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曾國藩方略（上）·卷一·
局麵做大之法
曾國藩怎樣由一介書生而成為一個統領群倫的“中興”名臣?如何把局麵做得越來越大，以至連皇帝都懼他三分?蔣介石稱：曾國藩自己成功，也讓別人成功；自己發達，也讓別人發達。僅此一點，就足以成為老師。本章歸納出曾國藩“做局”的十六種方略。
一、場麵做大，才能群雄影從
曾國藩的《雜著》中有《居業》一條，意思說打江山創事業都要有基礎。他說：“古時代英雄的事跡必定有基礎；如漢高祖劉邦在關中，光武帝在河內，魏在袞州，唐在晉陽，都是先占據根據地，然後進可以戰，退可以守。”曾國藩把建立基業歸納為兩個必要條件，即規模宏大，言辭誠信。
他具體解釋說：“就像居室那樣宏大，那麼它占的宅地就廣闊，能夠庇護的人就多。誠信如果站得很穩固，結構就會很牢靠。《易》說：‘寬大居之’，說的是宏大；‘修辭立在誠字上，可以居為’，說的是誠信。大程子說：‘道之浩浩，從那裏下手呢?隻有立下誠才有可以居住的場所。誠就是忠信，修省言辭，便是要立得這忠信。如果口不擇言，逢事就說，那麼忠信也就被埋沒動搖站不住了。’國藩按立得住，就是所說‘居業’；現在俗話說‘興家立業’就是這個意思。子張說：‘掌握的德不宏大，信的道不專一，還能叫有嗎?還能叫無嗎?’也就是說如果不能宏大誠信，那麼我的知識浮泛動蕩，說我有不行，說我無也不行；這樣終身沒有可居之業，這就是程子所說的‘立不住’了。”
曾國藩幾乎從零開始，到一呼萬應，正是借助做場、做局而發生變化的。他多次談到“局”，鄙視那些在局外納喊議論者，倡導挺膺負責，躬自入局，認為這樣，才能有成功的可能性。曾國藩起家之初，手中無權無勢，所以跟從他的人並不多。從長沙臨行前，邀左宗棠參謀軍務，遭到拒絕。但左宗棠拒絕入幕後不久，即加入到駱秉章的幕府，令曾國藩很難堪。李鴻章初次來投，曾國藩也說：“少荃(李鴻章號)是翰林，了不起啊!誌大才高。我這裏呢，局麵還沒打開，恐怕他這樣的艨艟巨艦，不是我這裏的潺潺溪流所能容納的。他何不回京師謀個好差事呢?”表麵上是拒絕，實際上耽心水淺養不了大魚，李鴻章吃不了這份苦。
曾國藩還同時發出另外幾封邀請信，但應者寥寥，甚至連過去的好友馮卓懷、郭嵩燾都不肯隨行，劉蓉雖被他強拉硬扯出來，但不久即堅辭而歸，留下來的隻有李元度、陳士傑數人。陳士傑字俊臣，湖南桂陽州人，以拔貢考取小京官，分發戶部，遭父憂回籍。因在家辦團練鎮壓當地會黨為曾國藩所賞識，在衡州招聘入幕。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以舉人授官黔陽教諭。李元度曾上書曾國藩言兵事，為其所賞識，約於1854年2月前後入幕。曾國藩深感孤立無援之苦。他在給弟弟們的信中很有感慨地說：“兵凶戰危之地，無人不趨而避之，平日至交如馮樹堂、郭嵩燾者尚不肯來，則其他更何論焉!”又說：“甄甫先生去歲在湖北時，身旁僅一舊仆，官親、幕友、家丁、戈什哈一概走盡。此無足怪之事。兄現在局勢猶是有為之秋，不致如甄甫處蕭條已甚。然以為此為樂地，而謂人人肯欣然相從，則大不然也。”曾國藩當時慘淡經營的情形，由此可見一斑。
曾國藩認識到自己局麵尚未打開，台麵小，又不輕易向朝廷推薦人，當時環境又惡劣，隨時有送命的危險，當然人們不願死心踏地跟從了。因此，曾國藩再次出山時，向清政府要求授予他一、二省的實權，對稍有才能者，保奏、薦舉不斷，加之打了幾次勝仗，所以才有“群雄蔚起，雲合景從，如龍得雨，如魚得水”的局麵。
曾國藩任兩江總督後，即成立左宗棠軍、李元度軍；攻下安慶後不久，又令曾國荃回籍招募湘軍六千；以後又成立李鴻章的湘淮軍及淮揚和太湖兩支水師，等等。各將領也深知部隊多，戰功多，既可多得利，又能獲高官，掌大權，因而往往不待命就自行籌餉，招募新營。
同時，當曾國藩既任兩江總督、又任欽差大臣之際，情況就更今非昔比了。不但南方省分封疆將帥，凡有升罷，曾國藩“皆與讚畫”，而且，朝廷凡有大的舉措，都要征求曾國藩的意見。這時的僚屬們自然感奮異常。“我輩屬在僚佐亦為感奮，願與同誌相磨厲也。”郭嵩燾也說，“近朝廷舉措，真是從大處著筆，為從來所未有。”
曾國藩的“台麵”做得越大，他的僚屬們越有希望，越有幹勁兒。難怪曾國藩開府兩江時，高唱挺進歌了。
近代中國人尤其湖南人，從權貴政要、誌士仁人到青年學子，大多佩服曾國藩，佩服其治學為人和帶兵做事。從李鴻章、張之洞到袁世凱、蔣介石，無不對之頂禮膜拜，尊為“聖哲”；從梁啟超到楊昌濟，從陳獨秀到毛澤東，也無不表示過推崇師法，受過其人的種種影響。
毛澤東的外婆家在湘鄉，他八歲以前一直住在外婆家，十六歲時又在湘鄉東山高小讀過半年書。曾國藩就是湘鄉人，自鹹豐初年開始，他帶領湘軍同太平軍作戰，取得最後勝利，從而聲名赫赫，死後得到“文正公”這一諡號。清政府稱他“學有本源，器成遠大，忠誠體國，節勁淩霜”。其政治立場和作為，自是站在曆史進步的反麵的，但他畢竟是個很複雜的人，有著多種身份的人，是個在很多方麵都留下了自己影響的人物，所謂“道德文章冠冕一代”，是中國封建統治階級最後一尊精神偶像。古人說：“人有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推崇曾國藩的人認為這三者他兼而有之。青年時代，毛澤東十分重視梁啟超對曾國藩的評價。梁啟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鈔序》裏曾這樣評論：“曾文正者，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豈惟我國，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絕倫之天才，在並時諸賢傑中，稱最鈍拙；其所遭值事會，亦終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鑠今而莫與竟者，其一生得力在立誌自拔於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曆百千艱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銖積寸累，受之以虛，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恒，帥之以誠，勇猛精進，堅苦卓絕，如斯而已，如斯而已。”青年時代的毛澤東十分敬仰康有為、梁啟超，他通過閱讀梁啟超的著作，對梁啟超欽服曾國藩表示出濃厚的興趣。後來，毛澤東認識到，梁啟超欽服的是曾國藩的成大事之法。在毛澤東熟悉的《新民說·論私德》裏，梁啟超又說：“吾以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猶壯年，則中國必由其手而獲救矣。”這簡直是崇拜了。
二、毛羽不豐，不可以高飛
過早將自己的底牌亮出去，往往會在以後的交戰中失敗。羽翼未豐滿時，更不可四處張揚。《易經》乾卦中的“潛龍在淵”，就是指君子待時而動，要善於保存自己，不可輕舉妄動。
曾國藩早在京城為官，深研《易經》，對“潛龍在淵”尤為加意。他初建湘軍時，水陸兩軍加一起隻有一萬餘人，這時若和太平天國的百萬之師相對抗，無異以卵擊石。因此曾國藩為保護他的起家資本，四次抗清廷聖旨，而且眼睜睜看著自己的老師吳文鶫被太平軍擊敗，見死不救，可以說把事做得夠絕情了。
1853年，曾國藩把練勇萬人的計劃告訴了愛將江忠源。江忠源不知深淺，立刻向清廷合盤奏出，結果船炮未齊就招來鹹豐皇帝的一連串征調諭旨。第一次是1853年，太平天國西征軍進至蘄、黃一帶，武漢危急，清廷接連下令曾國藩率炮船增援湖北。第二次是同年12月，太平軍大將胡以晃進攻廬州，清廷令曾國藩督帶船炮兵勇速赴安徽救援。第三次是1854年2月，太平軍襲破清軍黃州大營，清廷再次催促曾國藩赴援武漢。曾國藩深知太平軍兵多將廣，訓練有素，絕非一般農民起義隊伍可比，沒有一支勁旅是不能貿然去碰的。況且與太平軍爭雄首先是在水上而不在陸上，沒有一支得力的炮船和熟練的水勇，是無法與擁有千船百舸的太平軍相抗衡的，甚至連兵力調動和糧餉供應都會發生困難。因而，曾國藩打定主意：船要精工良木，堅固耐用！炮要不惜重金，全購洋炮。船炮不齊，決不出征。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劍戟不利不可以斷割，毛羽不豐不可以高飛”。“此次募勇成軍以出”，“庶與此劇賊一決死戰，斷不敢招集烏合，倉卒成行，又蹈六月援江之故轍。雖蒙糜餉之譏，獲逗留之咎，亦不敢辭”。一時形成“千呼萬喚不出來”的局麵。
其實，清廷催曾國藩赴援外省，不過以湖南鄉勇可用，令其前去配合綠營作戰，以解決兵力不足的困難，這也是過去常有的事，決非要他充當主力，獨力擔負與太平軍作戰的重任。所以當曾國藩在奏折中處處以四省合防為詞，聲言“事勢所在，關係至重，有不能草草一出者”時，鹹豐皇帝即以譏諷的口吻在奏折上批道：“今覽你的奏章，簡直以為數省軍務一身承當，試問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日矜詡自誇，以為天下人才沒有超過自己的，及至臨事，果能盡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張皇，豈不貽笑於天下！”可見，鹹豐皇帝對曾國藩是很不理解的，在他看來不過是無知書生的好高騖遠和自我吹噓，並非深思熟慮的舉動。因而，鹹豐皇帝再次促其“趕緊赴援”，並以嚴厲的口吻對曾國藩說：“你能自擔重任，當然不能與畏葸者比，言既出諸你口，必須盡如所言，辦與朕看。”曾國藩接到諭旨後，仍然拒絕出征。他在奏折中陳述船炮未備、兵勇不齊的情況之後，激昂慷慨地表示：“臣自知才智淺薄，惟有愚誠不敢避死而已，至於成敗利鈍，一無可恃。皇上如果責臣以成效，則臣惶悚無地，與其將來毫無功績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時據實陳明受畏葸不前之罪。”並進一步傾訴說：“臣不嫻習武事，既不能在籍服喪守孝貽譏於士林，又複以大言僨事貽笑於天下，臣亦何顏自立於天地之間乎！每到夜間焦思愁悶，隻有痛哭而已。為臣請皇上垂鑒，憐臣之進退兩難，誡臣以敬慎，不遽責臣以成效。臣自當殫盡血誠，斷不敢妄自矜詡，亦不敢稍涉退縮。”鹹豐皇帝看了奏折，深為曾國藩的一片“血誠”所感動，從此不再催其赴援外省，並以“朱批”安慰他說：“成敗利鈍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質天日，非獨朕知。”曾國藩“聞命感激，至於泣下”，更以十倍的努力，加緊了出征的準備。多少年後，他還對此念念不忘，並專門請人從京中抄回原奏（因底稿在九江與座船一起丟失），與鹹豐皇帝的“朱諭”一起保存，“同誌恩遇”。
曾國藩為堅持船炮不齊不出省作戰的原則，不僅拒絕了清朝最高統治者鹹豐皇帝的命令，也擯棄了師友的私人情誼。當湖北第一次危急時，他於鹹豐諭旨之先，已接到湖廣總督吳文鶫求其急速援救的函劄。吳文鶫是曾國藩的老師，長期以來二人交誼甚厚，無論公理私情他都是應該迅速赴援的。但是，曾國藩接到吳的信函後仍不想赴援，隻是由於王鑫誓報江西謝邦翰等人被殲之仇，積極要求赴援湖北，才不得不勉強同意。後來一接到“武昌解嚴，暫緩赴鄂”的諭旨，便乘機取消了王鑫赴鄂之行。不久太平軍西征部隊回師西上，吳文鶫接連發信向曾國藩求援。曾皆複函拒絕，並反複說明不能草草輕發的道理。吳文鶫終於被其說服，雖自度必死，仍令曾國藩萬勿草草而出。還特致書說：“我今為人所逼，以一死報國，無複他望。君所練水師各軍，必等稍有把握，然後可以出而應敵，不要因為我的緣故，輕率東下，東南大局，完全依仗你一人，務以持重為意，倘若你有不測之險，恐怕連後來的繼承人都找不到了。我雖然是老師，牽涉國家的份量還是不如你重要。希望三思。”當太平軍進攻廬州時，江忠源危在旦夕，曾國藩亦拒絕出征，僅派劉長佑和江忠鶬率一千新勇由陸路赴援。結果江、吳二人先後兵敗自殺。這對曾國藩是個沉重的打擊。江忠源在曾國藩諸門生中，辦團練最早，最有實戰經驗，同時也任職最高，最得清政府的信任。曾國藩曾打算練勇萬人概交江忠源指揮，完成鎮壓太平天國革命的重任，而自己隻在後方辦理練兵籌餉等事。不料未待出征而江忠源斃命，這無異於砍去曾國藩的左膀右臂，使他明知自己不善帶兵而又不得不親自出征。吳文鶫的死對曾國藩打擊更甚，吳文鶫身任湖廣總督，既是曾國藩的老師，又是他強有力的後台。若吳文鶫仍在，處處有人幫他說話，或許不至陷入後來那樣的政治困境。可見，曾國藩堅持不輕易出省作戰的方針，雖然使他贏得了充分的準備時間，為其後的軍事勝利打下了基礎，但同時也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曾國藩深通天道盈縮、洪荒變換的道理，他常常告誡諸將說：“寧可好幾個月不開一仗，決不可以開仗而毫無安排、準備和算計。凡是用兵的道理，本來力量強而故意顯示給敵人以懦弱的多半會打勝仗，本來力量弱小而故意顯示給敵人以強大的多半會打敗仗。敵人向我進攻，一定要仔細考究衡量而後應戰的多半會打勝仗；隨意而沒有仔細考究衡量，輕率地發兵向敵人進攻的多半會打敗仗。兵者是不得已而用之的，應常常存留著一顆不敢為先之心，必須讓對方打第二下，我才打第一下。……與強悍敵人交手，總要以能看出敵人的漏洞和毛病為第一重要的道理。如果在敵方完全沒有漏洞、毛病，而我方貿然前進，那麼在我方必有漏洞和毛病，被對方看出來了。不要乘自己有急躁情緒的時候，不要為大家的議論所動搖，自然能夠瞄準敵方可破的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