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包公的各種傳說中，狸貓換太子的故事流傳得很廣。故事說包公奉旨到陳州放糧，途中遇一盲丐婦拄著拐杖攔路告狀，向包公講述了當年發生在宮中的一個秘密。真宗趙恒時，劉妃與內監郭槐合謀，用狸貓之皮換掉李宸妃所生的嬰兒，並將嬰兒丟棄。棄嬰幸被宮人寇珠救起，在內監陳琳的幫助下，送與八賢王扶養，取名趙禎。而李妃被打入冷宮，劉妃冊立為後。劉妃仍不甘心，她火燒了冷宮，李妃逃出，流落民間。
包公聽盲丐婦講得真真切切，淒淒慘慘，知其定是李宸妃，便將她帶回朝辨冤。回朝後，包公借元宵節請已做了皇帝的仁宗趙禎觀燈，並安排了雷劈不孝之子張繼寶的演出。隨後包公說出當年劉後、郭槐狸貓換太子，謀害皇帝生母李妃的實情。趙禎恍然大悟，斬了郭槐，並親迎李後還朝。李後經多年磨難，見到趙禎又愛又恨，要包公替自己打他。包公想出一個兩全之策，他脫下皇帝龍袍，用打龍袍表示治皇帝的不孝之罪。
類似這樣的關於包公的傳說還十分多，比如“盆兒鬼”、“灰闌記”、“三勘蝴蝶夢”等。在這些傳說中，包公逐漸被塑造成一位能夠日斷陽、夜斷陰的人神合一的人物，老百姓把他們對於清官形象的各種幻想附會在包公身上，表現了他們對生活的善良願望。歐陽修改革文風
歐陽修在我國文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是北宋古文運動的領袖。他的散文、詩、詞都寫得很好，是一位具有多方麵才能的作家。他一生寫了大量的著作，除了詩文集《歐陽文忠》集一百五十多卷外，還編寫了《新唐書》、《新五代史》兩部史書。這兩部史書，為後人研究曆史提供了寶貴的史料。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今江西永豐)人。他四歲的時候，父親病死，母親帶著他到隨州(今湖北隨縣)依靠他叔父生活。歐陽修的母親一心想讓兒子讀書，可是家裏窮，買不起紙筆。她看到屋前的池塘邊長著荻草，就用荻草稈兒在泥地上劃著字，教歐陽修認字。幼小的歐陽修在母親的教育下，很早就愛上了書本。
歐陽修十歲時候，經常到附近藏書多的人家去借書讀，有時候還把借來的書抄錄下來。一次，他在一家姓李的人家借書，從那家的一隻廢紙簍裏發現一本舊書，他翻了一下，知道是唐代文學家韓愈的文集，就向主人要了來，帶回家裏細細閱讀。
宋朝初年的時候，社會上流行的文風講求華麗，內容空洞。歐陽修讀了韓愈的散文，覺得它文筆流暢，說理透徹，跟流行的文章完全不一樣。他就認真琢磨，學習韓愈的文風。長大以後，他到東京參加進士考試，連考三場，都得到第一名。
歐陽修二十多歲的時候，他在文學上的聲譽已經很大了。他官職不高，但是十分關心朝政，正直敢諫。當範仲淹得罪呂夷簡被貶謫到南方去的時候，許多大臣都同情範仲淹，隻有諫官高若訥認為範仲淹應該被貶。歐陽修十分氣憤，寫信責備高若訥不知道人間有羞恥事。為了這件事，他被降職到外地，過了四年，才回到京城。歐陽修仍然支持範仲淹新政。此後不久，韓琦、範仲淹、富弼等人相繼罷去。一些權貴誣陷歐陽修羅織罪名，朝廷又把歐陽修貶謫到滁州(今安徽滁縣)。
滁州四麵環山，風景優美。歐陽修到滁州後，除了處理政事之外，常常遊覽山水。當地有個和尚在滁州琅琊山上造了一座亭子供遊人休息。歐陽修登山遊覽的時候，常在這座亭上喝酒。他自稱“醉翁”，給亭子起個名字叫醉翁亭。他寫的散文《醉翁亭記》，成為人們傳誦的傑作。
歐陽修當了十多年地方官，宋仁宗想起他的文才，才把他調回京城，擔任翰林學士。
歐陽修擔任翰林學士以後，積極提倡改革文風。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京城舉行進士考試，朝廷派他擔任主考官。他認為這正是他選拔人才、改革文風的好機會，在閱卷的時候，發現華而不實的文章，一概不錄取。考試結束以後，有一批人落了選，對歐陽修十分不滿。一天，歐陽修騎馬出門，半路上被一群落選的人攔住，吵吵嚷嚷地辱罵他。後來，巡邏的兵士過來，才把這批人趕跑。經過這場風波，歐陽修雖然受到了一些壓力，但是考場的文風卻發生了變化，大家都學著寫內容充實和樸素的文章了。
歐陽修在當時的文壇上，聲望很高，但他並不驕傲。歐陽修不但大力改革文風，還十分注意發現和提拔人才。許多原來並不那麼出名的人才，經過他的賞識和提拔推薦，一個個都成了名家。最出名的有曾鞏、王安石、蘇洵和他的兒子蘇軾、蘇轍。在文學史上，人們把歐陽修等六個人和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合起來，稱為“唐宋八大家”。司馬光編寫《資治通鑒》
王安石變法的時候，司馬光是作為反對派出現的。司馬光是個有名的政治家，同時又是一個在曆史方麵很有成就的學者。他寫過許多有份量的書，《資治通鑒》是就其中最有名的一部。
實際上，他和王安石在變法以前就是好朋友。司馬光為人很樸素，而且耿直，他在仁宗的時候，京城裏麵他和王安石、韓維、呂公著四個人最合得來了。後來王安石搞變法，司馬光卻采取了反對的態度，那是因為他看到範仲淹的改革在大官僚的打擊下失敗了。
司馬光是陝州夏縣(現在的山西省夏縣)人，字君實。司馬光小時候特別聰明。在他7歲的時候，有一次他和小夥伴們在院子裏玩捉迷藏，大家打鬧著追來追去玩得很起勁。忽然，一個小夥伴不小心掉進了院子裏的大水缸裏。那個水缸比小夥伴還高，他在水缸裏掙紮，大聲呼救。小夥伴們急得很，卻一點辦法也沒有。這時，司馬光跑到院牆下，從牆角裏搬來一塊大石頭，“哐”的一下把水缸砸破了。於是小夥伴得救了，大家都鬆了一口氣。
司馬光喜歡讀曆史書，五六歲的時候就能熟練地背誦《論語》、《孟子》了。7歲那年，他熟讀了《左傳》，並且經常講給家裏人聽。《論語》是記錄孔子和他的徒弟的言行的書，《孟子》則記錄了孟子的思想和主張。《左傳》記載了春秋時期魯國從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54年的曆史。這些書籍深深吸引了小司馬光，以後他能寫出《資治通鑒》來，和這些書對他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由於對曆史有著濃厚的興趣，司觀光在考中進士作了官以後，繼續鑽研曆史。在長期的研究中，司馬光發現中國的曆史書雖然很多，但記載從遠古一直到當代的曆史的書籍卻一本也沒有。為了讓人們完整地了解曆史，司馬光決定自己動手編寫一部。司馬光給這本書取了個名字叫《通誌》。
有一次，宋英宗召見司馬光，問他編寫得怎麼樣了。司馬光回答說：“皇上，我已經編完了八卷《通誌》，寫了從周烈王二十三年起(公元前403年)到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共195年的曆史，請皇上看看吧。”
英宗翻了一會兒《通誌》，看了一些目錄和章節內容，很高興，鼓勵司馬光繼續寫下去，並且建議司馬光可以找一些熟悉曆史的人合作。司馬光聽了英宗的指示，回去後馬上組織書局，請了劉伊攽、劉絮、範祖禹等人，由他自己擔任主編，其他人按朝代一人寫一段曆史。
不久，英宗病死，繼位的神宗對《通誌》的編寫也很重視。神宗看到書裏記載了不少前人的治國處事的經驗，覺得十分有用，就建議司馬光不如把《通誌》改名為《資治通鑒》。司馬光高興地答應了。這就是《資治通鑒》名字的由來。
從神宗即位到神宗去世前一年，司馬光出任西京禦史台，在洛陽繼續編寫《資治通鑒》，這個時期正好也是王安石搞變法維新的時期。和擁護變法的“新黨”相反，司馬光是“舊黨”，他極力反對變法，認為祖宗的法規不可以改變，攻擊王安石搞改革是為了奪取富人們的利益。他曾經對皇帝說：“我和王安石兩個，就像冰塊和火炭不能在一起，冬天和夏天不可能同時出現一樣。”就說明他和王安石的關係是極端對立的。
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司馬光把他的看法用曆史資料表達出來，所以《資治通鑒》是為大地主大官僚說話的。這本書花費了司馬光幾乎全部的精力和心血，他每天不分白天黑夜地寫，常常顧不上吃飯和睡覺。他害怕自己睡得過了頭，動手設計了一個圓木枕頭，隻要腦袋稍微一動，枕頭就會滾到一邊，把他驚醒。司馬光這種刻苦做學問的態度一直被後人所稱讚。
《資治通鑒》的編寫經曆了英宗、神宗兩代皇帝，前後共用了19年的時間。它根據豐富的曆史資料，論述了從公元前403年到公元959年共1362年的史實，按照事情發生的時間先後，編寫了一部294卷的編年史(按年月日順序記載曆史的一種體裁)。這本書詳細地介紹了各個朝代重大曆史事件的發生和發展，各種政治、經濟製度和文化狀況，對一些重要曆史人物的事跡和言語也作了記錄。司馬光很耿直，在寫書時也是這樣。他在《資治通鑒》裏麵，不僅讚揚了每個皇帝做了好事的一麵，也指出了他們殘酷鎮壓老百性、迷信荒唐的一麵，這部書參考了300多種參考書，並且作了認真的考證，具有很高的曆史資料價值，因此，後來的曆史學家研究宋代以前的曆史，都喜歡把《資治通鑒》拿來作參考。
《資治通鑒》是中國曆史上一部偉大的著作，人們因此把司馬光和寫《史記》的漢朝史學家司馬遷，合在一起叫做“兩司馬”。王安石變法
宋朝建立以來經過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到神宗，是第6代皇帝了。宋朝的政治已經很腐朽，封建豪紳大地主階級是政權的支柱。北宋為了保護這些人的利益，在政治上、經濟上給予了畸形的優惠。比如，豪紳大地主占有國家半數以上的農田，但卻不必向政府繳租稅、服徭役。廣大的農民和中小地主承擔了全部的租稅義務。這種政策帶來了嚴重的後果，許多農民破產，經濟發展停滯。階級矛盾十分尖銳。另外，北宋在遼和後來建國的西夏的入侵麵前一直反擊無力，卻年年擴充軍隊和增加歲幣，國家的財政危機日益明顯。
日益窘迫的處境使宋朝統治集團中的一些人開始意識到需要推行一些革新的政策。但朝中保守派的勢力非常強大，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於是形成了長期的尖銳交鋒。圍繞著王安石變法，兩種勢力的鬥爭達到了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