事農業和畜牧業生產，要注意實際的效果，不要隻看到表麵的形式。他以養雞為例，養雞的人總是喜歡生蛋多的雞，那就要選秋天或冬天孵出的雞種，不要選春天或夏天孵出的雞種。秋冬孵出的雞雖然個子小，毛色淺，腳也細短，外表不好看，可是生蛋多，又會孵小雞；春夏孵出的雞雖然個子大，腳長得粗壯有力，外表健美，卻愛到處逛蕩，不愛生蛋。要想多收雞蛋，應當從實際效果來選擇雞種。
賈思勰根據親身體會，總結出搞農業和畜牧業生產要細心觀察，積累經驗，不能光憑自己的好惡。他自己養了一群羊，為了讓羊多吃草，多長膘，就往羊圈裏放了許多草料，誰知道沒多久，羊卻一頭一頭地死了，這是什麼緣故呢?他想來想去也找不出原因。後來他跑了一百多裏路，找到了一個有經驗的老羊倌，才弄清羊死的原因。老羊倌告訴他，羊是最愛幹淨的，把大量草料放在羊圈裏，許多羊都踩在上麵吃。羊邊吃邊踩，還在草料上拉屎撒尿。這樣髒的草料，愛幹淨的羊怎麼肯吃呢!羊吃不飽，就慢慢地餓死了。賈思勰沒有摸清羊愛幹淨的習性，結果好心辦了壞事。他把這樣的經驗也寫進了《齊民要術》。賈思勰寫《齊民要術》，注意實事求是。他對古書記載的，或聽人說的一些穀類和瓜果，凡是出產在外國，自己沒有親眼見到的，隻在書上記個名字，不寫種植方法。不知道的東西決不隨便說。
《齊民要術》全書共九十二篇，十一萬多字。內容十分廣泛，從農作物耕種講起，一直講到怎樣做醋和醬。凡是有關增加生產和改善生活的事情，幾乎都講到了。這部很有價值的農業科學著作，不僅是賈思勰個人的心血結晶，也是我國古代北方勞動人民生產經驗的總結，在世界農學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鍾嶸與《詩品》
鍾嶸，字仲偉，穎川長社(今河南長葛)人。大約生於南朝齊高帝建元二年(公元480年)，死於梁元帝承聖二年(公元553年)，享年73歲。
鍾嶸出生於官宦世家，他的祖上許多人做過大官，如東漢時期的鍾皓做過廷尉，鍾繇任過曹魏的相國和太尉(也是古代書法家，與東晉王羲之合稱“鍾王”)，東晉時鍾雅任過尚書左丞，鍾嶸的父親鍾蹈在南齊時任中軍參軍。他的哥哥鍾岏和弟弟鍾嶼也曾做過官，雖然官位不高，但他們都是當時的學者，有一定的知名度，並有文集流行於世。
鍾嶸很好學，齊永明中(公元488年前後)，他在國子監學習，通曉《周易》。當時國子監祭酒王儉看到鍾嶸人才兼美，很是賞識，就親自舉薦他為本冊秀才。建武初年，鍾嶸開始進入仕途，做了南康王的侍郎。盡管這隻是王府的侍從官，但士族子弟做官大多都從這個官職做起。
當時齊明帝蕭鸞對國家大小事務都要親自過問，生怕別人把事辦壞，弄得那些官員無所適從，六署九府及郡縣的日常事務都向齊明帝彙報、請示。一些年老有功之臣更是大小事都找齊明帝，根本不把吏部的安置放在眼裏，文武大臣和皇室親友都不歸吏部考核任免，許多人就憑借著權勢相互推薦，進而得到重用。齊明帝因此忙得不亦樂乎，下麵的官員對皇帝則是應付了事。鍾嶸對齊明帝的這種做法很有看法，就上書齊明帝說：“古代英明的君主憑著選拔人才輔佐朝政，三公九卿可以辦理不少事情，天子隻要麵南而坐督察就行了。”齊明帝看後大為不快，問身邊的太中大夫顧嵩：“鍾嶸是什麼人?膽敢幹涉我的事，你認識他嗎?”顧嵩對齊明帝平時的做法也有些看不慣，但又懾於帝王的威嚴，有話也不敢說，看到鍾嶸大膽說了，便回答說：“鍾嶸雖然位末名卑，但所講的話還是可以采納的。繁瑣的雜事各有主管的官署，現在陛下卻都要插手，做皇上的越是辛苦，做臣僚的越是逸樂。這是越俎代皰，或是為木匠砍削木材。”明帝聽顧嵩這麼一說，又沒有理由反駁，所以對鍾嶸也就沒有追究。但他仍然不肯接受這一意見，還是同以前一樣，永元末年，鍾嶸被任為司徒行參軍。
南梁建國以後，許多齊末時憑借著行賄或靠關係當上大官的官員們仍是趾高氣揚，頤指氣使，互相勾結。鍾嶸看到這些很是氣憤，梁武帝天監初年(公元502年)，他又上書武帝說：“現在所謂的散騎、都尉、郎官、將軍並肩接踵，在大街小巷招搖過市，瞧他們官銜高貴，官服華麗，還在幹著奴婢的勾當，這樣名不副實，真是罕見。”梁武帝把這封書交給尚書省辦理。
入梁以後，鍾嶸任過衡陽王蕭元簡和晉安王蕭綱的記室，專管文牘，後人稱他為鍾記室。雖然鍾嶸做的隻是小官，沒有什麼官位，但他學識淵博，才富五車，尤其對五言詩有較深的研究，對當時華豔淫靡的文風更是厭惡，對那些一天到晚吃飽了飯沒事幹的膏腴子弟的無病呻吟和咬文嚼字的詩文很是不滿，對那些嗤笑曹植、劉楨古詩的人非常生氣，他罵那些人是根本不懂詩歌的輕薄之徒。鍾嶸還反對寫詩處處用典的寫法，認為那隻會使其作品呆板，沒有生機，他還認為詩歌不要太講究聲律，主張詩詞不要受玄學的影響。為此，鍾嶸寫下了有名的文學評論著作《詩品》。
在《詩品》中，鍾嶸首先抨擊了“四聲八病”之說，主張詩歌貴在自然和諧，詩是感情的表現，寫詩要有感而發。其次，反對作詩用典，主張直抒胸臆。他還列舉了一些沒引用典故但清閑可愛，人人傳誦的佳句如：曹植的“高台多風”、張華的“清晨登隴首”、徐幹的“恩君如流水”、謝靈運的“明月照積雪”等。另外，《詩品》還提出了詩歌“滋味”說，認為詩的風骨與辭采應並重，他說：“詩的描寫要深刻細致，情景要為一體，做到文已盡而意有餘。”
《詩品》是我國第一部係統地評論詩歌創作的專著，同時也是對我國五言詩歌發展的一個階段作某種總結的重要文獻。它不僅是一份珍貴的詩歌理論遺產，也是我們研究古代詩歌史的重要參考資料之一。
《詩品》是我國專門評論詩歌的最早的一部作品，和《文心雕龍》一樣同為南朝齊、梁時代文藝批評的重要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