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1月，王有齡上奏請調李元度援浙，“詔如所請”。李元度遂回湘募勇，取名“安越軍”，並在湘北、鄂南、江西等地抗拒太平軍。胡林翼為了爭取李元度，團結湘係，與官文會銜上奏李元度功績，曾國藩奉命賞還按察使銜，加布政使銜，但李元度沒有改變“安越軍”的名稱。9月，率領“安越軍”到浙、贛邊境。這時，李秀成已經開始進攻杭州，左宗棠奉命節製援浙諸軍，李元度歸左宗棠節製指揮。同年11月，太平軍攻克杭州。1861年12月23日，清政府命左宗棠為浙江巡撫。1862年1月，左宗棠以李元度為鹽運使，兼置布政使，2月，擢按察使。
曾國藩對李元度打出“安越軍”的旗幟，繼續分裂湘係，越想越生氣，越忌恨，便於2月22日，再次參劾李元度，清廷遂將李元度革職遣戍。李元度是曾國藩的患難之交，但曾國藩卻幾次彈劾李元度，對此，曾國藩也時常感到內疚，覺得平生不負人，隻對李有愧疚感。他對曾國荃等說：“次青之事，弟所進箴規，極是極是。吾過矣!吾過矣!……餘生平於朋友中，負人甚少，惟負次青實甚。兩弟為我設法，有可挽回之處，餘不憚改過也”；“惟與我昔共患難之人，無論生死，皆有令名，次青之名由我而敗，不能挽回，茲其所以耿耿耳”等等。在給友人的書信中，曾國藩也深表愧對李元度：“次青之事，鄙人負疚最深。在軍十年，於患難之交，處此獨薄”；“往昔患難相從，為日最久者，惟閣下與次青情誼最摯。今不才幸了初願，膺此殊榮，所負者惟愧對次青”。字裏行間，盡情流露出曾國藩對李元度這位忘年至交的愧對之情。
其實，曾國藩的這種愧悔是對個人感情而言，對於他所成就事業來說，即場麵狹小時，不允許屬下自立門戶。
六、待價而沽，為集團爭待遇
曾國藩通過湘軍的創立為自己造了一個“大局”。湘軍的名份，旗幟都有了，但這僅是表麵的精神安慰，他還要保證“局中人”都有一個理想的歸宿。為此，他脫下謙遜的外衣，伸手向清廷要官、要權、要職位，當然他的“要”是很講究策略的，這就是他獨特的“取予”之道。
清政府猜忌曾國藩由來已久，曾國藩愈是對李續賓、楊嶽斌部湘軍水陸師的戰功與兵力的強大鋪張揚厲，清政府就越加猜忌曾國藩，越加害怕兵數如此之多、戰鬥力如此之強的部隊落入曾國藩的手中。在清政府看來，李、楊部湘軍水陸師由欽差大臣湖廣總督官文與受官文節製的湖北巡撫胡林翼掌握，當然比曾國藩掌握要保險得多。因此，當1857年，曾國藩聲望日熾的時候，清政府接到曾國藩的有所請求的奏折、奏片後，卻置若罔聞，不問不理。曾國藩被裝進了悶葫蘆。
對於清廷的這種裝聾作啞的做法，曾國藩自有妙策，他很快上了一個《目疾請假折》。他說：“微臣現患目疾，懇恩賞假一月”。所謂“臣現患目疾”，是“政治病”，是借口生病，表示倦勤。其實，他在賞假的一月中，是在等候清政府將李續賓、楊嶽斌部湘軍撥還給他，由他指揮湘軍進攻九江。一個月早已過去了，清政府對他的請求依然擱置不理。曾國藩滿心委屈，一肚皮怨氣。
1857年2月27日，曾國藩的父親曾麟書病死湖南湘鄉原籍。3月6日，他在江西瑞州軍營得到他父親的死耗，半是哀傷，半是怨恨，想起清政府對他不公、不平的待遇，無以自解。3月11日，曾國藩上《報丁父憂折》，不待清政府準假，他就與曾國華從瑞州回籍奔喪，對江西軍務來一個撒手不管。
清政府對於曾國藩的這一做法也不深究，賞假三月，在家治喪。7月26日，曾國藩上《瀝陳下情懇請終製折》，奏請開去兵部侍郎署缺，懇請在籍守製。曾國藩本來想利用父喪在籍守製的機會，向清政府要挾給予湘軍與綠營兵同等的地位與待遇，給予他總督、巡撫的官位。誰知8月8日，清政府批準了開去他兵部侍郎署缺，命令他在籍守製，實出他意料之外。論者每以曾國藩因爭個人的地位、權力而上《懇請終製折》為不智，殊不知曾國藩所爭的，不僅是他個人的權力地位，他同時在為湘軍爭地位，爭待遇，而爭他個人的權力、地位，又是與整個湘軍的地位與待遇是互為表裏的。所以，他被消除兵權後，盡管受到外界的譏評、嘲笑與責罵，卻激起了全體湘軍官兵對他的同情與愛戴，使他在湘軍中的威望空前提高。1857年8月，湘軍第一員大將李續賓致書曾國藩說：一旦攻克九江後，“或攻皖省，或援豫章，先生不出， 公（胡林翼，字潤芝）不來，續賓何敢獨行前往？雖有厚庵、雪琴（楊嶽斌，字厚庵；彭玉麟，字雪琴）同誌，而水陸途分、且不能谘商群帥，難言之情，願先生教之。蓋蒙先生讓我出山，仍當懇請帶我歸裏”。曾國藩人在湘鄉，所部將領與他書劄往返不絕。
曾國藩被消除兵權後，成日“格物窮理”，沒有“格”出他被消除兵權的真正原因，在家中又氣又惱，憤憤不平。他寫信給邵懿辰發牢騷說：“考經典中言奪情事，惟《公羊傳》較詳，孔子以三年之喪而從其利，微示諷戒，則固未深許也。後世奪情，大約君固留之，臣固辭之，兩盡其道，未有君以為可去，臣自請奪情者也。近世官場，丁憂率不回籍，或奏、或谘留營、留省，自請奪情，習為常例。鄙人不幸，兩次奪情，皆介乎可去可留之間，進退之際，茫無依據，至今惶愧。”他在為自己父母的去世在籍守製，而鹹豐帝沒有命令他奪情而鳴不平。
曾國藩在家守製憤懣不平，隻是問題的一個方麵，問題的另一個方麵是，曾國藩脫離部隊後，他時刻在懷念他一手創辦起來的湘軍，如他所說：“江右軍事，刻不去懷。”進而悔恨自己辦事“有初鮮終，此次又草草去職，致失物望，不無內疚”。想到這些，“夜間終不能酣睡，心中糾纏，時憶往來，愧惶憧擾，不能擺脫”。他在籍守製一共一年零三個月，在這段時間裏，日夜在悔恨自己的去職失權，迫切地期待著有朝一日，鹹豐帝命令他重新走上前線，重掌湘軍。
1858年4月，翼王石達開督率所部十餘萬打進浙江，猛攻衢州，蘇、浙震動。清政府原擬命浙江布政使李續賓領兵入浙，胡林翼借口皖、鄂軍情緊張，拒絕抽調李續賓赴援浙江，實際上他在搞釜底抽薪之計，迫使清政府起用曾國藩領兵入浙。清政府又命和春領兵赴援，和春害怕與石達開作戰，借口生病，拒不赴命。遇到這種大事，湘係內部是聲氣相通的。像石達開入浙，與湖南並無利害關係，然而湖南巡撫駱秉章上奏請求朝廷起複曾國藩統兵赴援。清政府迫不得已，1858年7月1日，命令曾國藩由原籍迅速馳驛前往浙江辦理軍務，並命蕭啟江和王鑫遺部張運蘭等部歸曾國藩指揮。7月13日，曾國藩在湘鄉原籍接到清政府的命令，不禁感激涕零，他說：“聖恩高厚，令臣下得守年餘之喪，又令起複，以免避事之責。感激之誠，匪言可喻。”此次出山，當“約旨卑思，腳踏實地，但求精而不求闊”。
重新出山的曾國藩大有“大幹一場”的士氣，他也行色匆匆，投入局中，7月17日，從湘鄉起程，22日到達長沙，與湖南巡撫駱秉章、撫署機要幕客左宗棠等會商援浙軍事，決定調用在江西的蕭啟江、張運蘭、朱南桂、胡兼善等部，又調吳翔岡部一千二百餘名湘軍，擬與李續賓會晤後，從李部調撥步隊一千、馬隊百名，以上各部總兵力已有八千左右，加上原在江西的李元度部平江勇，總兵力已超過萬名。
8月3日，曾國藩從長沙抵武昌，與湖廣總督官文、湖北巡撫胡林翼等會商追擊石達開等事宜，協調與湖北湘、楚軍的作戰部署。以後，曾國藩從武昌順流而下，10日，至巴河，先後會晤了李續賓、李續宜、曾國華、彭玉麟、劉蓉、唐訓方等舊部，商談援浙軍事。他提醒李續賓打仗必須與水師相輔而行，方能立於不敗之地。19日，行抵九江，楊嶽斌前來晉見，祭掃了“塔公祠”（塔齊布），假以籠絡軍心。
8月18日，曾國藩從湖口坐湘軍水師戰船前往南昌，楊嶽斌隨船送至南康，彭玉麟率水師戰船護送至南昌。9月10日，行抵貴溪。這時，浙江巡撫晏端書已保舉湘軍將領李元度為浙江溫處道道員。曾國藩對此行非常快慰。這可以說是“盡性”的一個收獲。
曾國藩就是這樣的人，他以尺蠖之曲，既能盡性，又能知命。似有意，似無意，二者的關係又處理得維妙維肖。
平常人之所以不能正確對待盡性與知命，就在於太在乎事情的結果。他們或有意或無意產生這樣的傾向：即有多少耕耘就該有多少收獲，不然的話，就會悻悻然、憤憤然，牢騷滿腹、怨天尤人。不知道謀事在人，成事在天，這個天就是命。但相信天並不等於放棄努力，得過且過，無所作為；而是要正確看待自己的努力以及所產生的結果。因此，在盡性上，不妨盲目一些，在知命上，不妨透徹一些。
曾國藩的這種思想並非晚年才有，早在鹹豐年間就已思慮成熟，他曾寫過一聯：“養活一團春意思，撐起兩根窮骨頭。”也是一悔一硬，柔中顯剛，主靜藏鋒，可進可退。正是這種思想使其遊刃於天地之間。
七、事關成敗時，要敢於抗上
曾國藩《雜著》中總結古代“大失敗者”在於一個“從”字，也即凡事沒有主見，猶如一個木偶，任人擺布。他提倡凡事要敢爭，尤其是在生死交關、成敗垂成時，更要辨明曲直成破，如果一切盲從，後果當然要自己負。他還說，對於來自於上的命令，一般要不講條件地服從，但如果上司是非不明，則不妨抗上。他抗聖旨的事頗能說明這一點。
1862年鹹豐帝在逃往熱河途中，命令曾國藩速派湘軍大將鮑超帶兵北援。曾國藩一時舉棋不定，幾天都“通夕不能成寐”，因為北援事關“勤王”，無可推諉，但又想留下鮑超所部對抗太平軍。他召集文武參佐討論對策，要求每人提出一種方案，結果多數人主張派兵入衛，隻有李鴻章力排眾議，說“夷氛已迫，入衛實屬空言，三國連衡，不過金帛議和，斷無他變”，而“楚軍關天下安危，舉措得失，切宜慎重”，主張“按兵請旨，且無稍動。”李鴻章認為英法聯軍業已逼近北京，“入衛實屬空言”，英法聯軍之役必將以“金帛議和”而告終。危及大清社稷的不是英法聯軍，而是造反的太平軍。湘軍“關天下安危”，應把刀鋒對準太平軍。至於北援，應“按兵請旨”，靜待時局之變。曾國藩深受啟發，一麵上疏冠冕堂皇地表示：“鮑超人地生疏，斷不能至，請於胡（林翼）、曾（國藩）二人酌派一人進京護衛根本”；一麵在實際行動上采取拖延觀變戰術。結果不出所料，10月便接到“和議”已成、毋庸北援的廷寄。而同時接到率勇北上諭旨的河南、陝西等省巡撫聞命即行，結果卻空跑一趟，勞民傷財。相比之下，則顯出曾胡二人的高明，而他們二人之所以高明，則由於接受了當時正在曾國藩幕中充任幕僚的李鴻章的意見。事後，胡林翼選擇李鴻章、陳鼐、李榕三人的獻議附於曾、胡二人的書麵意見之後，編為《北援集議》一書，刊行於世。大概由於內部議論，過於直露，不宜公開發表，在刊刻時刪去一些內容。故李鴻章的條陳中已不見“按兵請旨”的字句。
曾國藩、胡林翼不願派鮑超入援，還有另一層考慮。即鮑超乃一員勇將，朝廷肯令鮑超歸勝保管帶，而勝保乃極端仇視湘軍，勝保若以“勤王”之名，將鮑超收為麾下，那時北援湘軍就會拱手送人，這對全局又是大有影響的事。但鮑超不明底裏，認為自己失去了一次立功社稷的大好機會，故露出不滿之意。還是胡林翼善於做思想工作，寫信勸誡說：“滌帥與我都深知勝保為人忮忌貪詐，專意磨折好人，收拾良將，弟若北援，無論南北風氣異宜，長途餉項軍火，無人主持，且必為磨死，而又不能得功得名。惟北援是君父之急難，不敢不遵，萬不可以他詞推諉，其時滌帥籌思無策，隻得應允，自行北援，或兄北援，以兄與滌帥若能北行，則所帶將士，或不致十分饑困，亦不致受人磨折。弟若知滌帥此次之恩，弟且感激流涕之不暇。滌帥待弟之恩，是天地父母之恩，……弟於世事太愚，當一心敬事滌帥，毋得稍有怠玩，自來義士忠臣，於曾經受恩之人，必終身奉事惟謹。經過胡林翼的一番開導，鮑超才明白了曾國藩的良苦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