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陝北饑民遍地起義
沒有農民革命的形勢，就不可能發生明末農民大起義，而且在時間上延續達十七年之久。
崇禎元年(1628年)，以王嘉胤、王自用、高迎祥、王左掛等為領導的農民起義隊伍，風起雲湧，浩浩蕩蕩。
這一年，張存孟(不沾泥)起於洛川(今洛川縣東北)，王和尚、混天王起於延川(今延川縣)，周大旺起於階州(今甘肅武都)，韓朝宰起於慶陽(今慶陽縣)，王子順起於白水(今白水縣)等。一部分潰變的邊兵，聯合農民們起義於固原(今固原縣)。山西巡撫梅之煥的潰兵5000人，聯合農民軍戰鬥在陝、晉邊界；被解散的奴隸聯合農民軍活躍於陝西北部。此外，還有神一元、神一魁起義於保安(今誌丹縣)，點燈子起義於青澗(今清澗縣)。
崇禎三年(1629年)，李自成起義於陝北米脂(今米脂縣)，張獻忠起義於膚施(今延安縣)，苗美起義於綏德(今綏德縣)。兩年之間，農民軍的旗幟飄揚陝西各地，凋零殘破的農村，餓殍載道的曠野，頓時活躍起來，農民們開始依靠自己的力量來挽救自己。
吳偉業在《綏寇紀略》中，對當時農民初起時的形勢，作了如下的分析。他說：“延綏以北為逃兵、為邊盜；以南為土寇、為饑民。邊盜，則神木之王嘉胤、靖邊之神一元為魁，而支蔓於綏德之不沾泥、慶陽之可天飛(何崇謂)、延安之郝臨庵、鎮原之紅軍友。土寇，則西川之王左掛、苗美，清澗之點燈子為魁，而支蔓於中部之李老柴、延川之混天猴(張應金)、保安之獨行狼。
吳偉業所謂逃兵、邊盜、土寇、饑民，實際全是貧苦農民。即以逃兵而言，當年的兵，不是雇傭而來，便是強征入伍。他們原是破產的農民。入伍後，不能忍受無理的懲罰製度，過著半饑不飽的生活，因而逃歸鄉裏。他們是無依無靠的農民。其他所謂邊盜和土寇，則全是饑民。
初起的農民軍領導者，以王嘉胤、王自用、高迎祥、神一元為代表；後來以李自成、張獻忠為主導，他們出身都是農民。
王嘉胤是陝西府穀人，幼年務農，一度為邊兵，逃歸故鄉。崇禎元年(1628年)起義於府穀，以府穀為根據地，轉戰於陝中和陝東北及山西河曲、保德，部隊發展到數萬人。
王自用也是府穀人，農民出身。他在府穀發難後，就和王嘉胤部聯合作戰，清除府穀周圍許多地主堡寨，如木瓜園堡、清水堡、孤山堡等等。一度推王嘉胤為領袖，組成聯軍。
高迎祥是陝西安塞人，世代業農。天啟七年(1627年)，他在饑寒交迫下，率領數百農民，攻占寨堡，奪取物資。王嘉胤起義後，高迎祥與之聯合作戰。崇禎八年(1635年)有名的滎陽大會，便是由他召集和主持的。會上作出：分頭迎敵，互相聯係，互相支援的戰略方針，推動了農民戰爭的迅速發展。
李自成是陝西米脂人，生於李繼遷寨，初名鴻基。幼年替艾老舉人牧羊，不堪折辱，逃為邊兵。由於不能忍受體罰製度，逃歸故裏，依舊做農民。崇禎二年(1629年)在饑寒交迫下起義，獨樹一幟。初轉戰陝西，不久渡河入晉，是王自用統帥的36營中的一部。有人說，高迎祥是他的舅父或嶽父；又說高迎祥死後，部隊交李自成領導。這全是推測。吳偉業說：“闖王高迎祥死，部眾由其弟高迎恩率領。”(《綏寇紀略》卷6)李自成初稱闖將，直至崇禎十四年(1641年)才改稱闖王。他並不是繼承高迎祥的部眾。
張獻忠是陝西定邊境柳樹澗人。家貧，跟父親販賣紅棗為生。某次，他拉貨的驢子糞汙達官的祖上墓碑，受汙辱，忿而當邊兵；又被誣陷幾死，複逃歸鄉裏。崇禎二年(1629年)起義於膚施。次年渡河入晉，也是王自用所統帥的36營的一部，稱西營八大王。他日後的戰功與李自成相伯仲。
陝西各部初起的農民軍，大半在本鄉本土作戰，不免有所顧慮，所以多用化名(諢名)。
朱由檢及其臣仆們，麵對農民起義急風暴雨的局麵，感到十分驚懼。崇禎二年初，便特設一個三邊(延綏、固原、寧夏)總督，任命左僉都禦史楊鶴充任，指揮三邊全軍，專力進剿農民軍。
由於初起的農民軍絕大多數是饑民，缺乏戰爭經驗。但各部農民軍中，也有一部分來自明軍的戰士和下級軍官(見楊鶴奏疏，《題為布信招降事》)，他們懂得避開強敵，減少傷亡，保存實力。所以一般是采取流動作戰。這種戰術，有它的優點，也有它的缺點。優點是：小部隊機動性強，攀山越嶺，渡河涉水，輕便迅速，呼哨而來，飄然而去。同時遇到縣城或寨堡，可以突然襲破，糧草取之不盡，又可以此賑濟饑民，擴大隊伍。缺點是：力量分散，戰鬥力不強，一遇強敵，易被擊敗，且有被殲滅的危險；而長期流動轉戰，易於疲勞，無法建立根據地，形同流寇。這種初期的戰術，在戰鬥實踐中逐步得到了改善。
明軍則采取大軍猛擊窮追的戰術。且明令“斬級計功”(事實上是割耳計功)，獎勵剿盡殺絕。可見統治集團對農民軍懷著刻骨仇恨。可是在戰鬥實踐中，證明這種大部隊跟蹤追擊，等於驅牛逐兔，望塵莫及。
從崇禎二年到四年(1629—1631年)，明軍的攻剿和農民軍的分頭作戰，大致形勢如下：
楊鶴充任三邊總督後，立即同延綏巡撫洪承疇、秦撫劉廣生、甘肅巡撫梅之煥等，往返協商攻剿農民軍的方案。可是找不到農民軍的主力，無法發動大規模的攻勢。楊鶴嗟歎道：“急剿之心愈急，而愈不得剿。”(《題為布信招降事》)可見明軍處處被動。農民軍既然流動作戰，就顯得處處主動。農民軍散布於陝西各地，隨時隨地能夠打擊敵人。不過當時農民軍還沒有形成統一的指揮。從戰鬥的經過看，王嘉胤部和神一元、一魁兄弟的部隊，打得最勇敢出色，引起明軍的密切注視。
王嘉胤係邊防軍的下級軍官，富有戰鬥經驗。起義後，王自用部又和他合並，軍容嚴整。因起義策源地府穀遠在陝西的東北境，明軍初時還不及注意。王嘉胤和他的戰友王自用、白玉柱等乘機清除了周圍反動的地主寨堡武裝，部隊擴充到兩萬人。崇禎三年(1630年)春，王嘉胤領導一部分部隊向南方進展。六月攻陷延安、慶陽等地的縣城和寨堡多處，聲勢震動遠近。總督楊鶴立即令延綏巡撫洪承疇集中部隊，邀擊王嘉胤部，展開多次大戰。八月，王嘉胤為避開強敵，向塞邊(今陝西靖邊一帶)轉進。繼聞府穀被明軍攻陷，王嘉胤揮軍北上，奪回府穀，捕殺明守城遊擊李顯宗，消滅了全部敵軍。為了鞏固後方，王嘉胤部又渡河攻占了晉東北的保德州(今山西保德)，再攻鄰縣河曲，守城明軍驚慌失措，竟把紅衣大炮向著自己部隊燃 。彈丸橫飛，總兵王國梁倉惶逃走，其部隊在突圍中，大半被殲滅。王嘉胤占據了河曲，把府穀和僅隔一河的保德聯成一氣，作為後方根據地。農民軍在此可以居高臨下，監視敵人，並保護陝西各部農民軍安全渡河入晉。
楊鶴聞報，即刻會同洪承疇會商反攻。先遣總兵杜文煥率大軍攻府穀。圍攻三個月，農民軍堅守不動。後聞楊鶴、洪承疇等親率重兵渡河，徑攻河曲，王嘉胤部才放棄了府穀，全力守衛河曲。楊、洪等集中兩萬部隊，於崇禎四年(1631年)五月圍攻河曲，展開了攻守戰。經過多次激烈戰鬥，明軍損失慘重，王嘉胤部也有相當犧牲。又因山西的地勢，土居其一，山居其二，水源缺乏。明軍根據地理情況，阻斷了河曲的水源。由於城中缺水，使王嘉胤部不得不突圍脫離困境。王嘉胤不幸在突圍時戰死，農民軍推舉王自用為全軍統帥，終於完成突圍的任務，繼續在山西北麵作戰。
這次戰鬥，震動了全陝，表現出農民軍堅強如鐵的意誌，也表現了王嘉胤、王自用等人的指揮才能，使明軍感到驚心動魄。
但是這一戰，農民軍是失策的。當時王嘉胤部沒有外援，明軍則有多路外援；農民軍同敵軍拚消耗是不利的，而且又損失了一員傑出領袖王嘉胤。
神一元、一魁部起義後，在戰鬥中表現得相當靈活堅強。他初起於保安，擁有部隊3000多人，流動作戰於榆林道所屬各地。崇禎四年(1631年)十二月攻克新安邊營，兵民紛紛來投；再攻寧塞，得到城內軍民的響應，捕殺了明守城參將陳三槐；再攻柳樹澗大寨堡，饑民群起協攻，即時占領。每次勝利後，都把大批米糧、衣物和金錢發給饑民，起義軍和人民之間結成了一體。
同年，神一元所部又攻克慶陽府合水，俘知縣蔣應昌，審訊結果，認為蔣應昌尚無多大罪惡，從寬給予釋放。接著進攻慶陽，神一元不幸陣亡，部隊推神一魁為統帥，繼續勇猛作戰。明軍以為神一元既已戰死，根據地必定空虛，立即乘機攻擊保安。神一魁帥領部眾迅速趕回保安，適值明軍紛紛來攻，雙方展開大戰。明軍頓於堅城之下，一籌莫展。神一魁抓緊明軍兵疲將怠的機會，率大部出擊，掠獲器械和人馬甚多。明軍損兵折將，潰不成軍。
王嘉胤部和神一元部，初期，前者在陝東北，後者在陝中，打得明軍聞風喪膽，從而保護了其他各部農民軍安全地渡河，轉進山西，把起義的烽火擴大到兩個省，分散了敵人的兵力。
王嘉胤部由王自用繼起領導，在鬥爭中創造了更大的戰果。後來，王自用留一部分農民軍在陝西中部作戰，親自統率部隊入晉。
神一元部由神一魁繼續領導後，保安之戰發揮了強大的威力。這以後，他被老奸巨猾的劊子手楊鶴用高官(任神一魁為守備)厚祿所軟化，竟投降了楊鶴，並對農民軍反戈相向。雖然後來他識破敵人的陰謀，再次反正，但已成為農民軍的罪人。崇禎四年終於在寧塞被明兵所擊斃，餘部分散加入其他農民軍，僅剩下一萬餘人由紅軍友、李都司、杜三、楊老柴、豹五等率領，繼續與明軍作戰。
王左掛初起時，人數雖較多，但因組織不完善，指揮有錯誤，竟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僅於崇禎三年(1630年)初，攻韓城，破陽，據有清澗之華嚴寺，明軍窮追不及。但迫於明軍的強大攻勢，投降了洪承疇，以後他認識了錯誤，率軍再起，終於被洪承疇所殺害。
點燈子又名趙四兒，原為小知識分子。起義後，部隊發展到6000人，一度活躍於韓城、宜川、洛川，轉戰於黃河兩岸州縣，成為初起農民軍中一支堅強的隊伍。崇禎四年九月，同明軍曹文詔、艾萬年部一戰於河東，奪取了石樓縣(今山西石樓)；再戰於河西綏德州(今綏德縣)，擊斃明軍都司王世虎、守備王世忠，軍聲頗震。後因往來渡河，部隊疲勞，防地被敵軍襲破，點燈子英勇戰死。部隊分散加入其他農民軍，與明軍繼續作戰。
楊鶴自崇禎二年二月任職，至四年十月十一日被逮，擔任三邊總督兩年零八個月。崇禎二年(1629年)在兩次大戰中，損兵折將於河曲，望風奔潰於保安，聲威大降。朱由檢對他相當輕視。從此，他感到不但求剿不得，而且撫也不易。尤其是大部農民渡河入晉，導致了山西饑民群起響應。山西和陝西都變成了農民軍的地盤。楊鶴企圖推卸罪責，早日結束“剿”的局麵。楊鶴想出了一個偷梁換柱的辦法：“改剿為撫”，或“剿撫兼施”。他提出一套理論：“一麵真心招撫解散，一麵著實整兵備禦。果真解散，則兵徑可不用；倘仍鳩聚不散，則剿不得不立即繼之。”朱由檢開始承認“撫”。但是這個剛愎自用的皇帝，向來對部屬不負責。後來看到楊鶴的剿既無功，撫又無效(即旋撫旋叛)，開始指責楊鶴招撫僨事。加以禦史孫徽蘭把當時的謠傳，說成是楊鶴的招降布告和通告各州縣的命令，如“敢言殺賊者斬”，“縣不許設哨馬，城不許設守具”等語，上疏參劾楊鶴。朱由檢偏聽輕信，楊鶴被逮下詔獄。明軍的初次剿撫，便以失敗而告終。
這時，農民軍各部紛紛渡河入晉的有以下各部：
王自用(紫金泥)步馬八百，滿天星步馬五百，拓養坤(蠍子塊)步馬七百，馬守應(老回回)步馬一千，一字王(劉小山)步馬七百，邢管隊步馬六百，領兵王步馬五百，整齊王步馬四百，劉國能(闖塌天)步馬一千，惠登相(過天星)步馬六百，南營八大王步馬一千，西營八大王(張獻忠)步馬二百，不沾泥(張存孟)步馬五百，混世王步馬一千，亂世王步馬一千，八隊闖將(李自成)步馬七百，羅汝才(曹操)步馬四百，張飛步馬五百，九條龍步馬三百、五條龍步馬三百，賀雙全步馬三百，高總管步馬四百。(《懷陵流寇始終錄》卷4)以上共24家，人數共14萬多名，這是初渡河時的情況。以後加入的山西農民軍，增至數萬名，共推王自用為統帥，轉戰在山西各地。後來人數又擴大到16萬，稱為36營。
明與李自成朱仙鎮之戰
明崇禎十五年(1642年)，李自成率領農民起義軍在朱仙鎮(今河南開封西南)同明軍進行的作戰。
明朝末年，朝政腐敗，民不聊生。自明天啟七年(1627年)，陝西鬧饑荒，引發了明末農民大起義。農民起義軍流動作戰，明軍分頭圍剿。經過一係列激戰，出身於陝西米脂貧苦農民家庭的農民起義軍將領李自成所部，迅速發展成為起義軍的主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