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譯文】

曆觀幾千年國家治亂盛衰的事跡,可知常常以當時社會風尚的奢侈儉約的關係極為密切。大略說來,如果社會奢侈之風盛行,那麼就是縱欲肆誌的具體表現;如果風尚儉樸,那麼就是人們的言行合符禮教的具體表現。縱揚個人欲望,殺機就會萌動,而大亂就會緊隨而來;崇尚禮義,生機就會萌發,而國家社會就能安定興盛。這其中的信息盡管不很突出,但用事實來加以證明檢驗,是沒有違背這個規律的。就我自己一生所經曆過的事情而言,也有可敘述的。我出生之時正值清鹹豐初年,洪秀全為首的太平天國起義剛剛興起,我的父親曾國藩赤手空拳,以一讀書人身份奉命出征,承受艱巨重任。當時國家和平日久,朝廷內外,舉國上下一片盡興玩樂的風氣,人人習慣於虛假奸偽。軍事和吏治,都已腐敗到了極點,沒有可以調撥的餉銀,沒有可以作戰的士兵。我的父親起初以鄉紳的身份擔任團練大臣職務,以後就總管各省軍務,統兵到十餘萬人,以清廉正氣統率下屬,以節儉的風氣治理家庭,立誓不拿軍營中一文錢寄回家中使用,最終形成一種良好的風尚。他與當時的將士官吏,用道義廉潔相互勉勵規循,所以能做到和衷共濟,平定大亂,成就功業。由此可見,一兩個身居高位的人,能夠做到克製自己的欲望,成效就會這麼大。我的父親在軍營時,我的母親居住在鄉下老家,手中竟然沒有零花錢可用,缺少錢財的情形,不能被別人所理解,他們認為督撫大帥的家境,不應這樣窮困。當時湘鄉老家有人傳言,曾國潢叔父家殺一頭豬的油,隻能供三天食用;而我們家殺一隻雞的油,也必須供三天食用。修善堂就是我的叔父曾國潢居住的家,由於他辦理鄉團,公事方麵請客較多,所以吃飯常常幾桌,人數較多,花費較大;而黃金堂則是我母親居住的地方,就這一點可以知道當時我的母親節儉的情形了。後來,我們家居住在南京兩江總督衙門,我的父親也常常要維持鄉下居住時的生活狀況,平時我們穿的衣服不準用絲綢做。一天有客人來到,我穿著一件羽紗襖,綻有縱橫交錯的花紋,客人走後父親進來,用眼睛看著我的裝扮,問我的母親:“滿女穿的衣服為何這樣華麗鮮豔?”母親急忙回答說:“剛才是為了見客人。”我當時穿的羽紗是洋貨,質地薄而且粗糙,價格比呢料便宜,比浙江湖州出產的有縐紋的絲織品更要便宜得多了。所綻縱橫交錯的花紋,是由南京工匠所織,每尺隻需三十文錢。平時我也穿著這件襖子,外麵罩上布褂,見客人的時候就脫去罩衣。我父親所製定的規矩是,子女討親嫁人,都以花費二百金為限,衣服隻有兩箱,金器兩件,一個別住頭發的簪子,一隻挖耳子,所有這些東西都包括在二百金之內。我們紡紗績麻,縫紉烹調,每天都有規定的任務,幾乎沒有空閑的時間,由父親親自檢驗結果。從前婦女穿的鞋襪,無論貧富,一概都由自己製作。我們還必須為父親及各個兄長做鞋子,作為規定的任務。關於紡紗的工作,我到了四十多歲,隨丈夫居住臬司衙門時還常常做。後來改用機器縫做衣服,三十年來,這架機子常常放在座位旁,現在我已八十一歲,還以紡織縫紉等工作為快樂的事情,這都是少年時代所受訓練的好處。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敘述這些平常的事,原因在於社會奢侈的風氣,都是由少數人所提倡的,富貴人家的妻子女兒,實在是在奢侈方麵表現得特別突出,而且常常成為男子品行和事業方麵的一個累贅,所以我的父親對於我們姊妹,督促責誡是這樣的嚴厲。我既然早就受到這種訓練,那麼終身也就習以為常了。我在選購衣料方麵,常常買過時貨,原因就在於它比較便宜。回憶我在1894年,居住於我丈夫所在的上海道衙門中,我的嫂嫂即大哥曾紀澤的夫人來我家裏,看到我所購買的花邊布料,式樣陳舊,因而說:“這種布料已經沒有人用了。現在流行的洋布花邊,花色鮮豔美麗,勝過這種布料十倍。”我回答說:“我已看到過,而且代別人買過這種布料,然而價格比這種布料高幾倍。我所購買的布料,雖然已經過時,但我自己喜歡,而且喜歡所花費的錢被中國人所得,金錢不外流。”我的嫂嫂笑著對我說:“靠你一個人節省,能有幾個錢?”我說:“雖然這樣,但如果人人都能這樣著想,或許皇太後能看到這種節儉風尚,而不喜愛洋貨和珍奇古玩,那麼所節省的就多了。”當時正值慈禧太後六十大壽,各省督撫大員,紛紛在上海采辦各國奇巧物品,用以作為貢品來討好她;而在北京城內的大臣,則更加逢迎慈禧意旨,奏請挪移國防經費,用以興修頤和園等大型華美建築物來取得慈禧對他們的寵信。緊接著發生了中國與日本的戰爭,中國戰敗,被迫割地賠款,國勢從此一蹶不振。因慈禧一個人稍存奢侈鋪張之心,而影響這麼巨大。唉,真是可怕的事情!就在甲午戰敗之後,國人仍然不知道警覺戒備,不注重勤儉節約,用以積蓄國家財力。那些所謂變法興學的人,又專門注重於追逐模仿歐風美雨,而把中國固有的清廉節儉的美德,統統置棄於腦後。社會奢侈的風氣,一天比一天厲害,積幾十年國家利益外溢的漏洞,於是使強鄰的輪船日益堅固,大炮日益銳利,用來作為侵略中國的工具,這是誰的過錯?近十年來,社會奢侈的程度,又比從前多幾倍。人們追隨歐美陋習,什麼方麵都到了極點。男女學生,大多數穿著西裝,襪子和鞋子的價格,到了幾十元。婚禮摹仿西方形式,自頭至腳沒有一點不是外洋運來的貴重物品,一條蓋頭的紗巾,價至幾百元,婚宴的場地,以外國酒館為上等。總之,一切舉動,都要完全像外國人一樣,尤其要像外國富人一樣,反而以中國的服飾狀態為可賤可恥。這種毒害深入人的內心,愛國觀念無形之中消滅了,這樣一來要想保全民族的獨立是很難的事情!這是因為國家民族的傳統個性已經沒有了。我們中國立國的精神,與民族的個性是很複雜的,而其特點實在於節儉,中國的政治教化的根本在德和禮,而德和禮也是以節儉為歸宿的。孔子答林放問禮的根本說:“禮,與其奢侈,寧可節儉。”禦孫說:“節儉是道德品質所共有的東西;奢侈,是罪惡中最突出的東西。”所以節儉是政治教化的基本精神。這是因為嗜好私利而以富驕人,是人類所共同具有的惡劣根性,世界所發生的一切禍亂,都由這些引起。唯獨中國古代聖人賢士深深懂得其中的緣故,所以在治政立教方麵,極力推崇德義,而貶抑富裕豪強。孔子說德行好的人知曉道義,品行不好的隻知道私利。孟子把拚命追逐私利的人稱為春秋時期盜蹠之類的人;又闡述春秋時魯國人陽虎所說的,富貴的人不仁義,仁義的人不會太富貴;又稱壟斷市麵上利益的商賈為低賤的男人。西漢名臣賈誼、晁錯是中國古代的大政治家,深深斥責富商大賈豪肆奢侈的行為,是妨害民生,敗壞風俗,淆亂禮製,說得很痛切。由於這個緣故,中國幾千年來靠禮教維持,憑借社會清議的製裁,成為無形的法律,富豪貪官之流才稍有忌憚之心。在明代,還存有這種風氣規矩,官吏有人致富回到家鄉,都為士大夫所看不起,這實在是中國特有的民族精神。曆史的車輪走到了今天,輸入西方風俗,尤以美國文化最為突出,尊稱富人為上等人,稱讚羨慕豪強奢侈,看不起節儉樸素,有學問的人也宣傳提倡,風氣於是大壞,而國家的事情就沒有什麼作為了。這種風氣影響到社會經濟方麵,一切器皿用品,舍棄中國的而采用西方的,中國古代所有的工藝,逐漸被淘汰,那麼失業貧苦的人就多得很了。去年中國進口貨物價格二十二億元的巨額數目,出入不敷竟達八億元之巨,這就是提倡歐美風尚,發展私人欲望的效驗,非常明顯了。比如一個病人,更加增添創傷,流血不止,想要他長久活下去,怎麼可以做到?現在的人動不動就說這是帝國主義者經濟侵略的罪過。固然是這樣,然而日本以前並不與歐美各國地位相當,同樣受各國的經濟略侵,然而為什麼它們能夠自固自強,為其他列強所害怕呢?說到起居日用服裝的不便利,沒有超過日本的,假使日本人也競相崇尚奢侈,喜好便利,追求適體,那麼日本就必定會丟棄其固有的東西,而向外國求取,這樣一來日本所花費的價款的巨大,不堪設想。比如西式浴缸、便具、火爐、衣櫃、銅鐵床、彈簧褥、地毯等等,都是中國新式人物認為不可缺少的,而日本除少數貴族豪商及公共建築之外,凡是中上等的人家,一概沒有這些東西。一般平民百姓家的房屋,連玻璃窗都沒有。他們多數人能夠毅然遵守其傳統習俗風尚,而安於不方便不舒適的東西,原因是他們能夠抵製私人的欲望,用以保全立國的精神與物力而已。這沒有教育的力量是不能成功的,而日本的教育家能在幾十年前就具有這種慧眼的原因,就是由於當時維新派各傑出人物深深地得力於中國的學術(大多數是明代思想家王陽明的學說),能夠做到看見長遠的和重大的地方,知道保存國粹,就是他們強固國力的所在,所以不會被西方文化所侵略。這是因為禮義教化與勤儉節約這些東西,是文化中最優秀的成分。禮以克己製欲為主,少欲望就會勤儉節約了。而現在的人卻把它賤視為消極的道德、吃人禮教,因此反其道而行之,說:“發展個人欲望,在於能夠促進文化。”唉!事實驗證又是怎樣一種情況呢?自古以來,凡是能夠造福於民而有利於國家的人和事,考察檢諸曆史典籍,都是富於這種“消極道德”的。從前大禹奉命治理洪水之後,卑棄宮室,厭惡衣服,菲薄飲食,而全心致力於水利農業生產,開啟夏商周三代盛治的先河,這也是千古執政者的模範。春秋晉文公時,舉國上下人們崇尚奢侈,晉文公親身作出節儉的典範,宮室簡陋平常,穿衣不注重絲織品,吃飯不兼肉味,當時的人都穿布衣,吃粗糙的飯食,於是晉國成為了最強盛的國家。春秋時衛國君主衛文公在國家破敗之後,穿布衣,戴帛帽,數年之間,再振國力。春秋時吳國國君闔閭,居住不注重鋪席,吃飯的不過兩樣菜,所以能成就霸主之業。春秋時越君勾踐,臥薪嚐膽,與士卒同甘共苦,最終能夠並吞強盛的吳國。漢文帝劉恒禁止雕刻彩飾、華麗的衣服,拒絕下邊的人向他進獻物品,裁減太官(主持膳食的人),省去苦役賦稅,一時間奉職守法的官吏相繼湧現,其盛治被稱為夏商周三代以後最突出的。宋仁宗趙禎力行節儉之風,摒棄珍貴奇物,而賢良將相的數量很多,為宋代之首,當時有人說“軍有韓範,虜騎破膽”,韓、範,即北宋名臣韓宗魏和範仲淹,他們都以廉儉刻苦被世人稱頌,而其效力就能威振強敵。清聖祖康熙穿的內衣九天才洗一次,住房中所鋪的氈毯用了四十年,平時吃的東西很簡單,所以能在明朝末年國力空虛之後,不去搜括百姓,而能盡除明代各種苛捐雜稅;雖然經曆了三藩、回部和緬甸各次大規模戰爭,但人民仍富裕快樂,國力充裕富強;到了雍正和乾隆年間,共免去全國錢糧達八次之多,太平天國起義以前,連厘金一項也沒有設立;其他積極有益的事業卻特別多,比如跟從西洋人親自學習天文算術,派人測定全國經緯度地圖,成為中國有正確地圖的開始,又能親自製造發條自鳴鍾,編成《曆象考成》、《康熙字典》和《七經纂傳》等巨籍多種;康熙皇帝的好學勤政,造成兩百年太平盛治局麵,這都是由他儉約克己形成的。在中國曆史上,這樣的例子是很多的。如東漢名臣馬援在交趾立功,以謙約節儉廉潔公誠垂示於世人。三國時蜀國丞相諸葛亮定三分業,以靜儉淡泊著稱於世。蒙古國名臣耶律楚材輔助元太祖成吉思汗,行軍六萬裏,兵威遠及印度等西域之地,所到之處力勸成吉思汗不要濫殺無辜,從而得以保全人民生命以數百萬計,而他本人則布衣蔬食,神明淡泊,如處深山之中(耶律楚材深諳佛學),都是由於他修養有素,發揮到了事功之中。以上所舉中國曆史上明君良相是都能夠以廉儉律身而福利強大國家的例證,這就是中國禮義教化的本旨所在。即然如此,那麼這道德果真消極嗎?我們進一步以西方國家近來的事實加以說明,比如美國總統華盛頓和林肯,都以廉儉這種個人的品行聞名於世,其成就的偉大,人所共知,不必多述。再看意大利的國君加富爾,以身許國、立誌不成家,結果成就大業。現任德國總理普魯寧,獨身不娶,所得每月薪水,除了自己生活所用之外,盡數退還國庫,不積蓄任何私人財產,所以德國人雖處在極其困苦之境,還能與政府密切合作,眾人稱頌普魯寧為德國人的救星。俄國的大政治家史丹林(即斯大林),能夠使國人耐苦力作,以成就其五年計劃而人人樂意服從,就因為他能做到勤儉吃苦,與別人沒有兩樣,而他的忠實被人民所信賴。印度民族運動領袖甘地,是現今世界上第一個英雄豪傑,之所以能夠被國人信仰跟隨,也在於他的刻苦自勵。甘地每天吃飯隻有一樣蔬菜,以及羊乳少許;他所穿的衣服,乃是本國自紡之紗所織,一切洋貨他都不用,乃至輪船、火車之類現代化交通工具他都不乘坐,即使是千裏路途也是徒步而行。現在的人以為利用科學發明,足以增加辦事的功效,然而歐美國家的人的個人功效,有能夠做到像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