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避人耳目，走為上計
兵書曰：羽翼未豐而遭眾忌，乃招禍之端。又說：謀未行而先令人知，乃凶兆之端。
一個成功的謀略家必須洞察巨微而不為他人所製。曾國藩為他的湘軍爭獨立地位，並為了擴大湘軍，避開眾多耳目，移軍衡州是典型的退避三舍，走為上計。
清朝的正規軍稱為“經製額兵”，主要有八旗和綠營二種。由於清政府為防止兵將相合而構成對統治的威脅，采取一有戰事，各地臨時調兵以成軍的作法，這樣的結果如曾國藩所說：所調之兵，天涯一百，海角五十，兵與兵不相熟悉，將與將不相和睦。此營打敗，彼營掉臂不顧，甚至掩口微笑，軍營以終身不見“賊”麵而後快。如此的兵，這樣的將，豈能“平賊”?我欲練勇萬名，“呼吸相顧，痛癢相關，赴火同行，蹈湯同往。勝則舉杯酒以讓功，敗則出死力以相救”。
湘軍是後來的名稱，開始稱為湘勇，它的性質是保衛地方治安的，根本不能和正規軍相比。也就是說，不但朝廷，而且地方官也沒把湘勇看上眼。更為嚴重的是，湘勇受到歧視，打敗仗地方官就請求解散這支非正規武裝，打勝仗就會招來嫌棄。湘軍及其第一統帥曾國藩最初的日子是很屈辱的。早在湘軍主力開往南昌頑抗太平軍的期間，長沙的綠營官兵不止一次地起哄，公然毆打湘軍弁勇，並打進曾國藩公館。
塔齊布最初奉曾國藩之命，在長沙加緊訓練湘軍。綠營兵從來紀律敗壞，營操廢弛。長江協副將清德，目擊塔齊布“諂國藩”，練兵無虛日，大為不滿。他說：“將官不統於文吏，剛愎專橫，昏庸自是。”清德拿出將官不應該受文官統轄的祖製，要彈劾塔齊布。他還揚言塔齊布盛夏操兵，虐待軍士。還威脅說：提督現駐省城，我不傳操，敢再妄為者軍棍從事。塔齊布受此恐赫，畏懼不敢出，“司道群官皆竊喜，以為可懲多事矣”。
曾國藩對清德、鮑起豹這樣做大為不滿。他認為湘軍是一支獨立於八旗、綠營兵之外的“義師”，雖總督、巡撫、提督、總兵無權過問。實際上，他在爭湘軍的獨立性。1853年夏，他兩次參奏清德廢弛營操，清德因此被革職。同時，奏薦塔齊布，拔擢為中軍參將。揚勇抑兵，用意顯然。鮑起豹與綠營官兵對曾懷恨在心。當年7月的一天，湘軍弁勇試槍不慎，傷及綠營長夫，這下又惹怒了綠營兵，他們吹角執旗，列隊攻湘勇。曾國藩將犯過弁勇責打二百軍棍，平息了這次亂子。不久，綠營兵與塔齊布部湘勇賭博，發生鬥毆。綠營兵吹號執旗下，下城與湘軍開仗，圍攻參將塔齊布公館，毀其內室。同日晚，綠營兵洶洶滿街，“城中文武官閉門，不肯誰何”。綠營兵益加肆無忌憚，包圍曾國藩公館。刺傷曾國藩護兵，幾乎刺傷曾國藩。曾國藩急忙向巡撫駱秉章求救。駱表麵驚訝，喝退眾兵，但對這一嚴重事件不聞不問，司道官自然向著巡撫講話，說曾國藩操切激變，即“罪有應得”。曾國藩一肚子委屈也不說出。曾的幕賓等敦勸曾國藩據實參奏，請求懲凶犯、辨是非。曾國藩卻說：“為臣子者，不能為國家弭平大亂，反以瑣碎事來煩擾皇上，我內心十分不安。”決定“抽掣轉移，急為衡州之行。”
曾國藩移軍衡州，另外還有一番打算，他認為在衡州練兵，不像在長沙省城之地，耳目眾多，“動多觸礙”。走避山鄉，若捐款多，則多練弁勇，若捐款少，可以少募弁勇，張弛伸縮，“惟吾之所自為”，別人不能橫加幹涉。1853年9月29日，曾國藩隨同湘軍移駐衡州(今衡陽)。
當時，募勇練兵萬名，獨立於八旗、綠營之外，兵籍不歸兵部，不受總督、巡撫節製，很容易引起朝廷和督撫的猜忌，在這個問題上，曾國藩著實花了不少“格物致知”的功夫。他認定江忠源率領楚軍，輾戰廣西、湖南、江西，在短短的二三年中，由一個知縣官拔擢至司道大員，是因他屢立戰功，他找到了一塊擋箭牌，對外打出為江忠源練兵的旗號。擋箭牌都有了，還要有他打出的旗幟是“為澄清掃蕩之具”。幫助清廷平亂，這個旗幟夠大的，別人不再說三道四了。
曾國藩在一年多的時間內，赤手空拳，沒有向戶部討一分錢，利用他團練大臣幫辦的地位與各種公私關係，糾集了一批崇奉理學的儒生為骨幹，籌建成一支具有水陸師的湘軍，表現出他反對太平天國的決心與驚人的組織能力，也表明他不是平凡無能、畏葸懦怯的人物。
曾國藩在晚年，偶爾也很得意地總結自己何以成功，說到湘軍，他毫不隱諱地說：湘軍之有戰鬥力，主要是由於“營官由統領挑選，哨弁由營官挑選，什長由哨弁挑選，勇丁由什長挑選。譬之木焉，統領如根，由根而生幹、生枝、生葉，皆一氣所貫通。是以口糧雖出自公款，而勇丁感營官挑選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誼相孚，臨陣自能患難相顧”。在這裏，他的話隻講了一半。實際情況是，湘軍水陸師的營官、統領全部由他委派或批準，統領並不是根，真正的“根”是曾國藩，由根生幹、生枝、生葉，故糧餉雖出自公款，統領、營官等皆“若受其私惠”，所以他擁有湘軍的絕對指揮權，湘軍也僅僅聽命於他的指揮。他在湘軍中的地位，絕非他人所能代替。曾國藩為了使湘軍變成“曾家軍”，於籌建湘軍時，大造他組織的湘軍是“義師”的輿論，在編立營頭，委派營官、統領等時都作了精心安排。
四、患難與共，才能贏得人心
處於困難的時候，如何凝固人心，這是最為關鍵的成功術。曾國藩在這方麵可謂很有招術，以致當時人認為他也很崇尚權術。
曾國藩困頓祁門時，李鴻章已回江西，幕僚也大多離開。幕府僅有程尚齋(桓生，字尚齋)等幾人，奄奄無生氣。麵對越來越冷落的“門庭”，曾國藩困窘不堪。這時李秀成帶太平軍大隊人馬破了羊棧嶺，進克黟縣，距曾國藩的總指揮部的祁門大營僅八十裏，朝發夕至，毫無遮阻。當時，曾國藩身邊隻有三千防兵，駐紮休寧的張運蘭更是岌岌可危。曾國藩隻好急調鮑超馳援祁門。曾國藩此番處於絕境，自料難逃一死，連遺囑也寫好了。祁門大營的幕僚驚慌失措，亂作一團。曾國藩見人心已散，不可強留，乃心生一計。一天，對其中一人說：“死在一堆何如?”眾幕僚默不作答，悄悄將行李放在舟中，為逃避計。一日曾國藩忽傳令曰：“賊勢如此，有欲暫歸者，支付三月薪水，事平，仍來營，吾不介意。”眾幕僚聽到這段話，大受感動，都表示生死同之，“人心遂固”。
可惜李秀成在休寧柏莊嶺與鮑超、張運蘭大戰失利，隨即匆匆撤兵南下，經屯溪、婺源轉入浙江，使曾國藩白揀了一條命。在此期間，曾國藩表麵上談笑風生，神態自若，內心則極為恐懼。據說，李秀成退兵之後，鮑超率親兵一隊前往祁門大營拜見曾國藩，曾國藩從容而出。鮑超下馬，將行禮，曾國藩快步上前，與鮑超相擁抱，並說：“不想仍能與老弟見麵!”言已淚下，“不複能自持矣”。可見這次祁門被圍，在精神上對曾國藩打擊之重。
李秀成雖然走了，但太平軍仍有大批人馬留在皖南，尤其在占領徽州以後，太平軍隨時都有可能進攻祁門。所以，曾國藩令鮑超留駐漁亭，張運蘭駐紮黟縣，以加強祁門大營的防衛力量。但是，由於皖南地形特殊，而在兵力對比上湘軍又處於劣勢，因而曾國藩仍沒有從根本上擺脫困境。
1860年12月中旬，太平軍兵分三路再次向祁門發動進攻。東路破德清、婺源直趨祁門，西路破建德、鄱陽轉攻景德鎮，北路入洋棧嶺進逼黟縣。曾國藩四麵楚歌，再次陷於驚恐之中。他在家信中說：“自十一月來，奇險萬狀，風波迭起，文報不通者五日，餉道不通者二十餘日”。曾國藩用兵皖南，全靠江西之餉，徽州被太平軍攻占之後，浮梁、樂平、景德鎮一線成為祁門大營唯一的對外通道，一旦被太平軍攻占，就會文報不通，糧餉斷絕，立刻陷入困境。此次太平軍進攻祁門的諸路人馬中，西路軍人數最多，大約不下二萬人，主將為太平軍著名驍將黃文金，成為對湘軍的最大威脅。因而，曾國藩急調鮑超趕赴景德鎮救援。可惜黃文金與鮑超、左宗棠軍激戰負傷，率軍退回皖南，使曾國藩得以很快恢複糧道，渡過危機。
五、局麵狹小時，以屬下自立門戶為大忌
一般而言，當局麵狹小時，如果核心人物另立門戶會對事業發展造成很大影響。曾國藩雖說心胸開闊，但也並不是一開始就如此。為了維護他手創的湘軍的內部完整統一，對另立門戶者他一開始堅決抵製。後來台麵做大了，天下人才趨之若騖，他倒對“另謀發展”者予以支持了。
曾國藩事業之初，每遇挫折便尋死尋活，幸虧李元度形影不離，善加護駕，方使之化險為夷。兵敗靖港時，清廷革了曾國藩的職，李元度冒死上奏，為曾大帥申請了“專奏權”，從此接通了同最高層的聯係，日子才好過起來。為此，曾國藩曾發誓“三不忘”。
可是，曾、李之間的“世代通好”還是沒有經得起考驗。起因是李元度欲自立門戶，“分裂”湘軍。
1858年1月，李元度因功升任道員，同年2月，湖北巡撫胡林翼上《密陳浙江緊要軍情請調員防剿疏》，李元度旋即奉命帶兵入浙，這是湘係勢力滲透入浙的開始。曾國藩東山再起後，率領江西湘軍追擊翼王石達開入浙，並保薦李元度，使其得按察使銜，賞巴圖魯勇號。1860年4月，清政府命李元度赴浙江交巡撫王有齡差遣委用，6月，王有齡授予李為浙江溫處道道員。李元度以所部平江勇三千交浙江提督饒廷選統率，自己回湖南另行招募平江勇。當時，太平軍占有蘇南，王有齡所部大半是江南大營的殘兵敗將，擾民有餘，作戰無能。王有齡企圖分化湘軍，便欲把李元度從湘軍中拉過來，作為保護浙江的軍事力量。王的拉攏工作已初見成效，但李元度猶渾然不覺。不過曾國藩已經敏感到了這個問題，為此，他責怪李元度，他不能容忍湘軍被分化，更不能容忍湘軍將領被分裂出去維護其政敵何桂清集團的地盤。至此，曾國藩與王有齡在舊恨之外，又結下了新仇。而曾國藩與王有齡、李元度之間的矛盾也開始激化了。
1860年5月，曾國藩繼何桂清總督兩江後，6月，從安徽宿鬆進駐皖南祁門，立即奏調李元度為皖南道道員，對王有齡作釜底抽薪之計，也含有將李重收歸曾門的意思。但李元度率新募的平江勇三千抵達祁門不到十日，曾國藩竟命他率領平江勇進駐湘軍與太平軍爭奪的戰略要地徽州。8月19日，太平軍侍王李世賢進攻績溪的叢山關，李元度分兵防禦被擊敗。不久，太平軍進攻徽州，又大敗李元度。25日，侍王李世賢攻克徽州，李元度逃奔至曾國藩祁門大營。曾國藩對此十分氣憤，要上疏彈劾，幸虧有李鴻章、陳鼐兩位幕僚力諫，曾國藩才刪改了措辭中嚴厲的話，但彈章還是上奏了。曾國藩在上疏中說：李元度“甫經到徽，竟不能支持數日以待援師，實堪痛惜”。李元度因此被革職。王有齡乘虛而入，派人跟蹤李元度，又百般籠絡，企圖再次把李元度拉過去。
胡林翼是個有勇略的人，對王有齡的用意，他看得很清楚。因此他以好友的姿態致書李元度說：近來知你有憤激不滿之言。老兄以倉卒召募之師，像個跛子一樣連走路都困難，就疾入徽城，如果說銳於行義則可，謂精於治軍則不可。滌生(指曾國藩)參劾你，太過分……但你也不是沒有過錯。林翼之敬兄，說你愛才如命，嫉惡如仇，其誠心可以共諒，而知人之明，則尚未敢以相許，要不至於隨人指嗾因失所親。乃近聞右軍欲勾致閣下，遣人由祁門而江西，如蘇秦以舍人隨侍張儀故事，其用計亦巧，而兄不加以拒絕，何耶?豈未免動心耶!我們這些文人任事，與正人同死，死亦得附於正氣之列，是為正命。如果投錯了人，而得不死，亦為知古之玷，況又不能死耶!處世無遠慮，必陷危機，一朝失足，則將像蟻蠅那樣同臭，而為正直的人所譏評。右軍之權詐，不可與同事，兄豈不知，而欲依附以自見?則吾竊為閣下不取也。兄之吏才與文思過人，弟與希庵兄均掃榻以俟高軒之至。如可相助，為理當，亦滌帥所心許，何嚐不欲酬複前勞……弟以與兄有素日之雅，故敢盡情傾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