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以來，幾乎所有兵家與兵學家在對將帥作用問題的評價上都是一致的。如漢高祖劉邦從戰爭實踐中得出結論說：“置將不善，一敗塗地。”《三略·上略》說：“將無慮，則謀士去。將無勇，則吏士恐。將妄動，則軍不重。將遷怒，則一軍懼。”“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功臣倦。將專己，則下歸咎。將自伐，則下少功。將信讒，則眾心離。將貪財，則奸不禁。將內顧，則士座淫。”“將泄謀，則軍無；外窺內，則禍不製。”
因此，將帥對全軍的建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它說：“夫將者，國之命也。將能製勝，則國家安定。”諸葛亮繼承前人的觀點，從軍隊、戰爭同國家政治的關係角度指出：“國以軍為輔，君以臣為佐。輔強則國安，輔弱則國危，在於所任之將也。”“夫將者，人命之所懸也，成敗之所係也，禍福之所依也。”曹操在用兵關中戰後講評時指出：主帥在戰爭中的統一指揮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統屬不一，軍隊再多也不頂用。所以他說：“軍無適主，一舉可滅。”晉《抱樸子》說：“大將，民之司命，社稷存亡是乎在。”《劉子》在講了“兵者凶器，財用之束蠹，而民之殘”之後說：“夫將者，國之安危之主，民之司命，不可不重。”唐朝名臣陸贄說：“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將非其人者，兵雖眾不足恃”。唐朝另一名臣魏元忠也說：“兵者王之大事，存亡係焉。將非其任，則殄人滅國。”宋朝的歐陽修指出：“用兵之要，在先擇於將臣。”王安石亦指出：“有將帥，則不患民兵不力用矣。”
元朝名臣趙天麟認為，戰爭是關係國家安危之大事，將帥的選擇必須慎之又慎，說：“將軍者，國家之爪牙，人命之關係，尤不可不慎選也。”《明經世文編》從國家、軍隊、將帥三者之間的關係考慮，指出“國之所恃者兵，兵之所賴者將。將得其人，則兵無不精。兵無不精，則國威自振，而寇虜之患自平矣。”它突出將帥對治軍與用兵的作用。《投筆膚談》繼承前人觀點，認為“將國之安危，三軍司命，而與勁敵為對，勝則生存，敗則死亡”，故“三軍之勢，莫重於將”。清唐甄《潛書》在評價袁崇煥、孫傳庭、盧象升時也講：“此三人者，皆良將，國之寶也。”
中國古代兵家曆來十分重視將帥的表率作用，把它看成是穩定軍心、鼓舞士氣的重要原則之一。
將帥表率的內容涉及各個方麵。主要的有以下幾點：
一是至公無私，清廉律己。
這主要是說，在處理公與私、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問題上，將帥自己要品行端正，一心為國，廉潔奉公，光明正直。要“廉於財，節於色，疏於酒，持身以禮，奉上以忠”。不貪圖財物，不荒淫酒色，“臨財之際，均分義讓”，俘獲敵方的婦女不據為己用。將帥隻有自己品行端正，才能在軍隊裏有崇高的威信，才能對士兵嚴格軍紀，振作士氣。正如康熙帝所言：“封疆文武大吏，當用兵征剿時，固在智勇兼優，亦重清廉律己。”
二是安危必同，生死與共。
將帥必須和士兵同吃、同住、同穿、同行，同甘苦、共患難、同安危、共生死，絕不搞特殊化，危險之處自己以身先人，這是獲得士兵愛戴擁護的重要條件。將帥如能真正做到這些，士兵們在臨陣時就能舍生忘死，“其兵為天下雄”。誠如《吳子·治兵》所說，將帥如能以身作則，與士兵同甘共苦，“與之安，與之危，其眾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尉繚子·戰威》中說：“夫勤勞之師，將必先己。故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勞逸必以身同之。如此，則師雖久不老、不弊。”我國絕大部分兵經如《孫臏兵法》、《六韜》、《三略》、《淮南子》、《潛夫論》、《將苑》、《劉子》、《虎鈐經》、《陣紀》、《紀效新書》、《百戰奇略》、《草廬經略》等等著作裏都作了同樣的論述。
三是功勞歸眾，失誤歸己。
正確處理是非功過問題是將帥之間能否搞好團結、將帥能否獲得廣大士兵信任與支持的重要問題。如果把一切功勞歸於自己，把一切錯誤推給別人，勢必喪失兵心士心，一次之後就很難激發起將士舍生忘死的士氣。將帥隻有功勞歸於大家，發生錯誤時自己勇於承當責任，才能獲得軍心士心的衷心擁護，士氣不老不廢。
把功勞歸於將士群眾，把過失歸於個人自己，是我國古代兵家一貫倡導的優良政治道德傳統，是我國良將的優良道德作風。《周易·謙》已講：“勞謙，君子有終，吉。”說自己有功勞，但不自誇。 君子之事有終，吉。《尚書·湯誥》記載：商湯就曾經說過，“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指出民之有罪，實際上是君之所為，所以應由他個人負責。《尚書·盤庚》記載，盤庚曾說：“邦之臧，惟汝眾；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意指國家好是大家的功勞；國家治理不好，是我個人的責任。商湯伐桀是公元前1766年的事了，盤庚距今也已有三千餘年。這說明有功歸眾、有過歸己的思想是多麼久遠。
有功歸眾，有過歸己，這一思想在後學著作裏講得特別清楚。如《司馬法·嚴位》指出：“凡戰，勝則與眾分善，……若使不勝，取過在己。”“自予以不循，爭賢以為人，悅其心，效其力”。這意思就是說，凡是作戰，勝利了就要同眾人分享榮譽；假如沒有取勝，就要把錯誤歸於自己。自己承擔錯誤，把榮譽讓給別人，就能使士卒悅服，樂於效力。《管子·小稱》指出：“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即過失歸咎於己，功勞歸於大家 。《三略》語：將帥應“得而勿有”，即勝利了不要歸功於己；“為者則己，有者則士。”即勝利的決策雖是自己所出，但所得的功勞應於戰士。《將苑》也說：“有難則以身先之，有功則以身後之。”
中國曆史上這一推功攬過的高尚政治道德思想，培養出不少道德高尚的將帥。如西漢名將李廣在征匈奴時迷失道路，耽誤了會戰，主帥衛青要追究他部下的責任，當時他就挺身而出，說諸將無罪，是我自己迷失道路，我去領罪。東漢名將馮異在戰爭勝利評功時，其他將領都在為自己評功擺好，而他卻獨自一人躲在大樹之下，不誇自己的功績，因而人們稱他為“大樹將軍”，傳為佳話。明將戚繼光在平倭戰爭中取得巨大的勝利，就親自向朝廷寫報告要求給廣大戰士獎賞和撫恤陣亡將士。他說：“夫冒朝廷之賞而逾其分，臣之所大懼也；掩眾人之功為己有，臣之所不為也。”“貪人之功不義，掩下之勞不仁，失士心而僨(失敗之意)邊事於君曰不忠。臣何人斯?敢避矜伐之小嫌而蹈不仁不義不忠之大罪乎?”這種不貪人之功為己有的精神是戚繼光深得士心將心、贏得士兵愛戴的重要條件。
“詭道”法(中篇)
【原文】
兵者，陰事也，哀戚之意，如臨親喪，肅敬之心，如承大祭，庶為近之。今以羊牛犬豕而就屠烹，見其悲啼於割剝之頃，宛轉於刀俎之間，仁者將有所不忍，況以人命為浪博輕擲之物。無論其敗喪也，即使幸勝，而死傷相望，斷頭洞胸，折臂失足，血肉狼藉，日陳吾前，哀矜不遑，喜於何有?故軍中不宜有歡欣之象，有歡欣之象者，無論或為悅，或為驕盈，終歸於敗而已矣。田單之在即墨，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此所以破燕也；及其攻狄也，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魯仲連策其必不勝，兵事之宜慘戚，不宜歡欣，亦明矣。
【譯文】
用兵是一種冷酷的事情，有哀憐痛惜之意，如喪親人，肅穆之心應與祭奠儀式相同。如今殺羊牛狗豬，見到嚎叫刀割之時，很快就上了肉案，仁慈的人不忍看，何況以人命來相搏殺的爭戰之事了。無論是失敗的，勝利的，看到死的死，傷的傷，斷頭斷胸，失臂傷足，血肉模糊，每日放在人前，哀戚有餘，有什麼可歡喜的呢?所以，軍隊中不應有歡樂景象。有歡樂之象，無論是喜悅還是驕傲，一定要失敗的。田單在即墨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兵沒有生氣，因此被燕所破，攻狄時旌旗鮮明，馳騁在淄澠之地，有生的歡樂，沒有死的心意，因此魯仲連用策也不能取勝。用兵之事應哀憐痛惜，不應有歡欣之象，才是明智的。
【事典】
曾國藩深諳“兵者，陰事”的道理，對行軍打仗本不在行的書生而言，他每臨戰陣，多以失敗告終。但他注意總結教訓，而且注意民心的作用，嚴格約束部將。
曾國藩為了把湘軍訓練成為一支勁旅，一支有膽有技、能征善戰的子弟兵，是不吝花費心血的。曾國藩將湘軍的訓練分為訓教與操練兩種，而以訓教為根本，特別注重思想性的教育。
湘軍的訓教，沒有製成明文頒布，但在曾國藩所著的《勸訓練以禦寇》中有反映。他寫到：
禁嫖賭，戒遊惰，慎言語，敬尊長，此父兄教子弟之家規也。為營官者，待兵勇如子弟，使人人學好，個個成名，則眾勇感之矣。
曾國藩以理學家的身份創立湘軍，為此他十分重視義理之教在湘軍中的作用。王守仁曾說過“破山中之賊易，破心中之賊難”的話，曾國藩遂將此一思想運用於治軍上，則可理解為，重視“操練”就是“破山中之賊”的功夫；“訓教”則是“破心中之賊”的功夫。因為“破心中之賊難”所以對於訓教必須下苦功夫。如何訓教，曾國藩將其分為兩個方麵，即官兵與兵民。在官兵方麵，他強調以義理來帶兵。
在湘軍中，倡導將領以父兄般對待教導士兵，士兵也就視將領為父兄，加之湘軍中客觀存在的親黨鄰裏的血緣和地緣關係，每每在訓教後，均收到勇丁感動得五體投地的效果。
曾國藩十分重視湘軍的紀律教育，力爭以湘軍形象改變老百姓心目中“兵不如匪”的看法。曾國藩說：“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練成一旅，秋毫無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每逢三八操演，集諸勇而教之，反複開說至千百語，但令其無擾百姓。自四月以後，間令塔將傳喚營官，一同操演，亦不過令弁兵前來，聽我教語。每次與諸弁兵講說至一時數刻之久，雖不敢雲說法點頑石之頭，亦誠欲以苦口滴杜鵑之血。……國藩之為此，蓋欲感動一二，冀其不擾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賊匪之恥，而稍變武弁漫無紀律之態”。目的在於，要在精神上喚起兵勇的自覺，以對抗太平軍。曾國藩苦口婆心，開誠布公，勸導士兵嚴守紀律，愛護百姓。
對湘軍的操練，曾國藩強調勤與熟。他將湘軍營規定為《日夜常課之規》七條：
一、五更三點皆起，派三成隊站牆子一次。放醒炮，聞鑼聲則散。
二、黎明演早操一次，營官看親兵之操，或幫辦代看。哨官看本哨之操。
三、午刻點名一次，親兵由營官點，或幫辦代點。各哨由哨長點。
四、日斜時，演操一次，與黎明早操同。
五、燈時，派三成隊站牆一次，放定更炮，聞鑼聲則散。
六、 二更前點名一次，與午刻點名一次。計每日夜共站牆子兩次，點名二次，看操二次。此外營官點全營之名，看全營之操無定期，約每月四，五次。
七、每次派一成隊站牆，唱更，每更一人輪流替換。如離賊甚近，則派二成隊，每更二人輪流替換。若但傳令箭而不唱老，謂之暗令。仍派哨長、親兵等常常稽查。
曾國藩對湘軍日夜課程的七條規定，就是要突出一個“勤”字，使士兵在營中日夜都有一定課程可做，嚴格遵守點名、演操、站牆子、巡更、放哨等營規，曾國藩對於治軍中“勤”字的理解是“治軍以勤字為先，實閱曆而知其不可易。未有平日不起早，而臨敵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習勞，而臨敵忽能習勞者，未有平日不能忍饑耐寒，而臨敵忽能忍饑耐寒者”。他在給朋友的信中又提到，“治軍之道，以勤字為先。身勤則強，逸則病；家勤則興，懶則衰；國勤則治，怠則亂；軍勤則勝，惰則敗”。隻有在平日裏保持高度的緊張，才能有備無患，戰時鎮定自若。
【點評】
戰爭是人類最殘酷的較量手段，它摧殘生命，甚至使許多古代文明在戰爭中消失。因此，古代有“兵者，凶器也，戰者，危事”的觀點。
老子說：“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勾踐說：“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故不得已而用之。”
這是從戰爭同人的生命之間的關係角度考慮才作出這判斷的。認為兵器是傷人殺人的凶器，戰爭是違背德治的行為，隻是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才使用它。這觀點是以人性為基礎的。從抽象的人性論出發，認為凡是用兵器傷人、殺人都是不道德的。由於這是以人的生命為參照係，抽象地談傷生就是凶危之事，因此沒有揭示戰爭的本質。由此出發，可以導致反對任何戰爭的“和平主義”、“人道主義”；也可以導致支持正義戰爭、反對不義戰爭的立場，兩者大相徑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