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進民主主義討論政府規模為什麼越來越大這一問題，民主主義是指向再分配和“獎勵”的體製。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以後財政支出大幅增加，右派提出削減財政而執政，但卻無力削減財政。削減在財政中占有很大一部分的福利是一種自殺行為。在中國，雖然福利製度的曆史並不長，但是不同於經濟，發展速度還是處於較為緩慢的狀態。中國的相關福利製度正接受著來自各方麵嚴峻的挑戰，福利國家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混合的產物，為了彌補市場與資本主義的不足與缺陷，福利國家在市場經濟的框架體係內通過再分配收入進行調整。福利國家作為相互對立的價值和製度的混合體，從出現開始，就一直接受著來自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雙方的不同的批判。資本主義國家堅持認為福利國家效率低下、阻礙發展、使得工作公民勞動欲望大幅度減弱，造成惰性，以此來反對福利國家的過度發展，這種批評主要試圖將政治放置於經濟上，自由放任的經濟體係遭到了反對；另一方麵，資本主義福利國家在保護市場和財產權的同時，又對收入再分配追求，也確實有其局限性所在。
收入是決定公民們福利水平的重要因素，而收入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又是由教育決定的，一個人的教育投資越多，通常便意味著其教育水平往往更高，良好的學習能力培訓極大的提高了個人自身的能力水平與將來就業的價值，這也是許多人堅持教育支出應該包含在社會支出這一觀點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當今中國，許多家庭富裕的子女被送至國外，接受西方教育與培訓，其實對於中國的狀況來說，教育費用的支出給國家增添了相當大的經濟負擔，尤其中國作為當今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人口大國，由於教育可以提高就業機會進而拉動經濟，所以幾乎各國都將教育視為核心課題。作為自由主義福利國家的典型，美國大學生畢業的收入要比高中生高出將近90%；而福利國家的代名詞—瑞典的大學畢業生的收入差距不超過30%；中國完成大學本科教育的人收入要比普通高中畢業生高出大約60%。可見，教育是決定收入的重要變量之一，教育所需的公私投資於福利的關係必然是十分密切的，這在某一角度也從側麵告訴我們，中國未來的福利發展的確還有很大的潛在舞台和空間。
福利某種程度上來說是政治參與的產物，從極端角度來看，當參與率接近100%時，那麼政策就一定反映人們的訴求和需要。而且，“不平等的參與意味著不平等的影響力”，“代表和影響力的不平等不是隨機分布的，而是更有利於特權市民的，也就是說這種分布更有利於收入高、財產多、教育水平高的市民。”根據發達國家的一些經驗研究，投票率具有某種影響社會支出的效果。當它被排除到政治過程之外，人們對於社會經濟的理解就不能在政策中得到反映，這便形成了一種惡性的循環現象。中國的政治參與，主要體現出以下兩種特征：第一，高收入階層的政治參與度最高，而在世界上其他的國家，高收入者在政治上的參與也最為積極，比如美國的富人們非常關心國家的政治狀況。第二，參與者收入差別兩極化程度較高。在歐洲國家實施社會包容政策，政治過程容易造就出福利國家，與之相反，美國的政治參與則相對而言不太容易，製度上的特點抑製了投票率，這就導致低收入人群的政治訴求無法被清晰明確的表達，其結果就造成了沒有形成利於低收入人群的福利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