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思想對中國古代兵家與兵學家影響很大。可以說絕大部分兵學著作都作此判斷，包括竭力主張正義戰爭的人們。如《尉繚子·武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呂氏春秋·論威》：“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舉凶器，行凶德，猶不得已也。”《三略·下略》：“夫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諸葛亮說：“兵者凶器，戰者危事。”曹操說：“兵者凶事，不可為首。”《劉子》：“夫兵者凶器，財用之蠹，而民之殘也。”唐太宗《帝範》：“夫兵甲者，國家凶器也。”《太白陰經·善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國家凶器也。”《百戰奇略·好戰》也說：“夫兵，凶器也，戰者逆德也，實不獲已(即萬不得已)而用之。”等等。
戰爭是力量的比賽，是大量消耗人力物力的場所。事實證明，戰爭發動者的欲望和目標一旦超過了自己的承受量，失敗的結局是難以避免的。
窮兵黷武，不僅會造成財殫力竭的經濟危機，而且還會造成生靈塗炭、民怨沸騰的政治危機。所以，《孫子兵法》開章就講：“兵者，國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孫子兵法·火攻篇》中還鄭重提出，國軍不可憑一時惱怒而興兵打仗，將帥不可憑一時的怨憤而與敵交鋒。符合國家利益就行動，不符合國家利益就停止。人的感情可以由怒變喜，而國家滅亡了難以再複，人死了不能再生。所以，對待戰爭問題必須慎重決策。
在複雜的國際局勢中，力量形成了互相牽製的聯係之網。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一個不慎的軍事行動，常會引起連鎖反應。軍事決策者要善於瞻前顧後，進攻的計劃應當同時包含著退卻的方案；爭利於此同時要想到是否會失利於彼。
《列子》中有一則寓言講道：春秋時期，晉文公率軍去進攻衛國。途中，有個叫公子鋤的人仰麵大笑。晉文公問他笑什麼，他說：有一個鄰人送他妻子回娘家，在路上遇見一個采桑的女子長得很漂亮，便微笑著向人家搭話。待他猛然回頭，卻見另一個男人正在向他的妻子招手呢。晉文公領悟了公子鋤的意思，立即停止進兵，帶領人馬回返。還未到家，就發現有人正在攻打他的北部邊疆。
力量消長反映著戰爭發展的勝負趨勢。然而，好戰者的欲望大於能量，在這個特性的刺激下，就必然產生錯誤的力量對比和力量分析。
“詭道”法(下篇)【原文】
練兵如八股家之揣摩，隻要有百篇爛熟之文，則布局立意，常有熟徑可尋，而腔調亦左右逢源。凡讀文太多，而實無心得者，必不能文者也。用兵亦宜有簡練之營，有純熟之將領，陣法不可貪多而無實。
此時自治毫無把握，遽求成效，則氣浮而乏，內心不可不察。進兵須由自己作主，不可因他人之言而受其牽製。非特進兵為然，即尋常出隊開仗亦不可受人牽製。應戰時，雖他營不願而我營亦必接戰；不應戰時，雖他營催促，我亦且持重不進。若彼此皆牽率出隊，視用兵為應酬之文，則不複能出奇製勝矣。
【譯文】
練兵如八股家的思維，隻要有百篇爛熟的文章，那麼結構、立意，常有熟路可尋，腔調也會左右逢源。凡是讀文太多，實際上無心得的人，必然是不能作文的人。用兵也應該有簡練的軍營，有純熟的將領，陣法不可貪多而無實。
這種時候自己整治是毫無把握的，立刻追求成效，就會誌氣上浮而感困乏，弟心中不可不明白這一點。進兵必須由自己作主，不可由於有他人的言論而受到牽製。不但進兵是這樣，連平常出兵開仗也不能受人牽製。應作戰時，即使別的營壘不願出戰而我的營壘也一定要接戰，不應交戰時，即使其他營壘催促，我營也暫且持重而不進兵。如果彼此都牽連出兵，把用兵看成為寫應酬文章，那就不再能出奇製勝了。
【事典】
用兵從大處著眼，即今天所說的具有戰略眼光。用兵貴於審形勢、度緩急，顧全局而不計小利，規遠大而不圖近功。曾國藩用兵主張高屋建瓴、審時度勢、通觀全局。他批評向榮說：“中外皆稱向兵為天子勁旅，而餘不甚以為然者，以其不能從大處落墨，空處著筆也。”他並告誡曾國荃：“兵事宜從大處分清界限，不宜從小處剖析微芒。”
鹹豐五年(1855)，正當曾國藩受困江西時，兩廣天地會進攻湖南，湖南巡撫駱秉章向朝廷奏請江西羅澤南一軍回湘助剿，羅澤南向曾國藩獻策，認為以當時形勢而論，必力爭武漢而後可保全鄰省，不力挽大局，桑梓之邦亦終無獨全之理。羅澤南遂授武漢。數年後，曾國藩在攻打天京時，憶及此事，對羅澤南此舉十分佩服，勸曾國荃樹立審遠勢、規全局的眼光。他說：“鹹豐五年(1855)，餘率水師駐紮南康，誌在攻破湖口一關，五、六兩年 不能攻破。……羅羅山於五年八月至南康、湖口一看，知其不足以圖功，即決然舍我而去，另剿湖北。其時有識者皆佩服羅山用兵識時務，能取遠勢。餘雖私怨羅山之棄餘而它往，而亦未嚐不服其行軍有伸、有縮、有開、有合也。……此次餘苦口之言，望弟與季弟(按：曾貞幹)審度行之，即日退紮金柱、蕪湖，分五千人至灣、西河助剿，所以救鮑(鮑超)，好所以求張(張運蘭)，即所以保全局而救阿兄也。”
曾國藩熟讀兵書，又具有長期作戰的經驗教訓。但他並不因循舊法，拘泥書本，而主張擇善而從，靈活變通，從戰爭實際出發用兵。他說：“用兵之道，隨地形賊勢而變焉者也。初無一定之規、可泥之法。或古人著績之事，後人效之而無功；或今日製勝之方，異日狃之而反敗。唯知陳跡之不可狃，獨見之不恃，隨處擇善而從，庶可常行無弊。”
鹹豐十一年(1861)三月，太平軍侍王李世賢率大軍與左宗棠部戰於江西樂平，為左所敗。左氏專函向曾國藩述及此次戰事情況，曾國藩對其部署十分讚賞。次年，曾國荃率部攻打天京，曾國藩特將左氏原函寄曾國荃。但信中說：“左季帥在樂平之戰在善於審蓄機，……兵無常法，弟不可泥左之法以為法，拘左之機以為機，然亦可資參采。”對於古人論兵成法，曾國藩也不迷信。
他甚至說：“久處兵間，……即於古人論兵成法亦千百中而無什一合於私心。既深自愧歎，又因此頗疑古人之書皆裝飾成文而不可盡信。”曾國藩自撰《陸軍得勝歌》曉喻湘軍將士，於紮營、打仗、行軍、紀律、軍器、演操等方麵概括無遺，通俗簡明，切實可用。但他自己說：“《陸軍得勝歌》不敢繩以古人之法，就吾輩今日所能行者為之。”
又，曾國藩書劄中載記，吳退庵擬募2500人，從《廿三史》中鉤稽古代用兵之法“為治軍藍本”。曾國藩極力反對，他對李元度述及此事時說：“《廿三史》除班、馬外，皆文人以意為之，不知甲仗為何物，戰陣為何事，浮詞偽語，隨意編造，斷不可信。仆於《通鑒》中之不可信者皆用筆記出矣。退庵若以編輯《廿三史》成書為盡棄故紙，專從事於點名看操，查牆子諸事也。”
曾國藩宣稱“古人兵書皆裝飾成法”，《廿三史》關於陣戰之事“皆浮詞偽語，隨意編造”。這固然表現出他的狂妄，但也可說明了一點——他對古代兵、史書記載的做法不迷信、不盲從，而主張從戰爭實際中摸索、掌握用兵的方法和戰爭的規律。故他說：“‘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足以包括古今兵書。”依他自己的解釋，“臨事而懼”，指戒驕氣；“好謀而成”，指無時無事不謀，多謀善斷。這說明了曾國藩帶兵打仗從實際出發的態度。
【點評】
戰爭雖講“詭道”，但更主要的是不拘成法，最終以力量優劣定勝負。
《孫子兵法》說：“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就是創造條件，使自己不被敵方戰勝，等待時機成熟，然後發起進攻，將對方擊潰。曹操評論這一戰術原則是“自修理以待敵之虛懈”曾氏關於主客的用兵方法，就是孫子這一原則的運用。
蔡鍔認為這一戰術為“攻勢防禦”，是一種“因時製宜”之法。他對此評論說：“曾、胡(林翼)論兵極重主客之見。隻知守則為主之利，不知守反為客之害。蓋因其時所對之敵，並無節製之師，精練之卒，且其人數倍於我，其兵器未如今日之發達，又無騎、炮兵之編製，耳目不靈，攻擊力量薄弱，故戰術偏重於攻勢防禦，蓋亦因時製宜之法。”
戰國時期，趙國大將李牧長期駐守雁門郡，以防匈奴侵襲。他視情況而設置官吏，收取的 租稅全部納入幕府，充作士卒的生活開支，每天都宰幾頭牛犒賞士卒。他指揮士卒練習騎馬射箭，不輕易燃點烽火，大量使用間諜。之後，他與將士約法三章：“如果匈奴前來擄搶，你們應立即回來保衛營寨，如果有人敢於捕獲匈奴，就斬了他。”匈奴每次入侵擄搶時，李牧的部下立即集合，堅守營壘，不與匈奴交鋒。這樣堅持了幾年，並無什麼損失。然而，匈奴卻以為李牧怯弱，甚至於趙國的邊防部隊也以為自己的將領懦弱無能。趙王責怪李牧，李牧依然如故。於是，趙王召回李牧，另行派人接替他統領邊防部隊。此後一年多裏，匈奴每次入侵，趙軍都出擊迎戰，但屢屢失利，損失慘重，邊境也無法耕種、放牧。
於是，趙王又請李牧出山，李牧假托有病，閉門不出。趙王便再次強行起用他，讓他帶兵戍邊。李牧說：“您如果任用我，保證讓我像以前那樣，才敢接受您的任命。”趙王答應了他的要求，李牧便前往雁門郡，到達之後，仍像以前那樣管理部隊。匈奴每次入侵時都撈不到什麼，卻總認為李牧怯弱。邊防上的士兵每天都得到賞賜，而李牧卻不讓他們作戰，可士卒們都願意與敵人拚一死戰。於是，李牧便配備經過選揀的戰車，共計一千三百輛；選揀了戰馬，共一萬三千匹，挑選了勇猛頑強的士卒五萬人、弓箭手十萬人，都將他們集中起來進行戰前訓練。同時，他還讓邊民大量放牧，以至於農民漫山遍野。
一天，匈奴入侵時，他假裝失敗，而不取勝，並扔下幾千人不管。單於聽說後，便率領大批人馬前來侵犯。李牧布下了大量奇陣，出動左右兩翼迎擊，大破匈奴。殺死匈奴十多萬人馬，單於落荒而逃。此後十多年裏，匈奴不敢犯趙國邊境。
這樣佯弱誘敵，能而示之不能的戰術古已有之，而且代代相傳，屢用屢驗，一次又一次地顯示了無窮的魅力。《三國演義》第五十一回有這樣的描寫：周瑜使潘璋迎戰曹仁，但“未及交鋒，周瑜忽大叫一聲，口中噴血，墜於馬下”。當程普問其安危時，周瑜說這是佯弱誘敵，並命間諜“說吾已死”。曹仁得知消息後，趕緊發兵攻打東吳。未到寨門，“情知中計，急忙退軍。四下炮聲齊發，……曹兵大敗”。
公元前260年，處於弱勢的趙國攻打強大的秦國，秦軍大將白起根據當時的軍事態勢及地理位置，決定先將趙軍引出，然後再聚殲之。因而在交戰之初，白起幾次佯敗，能而示之不能。果然，趙軍首領趙括驕氣衝天，揮師直前，主動走進白起的埋伏圈，白起遂派騎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舉全殲趙軍。這樣的戰例，我們還可舉出隋大業十年(614)王世充“羸形示弱”大破孟讓、開皇八年(588)賀若弼用少量破船示弱全殲陳軍等等。
縱觀以上李牧佯弱誘敵等戰例，我們或許由衷地感歎“能而示之不能”這一佯弱誘敵戰術的奇妙之處，也許對成功地運用了這一戰術的曆代名將嘖嘖稱讚。但與此同時，我們必須認識到，這種能而示之不能的戰術並非每個人都能用好。這是因為，運用這一戰術者，必須具備良好的心理素質。首先，運用這一戰術必須沉著冷靜。如果一見敵人入侵，便激怒，便迎戰，縱然兵力強大，亦難保不負於敵人。這就是所謂怒則亂謀。
其次，運用這一戰術者決不可求利心切。如果自恃兵強馬壯，見敵人攻來，便急於求勝建功，恐怕多有敗績。另外，能成功地利用這一戰術者必然是真正的強者，真正的智者。隻有真正的強者與智者才不在乎敵手的傲視與小覷，相反，甚至還要主動地驕縱敵人，樂於做敵人眼中的“弱者”與“懦夫”。本篇中的李牧可謂這方麵的典型。敵人小覷，他不在乎；部下誤解，他不介意；國王生氣，罷他的官，他仍無所謂。為了戰勝敵人，他甘願做“怯弱者”。正因為他一“怯”再“怯”，才擊敗了匈奴，才保證“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犯趙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