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九、相交不成，勿使為仇
曾國藩在長沙嶽麓書院讀書，有一位同學性情褊躁，因曾國藩的書桌放在窗前，那人就說：“我讀書的光線都是從窗中射來的，不是讓你遮著了嗎？趕快挪開！”曾國藩果然照他的話移開了。曾國藩晚上掌燈用功讀書，那人又說：“平常不念書，夜深還要聒躁人嗎？”曾國藩又隻好低聲默誦。但不久曾國藩中式舉人，傳報到時，那人更大怒說：“這屋子的風水本來是我的，反叫你奪去了！”在旁的同學聽著不服氣，就問他：“書案的位置，不是你叫人家安放的嗎？怎麼能怪曾某呢？”那人說：“正因如此，才奪了我的風水。”同學們都覺得那人無理取鬧，替曾國藩抱不平，但曾國藩卻和顏悅色，毫不在意，勸息同學，安慰同室，無事一般，可見青年時代曾國藩的涵養和氣度之一斑了。
曾國藩求才心切，因此也有被騙的時候。有一個冒充校官的人，拜訪曾國藩，高談闊論，議論風生，有不可一世之概，曾國藩禮賢下士，對投幕的各種人都傾心相接，但心中不喜歡說大話的人。見這個人言詞令利，心中好奇，中間論及用人須杜絕欺騙事，正色大言說：“受欺不受欺，全在於自己是何種人。我縱橫當世，略有所見，像中堂大人至誠盛德，別人不忍欺騙；像左公（宗棠）嚴氣正性，別人不敢欺。而別人不欺而尚懷疑別人欺騙他，或已經被騙而不知的人，也大有人在。”曾國藩察人一向重條理，見此人講了四種“欺法”，頗有道理，不禁大喜，對他說：“你可到軍營中，觀我所用之人。”此人應諾而出。第二天，拜見營中文武各官後，煞有介事地對曾國藩說：“軍中多豪傑俊雄之士，但我從中發現有兩位君子式的人才。”曾國藩急忙問是“何人？”此人舉塗宗瀛及郭遠堂以對。曾國藩又大喜稱善，待為上賓。但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位置，暫時讓他督造船炮。
多日後，兵卒向曾國藩報告此人挾千金逃走，請發兵追捕。曾國藩默然良久，說：“停下，不要追。”兵卒退下回，曾國藩雙手捋須，說：“人不忍欺，人不忍欺”。身邊的人聽到這句話，想笑又不敢笑。過了幾天，曾國藩舊話重提，幕僚問為什麼不發兵追捕。曾國藩的回答高人一籌：“現今發、撚交熾，此人隻以騙錢計，若逼之過急，恐入敵營，為害實大。區區之金，與本人受欺之名皆不足道。”此事在令人“噴飯”之餘，亦足見曾國藩的遠見與胸襟。
清代有個叫錢大昕的人說得好：“誹謗自己而不真實的付之一笑，不用辯解。誹謗確有原因的，不靠自己的修養進步是不能製止的。”器量闊宏，使我們能檢點自己，大度本身就是一種魅力，一種人格的魅力，那不僅是對自己缺點的正視，而且也是對自身力量的自信。
做人和交友能夠胸襟坦蕩，虛懷若穀，就可以使人與人之間以誠相待，互相信賴，博取人們對你的支持和真誠相助，事業就有成功的希望。關於曾國藩的雅量大度還有這樣一件事：新寧的劉長佑由於拔取貢生，入都參加朝考。當時的曾國藩身份已很顯貴，有閱卷大臣的名望，索取劉的楷書，想事先認識他的字體，劉堅持不給。以後劉長佑做了直隸總督，當時撚軍的勢力正在興旺，曾國藩負責分擊，劉負責合圍，以草寫的文稿，將要呈上，有人說：“如果曾公不滿意我們怎麼辦?”劉說“隻要考慮事情該怎麼辦，他有什麼可以值得怕的呢!”曾國藩看到了這個文稿，覺得這樣是非常正確的。劉長佑知道後，對幕客說：“滌翁(曾國藩)對於這個事能沒有一點芥蒂，全是由於他做過聖賢的工夫才能達到的。”
曾國藩虛懷若穀，雅量大度，深深影響了他的同僚。
李鴻章就深受曾國藩的影響，為人處世也處處大度為懷。當發現有人指出他犯有有關這方麵的錯誤時，他便能立即改過不吝。
由於李鴻章身居重要位置很長時間，他的僚屬都仰其鼻息，而政務又勞累過度，自然不免產生傲慢無理的地方。然而有指出其過錯者，也能夠深深的自責。一次某個下官進見他，行半跪的禮節，李鴻章抬著頭，眼睛向上拈著胡髭，像沒看見一樣。等到進見的官員坐下，問有何事來見，回答說：“聽說中堂政務繁忙，身體不適，特來看望你的病情。”李鴻章說：“沒有的事，可能是外間的傳聞吧。”官員說道：“不，以卑職所看到的，中堂可能是得了眼睛的疾病。”李笑道：“這就更荒謬了。”官員說：“卑職剛才向中堂請安，中堂都沒有看到，恐怕您的眼病已經很嚴重了，隻是您自己反而沒有覺察到吧。”於是李鴻章向他舉手謝過。
相交以誠，大度寬容，不僅使曾國藩自身增加了人格的魅力，搏取人們對他的支持和真誠相助，給周圍的人產生了好的影響，更重要的是也使曾國藩少樹了許多仇敵。
十、“與人為善，取人為善”
“與人為善，取人為善”源自《孟子》。曾國藩繼承這個思想並將之作了詳盡的解釋：“思古聖人之道莫大乎與人為善。以言誨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養人也：皆與人為善之事也。然徒與人則我之善有限，故又貴取諸人以為善。人有善，則取以益我；我有善，則與以益人。連環相生，故善端無窮；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師儒之道，亦莫大乎此。”是說孟子強調的是虛心采納各種意見，那麼在曾國藩那裏，取、與兩件事成了相互推動、永不終結的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麵。
與此同時，曾國藩還把這確定為處理人際關係的根本原則之一。他在《日記》中寫道：“九弟來久談，與之言與人為善、取人為善之道，……無論為上、為下、為師、為弟、為長、為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則日見其益而不自知矣。”而且在他權力所及之處，他還力圖將這個原則化為必須遵守的製度。1859年他在給部下的一封信中談到：“前曾語閣下以取人為善，與人為善……以後望將取諸人者何事，與人者何事，隨時開一清單見示，每月彙總帳銷算一次。”這不是把既定的原則化為製度或工作方法了嗎？
“與人為善，取人為善”是曾國藩處理人際關係的一個準則，它使曾國藩的事業人才輻集，興旺發達。
曾國藩與人為善的事，俯拾皆是，因此他的幕僚多對曾國藩尊之為師，極為崇拜，事事效法，奉為楷模。因此，有幕府如水渠之說，這些幕僚皆深受曾國藩的影響，或效其堅忍，或師其勇毅，或明其大道，或法其坦誠。
曾國藩取人為善的事例亦不為鮮見，如聽人之諫納人、舉事，采納僚屬意見婉辭皇帝意旨，等等。大事如此，小事亦能如此。如免“進場飯”一事，更能說明曾國藩的取人為善。
曾國藩守其父星岡先生之教，天不亮就起床，明炮一響即布席早餐。在東流大營時，歐陽兆熊及李肅毅、程尚齊、李申甫共飯，群以為苦，曾國藩知道後，嚐笑曰：“此似進場飯。”克複安慶後，歐陽兆熊要在9月朔期歸家，置灑為餞，席間從容進言：“此間人非不能早起，但食不下咽耳。吾今歸矣，欲為諸人求免進場飯何如?”曾國藩笑頷之。故歐陽兆熊以書調笑李肅毅說：“從此諸君眠食大佳，何以報我?古人食時必祭先為飲食之人，君等得不每飯一祝我乎?”李肅毅複書：“進場飯承已豁免，感荷感荷!惟尚齊、申甫皆須自起爐灶，恐不免向先生索錢耳。”此雖一時戲虐之言，當時情事亦可想見。
免“進場飯”這件事雖小，但可見曾國藩取人為善的姿態。他最初在京師時，也橫挑鼻子豎挑眼，倚才傲物，因此得罪了一些人，後來他躬自檢悔，覺得“與人為善”是不樹敵的第一妙著；而“取人為善”是完善自己的絕好藥方。
十一、用“六不”主義，對待以怨報德的人
以寬容的態度對待反對自己的人，也是曾國藩顧大局、識大體的重要表現。突出的例子是處理同左宗棠的關係。他的墓誌銘中有這麼一段話：“其於左公宗棠趣尚不同，而奇左公智術，以公義相取，左公亦以顯名天下。”可是，左氏在曾氏扶持下脫穎而出，成為獨當一麵的軍政要員後，卻以愛鬧意氣和喜罵人的特點平添許多糾紛。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這些紛爭不含要不要反對西方侵略者這一類牽涉愛國、賣國、妥協、投降等重要原則的內容。當矛盾表麵化以後，曾氏采用兩條辦法：一是表揚、鼓勵不參與紛爭的部屬。如他一再讚揚李鴻章：“閣下不與左帥爭意氣，遠近欽企。”並說這是李鴻章進德甚猛的表現。二是當罵到自己頭上時，則不予理睬。他在一封信中寫道：“左公之朝夕詬詈鄙人，蓋亦得聞一二，然使朝夕以詬詈答之，則素拙於口……故以不詬不詈不見不聞不生不滅之法處之。”這“六不”之法，可說是曾國藩對待以怨報德之人的一個通則。他甚至囑咐自己的兒子：“餘於左、沈二公以怨報德，此中誠不能無芥蒂，然老年篤畏天命，力求克去褊心忮心。爾輩少年，尤不宜妄生意氣，於二公但不通聞問而已，此外著不得絲毫意見。切記切記。”這樣的胸懷應該說是難能可貴的。
十二、寬能得眾，諍友無蹶
中國有“寬則得眾”這句成語，交友雖然多多益善，但要交諍友、交益友，不能交狐朋狗黨。同時，不能讓朋友下不來台，丟朋友的麵子，這也是交友之重要原則。曾國藩主張對己要嚴，對友要寬，尤其主張交友要有雅量，這樣如果一時有意見相左，也會最終不傷和氣。這一原則他在《答歐陽勳》的信中充分體現出來：
春季承蒙惠賜，收到您寄來的信劄及一首詩，情意深厚而且期許很高，有的不是我這淺陋之人所敢承當的。然而鑒於您教導我的一片心意，不敢不恭敬從命。由於我天資愚鈍，無法憑自身求得振作、進步，常常借助外界的幫助來使自己不斷向上、完善，因此一生對於友誼一向珍視，謹慎而不敷衍。我曾經思慮自己心胸不夠寬宏、器量狹小的話就不能博取天下的美德，因此不敢拿一個標準來強求他人。哪怕是一點長處、一點善行，如果它有益於我，都廣泛吸取以求培養自己的德行；那些以正大之詞、勸勉之論前來告知我的人，即使不一定投合我的心意，也從來都沒有不深深感念他的厚意，認為他對我的關心，和其他人的泛泛之詞迥乎不同。去年秋天和陳家二位兄弟見麵，我們一起討論爭辯，其中有十分之六七的觀點和我不一致，但我心裏還是十分器重他們，認為他們確實是當今出類拔萃的人物，其見解雖不完全合乎大道，然而關鍵在於這些是他們自己悟到的，不象是一般讀書人僅從讀書、道聽途說中得到的；其觀點雖然不一定臻至爐火純青毫無雜質，然而他們所批評的切合實際，完全可以匡正我的不足、欠缺。至於說到我們彼此之間的情投意合，又別有微妙難言的默契。離別之後惟獨經常思念他們，覺得像這樣的人實在是朋友中不可缺少的，絲毫不敢以私心偏見參雜其中。平時我之所以不斷勉勵自己，並且大體上還能相信自己，原因就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