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曾國藩挺經新解（中）
·卷四·
明強
“明”者智也，“強”者勇也。“強”字自“明”出，智勇兼備，遭挫受辱氣不餒，所向披靡，挺經之要環也。識大千世界，智者能鑒人，強者能製人，機樞智圓，謀出不測，大智大勇，百折不撓也。此乃《挺經》之卷四，“明強”大法也。
“明強”法(上篇)
【原文】
三達德之首曰智。智即明也。古豪傑，動稱英雄。英即明也。明有二端：人見其近樓則所見遠矣，登山則所見更遠矣。精明者，譬如至微之物，以顯微鏡照之，則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又如粗糙之米，再舂則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則精白絕倫矣。高明由於天分，精明由於學問。吾兄弟忝居大家，天分均不甚高明，專賴學問以求精明。好問若買顯微之鏡，好學若舂上熟之米。總須心中極明，而後口中可斷。能明而斷謂之英斷，不明而斷謂之武斷。武斷自己之事，為害猶淺；武斷他人之事，招怨實深。惟謙退而不肯輕斷，最足養福。
【譯文】
“智、仁、勇”這三個達德中，排在首位的是智。智就是明。古往今來，那些才能出眾的人，常稱之為英雄。英就是明啊。所謂“明”有兩種：他人隻看到近前東西，我則可以看到極遠的東西，這叫高明。他人隻看到粗大的東西，我則可以看到精細的東西，這叫精明。所說的高明，好比是身在一室，所能看到的距離畢竟有限，登上高樓所能看到的就遠了，登上高山的話，看得就更遠了。所說的精明，好比是極為細微之物，用顯微鏡來觀察它，它就會放大一倍、十倍、百倍了。又比好是粗糙的米，搗兩遍的話，就可以把粗糠全部除去，搗上三遍、四遍，那麼它就精細白淨至極了。人是否高明取決於天賦，精明則有賴於後天方麵的學問。我曾氏兄弟如今僥幸居高位，天賦方麵算不上十分高明，全靠學問來求得精明。好問如同購置顯微鏡觀察事物，好學如同搗擊熟透了的米。總而言之，必須心裏了如指掌，然後才能說出自己的決斷。心裏明白再做決斷這叫英斷，心裏不明白就做出決斷，這叫武斷。對自己武斷的事情，產生的危害還不大；對他人武斷的事情，招致怨恨實在太深了。隻有謙虛退讓而不肯輕易決斷，才能保住自己的福份。
【事典】
曾國藩無時無處不在強調這挺經中的明強大法，同治二年(1863)七月一日，在給他弟弟曾國荃的信中寫道：
強字本是美德，我以前寄給你的信也講明強二字斷不可少。但是強字必須從明字做出，然後始終不屈不撓。如果對事情全不了解，一味蠻橫，等到別人用正確的道理進行駁斥，並用事情的實際後果來驗證，這時再俯首服輸，前倨後恭，這就是京師講的瞎鬧。我也並不是不要強，隻是因為見聞太少，看事不明不透，所以不敢輕於要強。再者，我們正處在鼎盛的時候，屬員在外，氣焰囂張，言語放肆，往往令人難以接近。我們如果一味強勁，不稍稍收斂抑製，那麼屬員仆從就會不鬧出大禍不止。
明強就是敢爭，當一種判斷確定後，曾國藩從不遷就他人的意見，有主見，敢鬥爭。他出山不久向清廷伸手要權的事，就頗能代表他的明強品格。
大約從鹹豐二年(1852)十二月出辦團練至鹹豐七年(1857)二月棄軍奔喪，這是曾國藩曆史上最為困難的時期。他事事草創，不斷碰壁，客軍虛懸，無權無位，兵微將寡，屢遭挫敗，既無太多的事可做，也無太多的錢養士。而對當時一般知識分子來說，充任曾國藩幕僚，雖有風險承擔，卻無看得見的實際利益可言。所以，所設辦事機構較少，辦事人員也不多。這一時期的軍政辦事機構主要有秘書處、營務處、審案局、發審局(所)、情報采編所。糧餉籌辦機構主要有行營糧台、嶽州轉運局、漢口轉運局、長沙後路糧台、南昌糧台和衡州勸捐總局、樟樹鎮勸捐總局、樟樹鎮餉鹽總局及其所屬分支機構。這一時期的幕僚多為至親好友、親朋子弟、降革人員和年輕有為的血性書生，如郭嵩燾、劉蓉、李元度、李瀚章、李沛蒼、程桓生等。
鹹豐七年(1857)二月四日，曾國藩的父親曾麟書病死在湖南湘鄉原籍。二月十一日，曾國藩在江西瑞州軍營得到父親的死耗後，哀毀悲痛之情無以自抑，“仆地欲絕”。十六日上《報丁父憂折》，不待清政府準假，就與曾國華從瑞州回籍奔喪。
按例軍營大員父母喪亡，應該先行奏請開缺守製，得到朝廷批準後，才能回籍奔喪。曾國藩這次卻不是這樣，他上奏的時間是二月十六日，脫離軍營奔喪回籍是二月二十一日，顯而易見，他奔喪回籍並沒有得到朝廷的批準，這種情況是少見的。但清政府念他犬馬之勞，二月二十七日給曾國藩賞假三月，在籍治喪，發給治喪費四百兩，以示恩寵，並命他於假滿後仍回江西軍營。然而，曾國藩要的是兵權，是部隊，而不是虛榮。他在《謝恩折》中發牢騷說：“數載從戎，過多功寡……自愧調度之無方，茲又遽遭大故。自職離營，方憂懼之交深，欲陳情而悚息。”奏折中的“欲陳情而悚息”，在示意清政府，他暫時不準備回江西軍營，其中有難言之隱。因而在奏折中要求開缺守製。但清政府仍然不準，一再敦促他重返江西前線督辦軍務，這便使他有些飄飄然、昏昏然起來，以為他與鹹豐帝抬價、講價的時機來到了。於是六月六日，曾國藩又上《曆陳辦事艱難仍懇終製折》，在這個奏折中，他和盤托出了他為什麼不願重回江西軍營、要求開缺在籍守製的理由。奏折的要點是：
按照定例軍營職位有空缺，先從在軍人員拔補。我所帶的湘軍，多是招募來的湘勇，不僅參將、遊擊、都司、守備以上無缺可補，即如把總外委也不能遞補實缺。武弁跟我出生入死數年，有的雖然保舉至二品、三品職銜，而充當哨長者，仍領哨長薪餉，充當隊目者，仍領隊目薪餉。一日告假，即時開除，終不得國家正規軍照綠營廉俸之例長遠支領。弁勇互生猜疑，徒有保舉之名，永不履任之實，長此以往，湘軍弁勇，難免“長生觖望”。
言外之意：我曆年在外，不敢奏調滿漢各營。各營官兵，實缺之將領太少，太少不足以相維，權位不足以相轄……雖居兵部堂官之位，事權反不如提鎮。“此辦事艱難之一端也”。
國家定製，各省文武升遷罷免之權，責成督撫。督撫的喜怒，關係到州縣官的榮辱進退。曾國藩辦理軍務，處處與地方官打交道，文武僚餉一事，諸如地丁漕折，勸捐抽厘，地方官從中阻撓。征收漕糧，百姓以浮收為苦。漕糧大事，循例由巡撫專主其事。身為客官，專辦兵營軍事，有勸捐擾民之實，而無能加惠百姓之事，“不敢越俎代謀，縱欲出一愷切說明之告示，以儆官邪，而慰民望，而身非地方大吏，州縣未必奉行，百姓亦終難信。此辦事艱難之一端也”。
曾國藩從幫辦湖南全省團練開始，就用木質關防，關防上所刻大字為“欽命幫辦團練查匪事務前任禮部右侍郎之關防。”鹹豐五年(1855)八月秋補缺，又換“欽差兵部右侍郎之關防”。自出征以來，得到皇上的命令，“皆係接奉廷寄，未經明降諭旨”。因此，外界譏嘲甚多，有人譏諷說“自請出征，不應支領官餉”；有人指責說“不應稱飲差”；有人說他曾經革職，不應專折奏事。歲月既久，關防屢換，往往被人“疑為偽造”。部將出差外省，外省地方官不予信任，對蓋有關之公文不予理會，甚者竟將湘部出差外省的官員關押，加以侮辱。如果現在再赴江西軍營，又須改刻關防，則勢必愈難取信於人。軍營官兵立功受獎，鹹豐六年(1856)所請“實官執照”，至今尚未領到。此外，文員之憑，武官之劄，皆由督撫專交曾營，常遲久而不到。“軍中之事，貴取信義如金石，迅速如雷霆，臣則勢有所不能，此辦事艱難之一端也。”
曾國藩仔細觀察局勢，認為“非位任巡撫，有察吏之權”，決不能治軍，決不能兼及籌餉。
曾國藩伸手向清政府要督撫的官位，並不僅僅為個人爭地位，主要是為湘軍爭權利，爭政治待遇。按照清朝的慣例，曾國藩帶的兵如此之多，作戰能力又遠較八旗、綠營為強，立下的軍功又如此之大，授予巡撫，功賞過薄，不足塞其欲壑，若授予總督，則軍政大權集於一身，又為朝廷所不甘。而恰在此時，胡林翼等已攻占了武昌，形成了高屋建瓴之勢，水陸師直搗九江。長江下遊方麵，自鹹豐七年四月何桂清接替怡良為兩江總督後，江南大營日有起色，正在進攻鎮江，捷報頻傳。所以清廷便決定將長江上遊戰事責成湖廣總督官文、湖北巡撫胡林翼，將下遊戰事、攻陷天京的希望寄托在何桂清與和春的身上。認為這樣處理，定操勝算。因此，斷然拒絕了曾國藩幹預朝廷用人大政，並撤銷了他兵部侍郎的職務，將他開缺在籍守製，削除了他的兵權。同時命署理湖北提督的楊嶽斌總統外江水師，惠潮喜道彭玉麟協同調度。這樣的結果，致使江西湘軍很快陷入了渙散狀態。後來，胡林翼雖然一度派李續宜等往江西統率湘軍陸師，依然無濟於事，而且李續賓、李續宜兄弟對清政府削除曾國藩的兵權也極為不滿，心懷退誌。
毫無疑問，曾國藩被削除兵權，瓦解了湘軍的鬥誌，渙散了湘軍的士氣，削弱了湘軍的戰鬥力，使江西湘軍陷入群龍無首的局麵。清軍的力量在消衰下去。如果這時太平天國的內部不發生楊韋事變等一係列大的變故，就能用兵長江上遊，重開湖北根據地。但是，鹹豐七年翼王石達開已決心出走，太平天國的軍事力量也在下降，這真是曆史的悲劇!
曾國藩被消除兵權後，盡管受到外界的譏評、嘲笑與責罵，卻獲得了全體湘軍官兵對他的同情與愛戴，使他在湘軍中的威望空前提高。七月，湘軍第一員大將李續賓致書曾國藩說：一旦攻克九江後，“或則皖省，或援豫章，先生不出，忠公(胡林翼)不來，續賓何敢獨行前往?雖有厚庵、楊嶽斌、彭玉麟同誌，而水陸路數不一，且不能谘商群帥，難言之情，願先生有以教之。先生帶我出山，仍當懇帶我歸裏”。
曾國藩人雖在湘鄉，然所部將領與他書劄仍往返不絕。可以說，除曾國藩外，別人指揮湘軍是難以得心應手的。如1857年春，督辦江西軍務的福興到瑞州軍營視師，湘軍諸將待以客帥之禮。因此福興回南昌後，上奏請征兵，並說“勇丁不可用”。可見“曾家軍”——湘軍，非一般督撫、將軍所能駕馭指揮的。這期間，在家鄉守製的曾國藩進入了人生的一個“反省調整期”。他和弟弟曾國華設立了家廟，每天黎明和晚上都跪倒在父親的牌位前，反省自己十幾年從政、治軍的得失，並回憶起父親曾麟書的每一次教誨。
曾國藩自被削去兵權後，無時無刻不在懷念他一手創辦起來的湘軍，“江右軍事，刻不去懷。”悔恨自己辦事“有初鮮終，此次又草草去職，致失物望，不無內疚”。每每想到這些，“夜間終不能酣睡，心中糾纏，時憶往來，愧惶憧擾，不能擺脫”。他在籍守製一共一年零三個月，在這段時間裏，他日夜在悔恨自己的去職失權，迫切期待著有朝一日，鹹豐帝命他重新走上前線，重掌湘軍。
自曾國藩離開江西後，由於石達開的分裂出走，直接削弱了江西太平軍的兵力與內部團結，因此，清政府方麵的軍事形勢始有所好轉，連續攻陷了瑞州、臨江、九江、建昌、撫州。但當時，分布在江西的湘軍派係很複雜，有王鑫遺部的張運蘭等部、江忠源係統的劉長佑等部，另外還有曾國藩係湘軍曾國荃、李元度、劉騰鶴等部。由於這些統兵將領，官位相埒，派係不同，互不統屬，各自為戰，缺乏統一的領導與指揮，因此，這些派係各異的湘、楚軍攻陷江西各府州縣後，將予解散乎?抑或由誰統率?這是清政府亟待解決的第一個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