鹹豐八年(1858)四月,湘軍水陸師攻陷九江後,移師鄂東,準備“東征”,進犯太平天國安徽省根據地。而安徽方麵,自石達開出走後,天王洪秀全將安徽省的軍事責交給陳玉成。陳玉成以安慶為大本營,以攻為守,親率所部數十萬人,經常楔入鄂東,進攻黃梅、黃安、蘄州、麻城、羅田等縣,其目的是“攻鄂保皖救潯”。陳玉成的軍事攻勢,使胡林翼指揮的湘、楚軍備多而力分,特別是湘軍水師,楊嶽斌與彭玉麟不和,外江水師與內湖水師貌合神離,隱伏挫敗的危機。

為此,胡林翼從鄂、贛軍事全局出發,於鹹豐七年(1857)九月二十六日上《起複水師統將以一事權並密陳進剿機宜疏》,試圖借此敦促朝廷起用曾國藩。他奏陳說:目前小池口、湖口相繼克複,早先陷入鄱陽湖的輕快水師已經衝入大江,與外江水師相會合。鄱陽湖水師前令道員彭玉麟統轄,與外江水師總統楊嶽斌原無芥蒂。惟水師萬餘人,江麵千裏,“若無總統大員節製調度”,則號令不一,心力不齊,終必危殆;且李續賓、楊嶽斌、彭玉麟等將領“嚴厲剛烈,落落寡合,亦非他省將帥所能調遣”。楊嶽斌、彭玉麟等經曾國藩“識拔於風塵之中,自湘潭出師以至今日,久已分為兩部。在該軍本無不和,而兩營弁勇,即有才力不相上下之勢。是該鎮、道勢又不能互為統轄”。

胡林翼的話很明白,湘軍水師行將分裂,湘軍水、陸將領非曾國藩難以指揮自如。他在奏疏的結論中提出:若許曾國藩“移孝作忠”,視師九江,即日督帶湘軍水陸師會合楚軍,將士一心,不難攻占九江,水陸東征安徽,直搗金陵。但清政府卻批複說:“克敵製勝之策,該署撫與官文、都興阿、楊載福(即楊嶽斌)等盡可商辦,正不必待曾國藩到楚方能定議。”清政府對曾國藩的猜忌已深,斷然拒絕了胡林翼的請求。

李秀成擊敗江南大營後,曾國藩終於有機會出山了。因為八旗兵已不可用。同時,曾國藩、胡林翼並對清政府關於東南的人事布局做了一番揣測。胡林翼說:“江、浙為倉庾根本,京師性命所係,然使泛泛以尋常辦理軍務之人前往,則事權不屬,功必不成。近十日中,必有十餘人奏請滌帥往援。林翼之意,必得地方之符乃可去,非此則不可去也。設滌帥去後,秋冬之間,賊必有三四十萬大股並力西犯。”後來,曾國藩聽說忠王李秀成略定蘇常,驚呼:“蘇常失守,杭州亦岌岌可危,東南大局決裂如此,不知尚有何術可以挽回……現奉寄諭,飭國藩往援蘇、常,蓋不知蘇、常已失也。鄙意楚軍刻不能救援下遊,且當竭三省全力,禦賊匪秋間之大舉,如能於秋間兩路大捷,然後有餘力兼謀下遊,目前實有不逮。”同時他對自己的出路,也做了一番猜測。他說:蘇、常失守,“目下浙江危急之至……東南大局,一旦瓦裂,皖北各軍,必有分援江、浙之命,非胡潤帥移督兩江,即餘往視師蘇州。二者苟有其一”,則進攻安徽的軍事布局,不能不有所變更。“餘則聽天由命,或皖北,或江南,無所不可。”曾國藩、胡林翼迫切希望他們兩人中能有一人出任兩江總督,以擴大湘係地盤。

而在決定兩江總督人選時,肅順的意見是至關重要的。肅順平素喜攬名流,“朝士如郭嵩燾、尹耕雲,舉人王闓運、高心夔輩皆出其門,采取言論,密以上陳”。他在鎮壓太平天國的用人問題上,反對祁春圃、彭蘊章的觀點,主張重用以胡林翼、曾國藩為首的湘係人物,“平時與座客談論,常心折曾文正公之識量,胡文忠之才略。”蘇、常失陷後,何桂清以棄城獲罪,鹹豐帝欲用胡林翼總督兩江。但肅順說:“胡林翼在湖北舉措盡善,未可挪動,不如曾國藩督兩江,則上、下遊俱得人矣。”上曰:“善”。遂如其議。鹹豐十年(1860)四月十三日,李秀成攻克蘇州。十九日,清政府以曾國藩署兩江總督,著統率所部兵勇,取道皖南,恢複東南。七月上旬,又實授曾國藩為兩江總督,並命令為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所有大江南北水陸各軍均歸其節製。又將楊嶽斌、彭玉麟統率的湘軍水師撥歸曾國藩節製調遣。

任命曾國藩總督兩江督辦江南軍務,對曾國藩與湘軍將領鼓舞很大。胡林翼得到曾國藩署理兩江總督的消息後,亦“氣息為之一壯,耳目為之一明”。後來,胡林翼又得知曾國藩被任命為欽差大臣,並實授為兩江總督,所有大江南北水陸各軍悉歸其節製後,興奮地說:“滌帥實授兩江總督,殆如國相司馬之氣象。誠明之至,上感九閽,軍氣孔揚。”不過曾國藩總督兩江後,卻是喜、憂參半。喜的是長期受壓抑,現在總算熬出了頭,得到了清政府的信任與重用,全軍歡欣鼓舞,“或者數年抑塞之氣,至是將暢然大舒乎”。憂的是太平軍占有蘇南,天京與蘇、常聯成一片,聲勢重振,力量倍增,杭州、皖南岌岌可危,東南大局“糜爛”,命他為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無異要他火中取栗。他在家書中也道出了他的這種複雜心情。他說:“擔此巨任,深以為懼。若如陸(陸建瀛)、何二公之前轍,則讓我父母蒙受羞辱,即使兄弟子侄亦將為人看輕。禍福倚伏之機,竟不知有什麼為可喜也。默觀近日之吏治、人心及各省之督撫將帥,天下似無戡定之理。吾惟以一勤字報吾君……但守一勤字,終日勞苦,以稍分聖上之憂。”在理學思想的指導下,“吾欲行仁義於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維護腐朽的封建統治,是他的絕對信條。他明知政治敗壞,民不聊生,“天下似無戡定之理”,卻無動於衷,仍然要一拚到底。

【點評】

從出山的第一天起,曾國藩就立定了一個誌向:“一不要錢,二不怕死。”不要錢,就戒除了私心;不怕死,就斷絕了後路。能做到這兩點,就可稱智且勇,一個人就會英氣勃發,氣吞山河,壯誌淩雲。

蔡鍔認為,明強有狹義與廣義之分,急遽與持續之別。暴虎逢河,死而無悔,臨難不苟,義不反顧,這是狹義的急遽的明強;成敗利鈍,非所逆睹,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是廣義的持續的明強。

死,人人都怕,但天下確有不怕死的人,關鍵是要死得其所,胡林翼就曾說:“膽量人人都小,英雄隻不過是平日膽小,臨時膽大而已。”湘軍是一支由文人組建起來的軍隊,而文人的特點就是思慮過多,貪生怕死。曾國藩想練就一支艱難百戰的勁旅,就必須首先喚發出其將士的豪氣與英姿。因此,他在挑選將官的時候,主要考察他是否明強,血性方剛。

北宋時期,王安石以“三不畏”的精神,銳意實行改革,也是明強的典型事例。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父親王益,任都官員外郎。王安石在少年時代就喜好讀書,詩書一經他過目便終身不忘,他作文章落筆如飛,初看他似乎漫不經心,寫完後,讀過的人都佩服他文章的精彩絕妙。王安石考中進士後,名列上等,任簽書淮南判官職。按照舊製度的規定,任職期滿,準許呈獻文章請求投考館閣的職位,但王安石卻沒有這樣做,他隻是到鄞縣做了名知縣,後調任舒州通判。當時文彥博做宰相,他以王安石淡於名利而向朝廷推薦,請求對他越級進用,以遏止追名逐利的風氣。不久,朝廷讓王安石參加館閣職位的考試,他卻謝絕應試。歐陽修推薦他為諫官,他也以祖母年老為由辭謝不任。後調他到江東擔任提點刑獄,仁宗嘉右三年(1058),又入京任度主判官。

王安石的議論高深新奇,能以辨析和旁征博引來增強自己看法的說服力,他果敢地按自己的見解來處理問題,有慷慨奮行、矯正世風、改變世俗的誌向。為此他向仁宗上了萬言書,他認為,如今天下的財力日益困乏窮盡,風俗日益衰弱敗壞,問題的症結在於不知道法規、不效法先王政令的緣故。效法先王的政令,主要是效法政令的主要精神。隻有遵循它的主要精神,那麼所推行的更改變革,才能被天下人認為合乎先王的政令而欣然接受。自古以來的太平治世,從未曾因財物的不充足而成為國家的憂患的。憂患倒在於治理財政沒有把握它的規律。皇帝不能長久地依賴上天的厚賜,而要有一旦出現災患的憂慮。但願皇帝能明察朝中得過且過、因循守舊的弊病,明文詔令大臣,逐漸克服弊病,以期迎合當世變化的形勢。這裏所講的一切,流於頹廢、萎靡、世俗的人是不會說的,而議論朝政的人又以為是不切實際的老調重彈。後來王安石治理國家,他所執行的政策措施,大體上都根據如上所書。

王安石本是楚地的士子,在朝中並不知名,因為韓、呂二族是當時的世家大族,所以他想憑借他們的力量來取得別人的重視。於是就和韓絳、韓維兄弟,及呂公著加深交往,而這三人也著意稱道讚揚他,王安石的聲名開始顯著起來。

神宗在穎王府時,韓維曾是他的記室,當他升為太子庶子時,又推薦王安石替代他任記室之職。這樣,神宗很想見到王安石,於是他剛一即位,就任命王安石為江寧知府。幾個月後,又召回京師任翰林學士兼侍講。一次,神宗問王安石治理國家首先要做的事是什麼,王安石答道:“首先應該選擇治理的方法。”皇帝說:“唐太宗怎麼樣?”王安石答道:“陛下應當效法堯、舜,為什麼要以唐太宗為榜樣呢?堯、舜的治國之道,極其簡明而不繁複,極其扼要而不空泛,極其容易而不繁雜,但後世的學者不能全盤通曉,所以認為高不可及。”皇帝說:“你這可以說是以難題來要求我了,我感到自身渺小,恐怕無法與你的厚意相符了。你要全心全意輔佐我,希望我們能共同來完成這個事業。”

熙寧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升任參知政事。一日,神宗對他說:“很多人都不了解你,以為你隻知道經學,不通曉世上實際事務。”王安石答道:“經學正是用來治理世上的實事的,但後世所謂講經學的讀書人,大抵都是平庸之輩,所以世俗都認為經學不可以施行到事務上!”神宗問:“那麼最先施行的該是什麼呢?”王安石說:“改變風俗,建立法規,這是眼下的當務之急。”神宗認為確是這樣,於是設立了製置三司的條例司,任命王安石與樞密院事陳升之共同主持。王安石又令呂惠卿負責條例司的日常事務。不久,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等法陸續興立,稱為新法,王安石又先後派出提舉官四十多人,將新法頒行於天下。

舊史評價說,王安石性格堅強剛愎,遇到事情不管可與否,都固執己見。在議論變法時,在朝廷百官全部持不可變法觀點情況下,王安石附會經義,提出了自己的各種主張,辯論起來動輒數百言,眾人皆不能使他屈服。他甚至說:“天變不足以畏懼,祖宗不足以效法,人們的議論不足以顧忌憂慮。”這段話顯然有失公允,但也透視出王安石性格中的剛烈之風。

“明強”(中篇)

【原文】

擔當大事,全在明強二字。《中庸》學、問、思、辨、行五者,其要歸於愚必明,柔必強。凡事非氣不舉,非剛不濟,即修身養家,亦須以明強為本。難禁風浪四字譬還,甚好甚慰。古來豪傑皆以此四字為大忌。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無剛四字為大恥。故男兒自立,必須有倔強之氣。惟數萬人困於堅城之下,最易暗銷銳氣。弟能養數萬人之剛氣而久不銷損,此是過人之處,更宜從此加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