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友貴雅量，要首先做到能交諍友。
“恩怨盡時方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昔人之所以詠張居正者，亦可以此詩來論定曾國藩。當時他的朋僚歌功誦德的話，我們不需一一征引，隻看左宗棠對他如何論定吧！曾國藩死後，左宗棠寄其子孝威書雲：“念曾侯之喪，吾甚悲之，不但時局可慮，且交遊情誼，亦難恝然也。挽聯雲：‘知人之明，謀國之忠，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蓋亦道實語。見何小宋代懇恩恤一疏，於侯心事，頗道得著，闡發不遺餘力，知劼剛亦能言父實際，可謂無忝矣。君臣友朋之間，居心宜直，用情宜厚，後前彼此爭論，每拜疏後，即錄稿谘送，可謂鋤去陵穀，絕無城府。至茲感傷不暇之時，乃複負氣耶。‘知人之明，謀國之忠’兩語亦久見章奏，非始毀今譽。兒當知吾心也。吾與侯有爭者國事兵略，非爭權竟勢比。同時纖儒，妄生揣疑之詞，何直一哂耶。”曾國藩對左宗棠始終有揚讚，無貶詞，甚至說：“橫覽七十二州，更無才出其右者。”左宗棠之進用，亦由曾國藩所薦，但二人性情不同，“有爭者國事兵略”，不是私人的權利之爭，故皆能持大體。
孔子說：“切切 ，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之間相互批評，和睦共處，就可以叫做士了。
1843年2月的一天，曾國藩的好朋友邵蕙西當著曾國藩的麵數落了他幾件事：一是怠慢，說他結交朋友不能長久，不能恭敬；二是自以為是，說他看詩文多固執己見；三是虛偽，說他對人能作出幾副麵孔。
蕙西的話雖少，但件件是實，句句屬真，直截了當，鋒芒所向，直指曾國藩的病處。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直率啊，我有朋友！我每天沉溺在大惡之中而不能自知！
這事給曾國藩很大刺激，他在另一篇日記中寫道：我對客人有怠慢的樣子。麵對這樣的良友，不能產生嚴憚的心情，拿什麼吸收別人的長處！這是拒友人於千裏之外啊！接待賓客尚且如此，不必再問閑居的時候了。偃息煙火，靜修容顏又怎麼說呢？小人啊！
朋友有了過錯，蕙西不指出來，那是蕙西的過錯；朋友指出了過錯，曾國藩不改正，那是曾國藩的過錯。現在是一個直言不諱，一個表示痛改前非，正如朱熹《四書集注》中所說的：“責善朋友之道也。”
在曾國藩的師友中，李鴻章也可以算是他的一個諍友。這在曾國藩彈劾李元度事件中就可看出。
1860年，曾國藩為杜絕王有齡分裂湘係的企圖，在進至祁門以後，遂奏請鹹豐皇帝將李元度由溫處道調往皖南道，並派他率軍三千，進駐兵家必爭之徽州。至徽州不滿十日，李世賢即攻克徽州，李元度不逃往祁門大營，卻敗退至浙江開化，這是李元度明顯傾向王有齡的跡象。及至回到祁門大營，絲毫沒有閉門思過的跡象，竟然擅自向糧台索餉，並擅自回到了湖南。這使得曾國藩悔恨交加，決心參劾其失徽州之罪，以申軍紀。曾國藩此舉，本無可厚非，但文武參佐卻群起反對，指責曾國藩忘恩負義。李鴻章“乃率一幕人往爭”，聲稱“果必奏劾，門生不敢擬稿”。曾國藩說：“我自屬稿”。李鴻章表示：“若此則門生亦將告辭，不能留侍矣。”曾國藩氣憤地說：“聽君之便”。
後來，李鴻章負氣離開祁門，輾轉波折，複欲歸至曾的門下，曾國藩則大度相容，並寫信懇請李鴻章回營相助。
一次，李鴻章在與曾國藩暢談時，直率地指出他的弱點是懦緩，即膽子小與效率差，這兩個字入木三分地刻畫出曾國藩的致命缺點。
曾國藩既有邵蕙西、李鴻章這樣的諍友，也有吳竹如那樣的摯友，這也是曾國藩德業能夠不斷長進的一個重要原因。
還是1843年2月的一天，吳竹如與曾國藩交膝談心，談到他平生的交道，把曾國藩以知己相許，他說：“凡是閣下您所有的以期望許諾下的言語，信了它就足以滋長您自以為是的私念，不信它又恐怕辜負了您相知相許的真情，我隻好自始至終懷著恐懼的心理。”幾句話，不溫不火，不惱不怒，字字力若千斤。曾國藩當即記下了他的感受：
聽了吳竹如的幾句話，我悚然汗下，竹如對我的敬重，簡直是將神明收斂在內心。我有什麼道德能擔當得起呢？連日來安逸放肆，怎麼能成為竹如的知己？實在是玷汙竹如啊！
因曾國藩處世交友貴雅量，所以他從不苛求於人，而是待人以誠。·卷三·
居官不敗之道
曾國藩的仕途雖屢經坎坷，可為什麼官越做越大?他善於吸取前人失敗的教訓，總結出許多居官不敗的原則與規律。本章通過他的二十條居官智慧，解開他晚場善收，成為傳統中國最後一尊精神偶像的謎底。
一、作官宜公而忘私
自古以來，盡管官場的傾軋是不言自明的事實，但也不乏“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以及清正廉潔、為民請命的官員。
1849年2月，曾國藩升任禮部侍郎，從此躋身高官之列。任命的第二天，道光帝召見了曾國藩，訓諭教誨了一番。兩天後，曾國藩走馬上任。雖說禮部在六部中屬清要一類，但事務仍然繁多。而且，其屬員即有百餘人。曾國藩感到公事較多外，應酬私事也十分多 ，他給父母的信中說，“幾於刻無暇晷。”
父親曾麟書收到信後，為曾家出了位大官而興奮不已。但知子莫若父，曾麟書太了解兒子曾國藩的脾氣性格了，他唯恐剛登大官的兒子有什麼閃失，立即寫信一封，囑咐再三：
官階既高，接人宜謙虛，一切應酬，不可自恃。見各位老師，當安門生之分。待各位同寅，當盡協恭之誼。至於同鄉官如何子貞，爾請他作祖父大人七十壽序，寫作俱臻絕頂，有此學問，品行必端，爾宜善待之。外官李石梧前輩，癸卯年巡撫陝西，爾是年放四川正考官，路過其地，他待爾極好，並受其指教，受益最大。他現總督兩江，每年必以書信問候而已；若有人幹以私情，宜拒絕之。
做官宜公而忘私，自盡厥職，毋少懈怠已耳。此囑。
由於父親的殷殷教誨，曾國藩自為高官之日始，就懷著匡濟天下、忠心為國的抱負，投身到他所認定的事業中去。曾國藩不但自己這樣做，還動員他的兄弟也加入到削平太平天國的鬥爭中去。
1858年11月，陳玉成部太平軍攻逼曾國華、李續賓湘軍大營，曾國華、李續賓戰死。對於曾國華的死，曾國藩感到非常痛心。他在家書中表示，要為曾國華作哀辭、墓誌、家傳等文，並建議曾國荃也應作文以抒其意。他的理由不僅僅因為曾國華死得慘烈，死後多日才收撿到屍骨，更重要的是曾國華在“生前於科名之途太蹇，死後又有闕憾”，所以他要為弟弟立傳揚名於天下。
四年之後，曾國藩的最小弟弟曾國葆病逝軍中，對此，曾國藩深表哀痛，除為其撰墓誌銘外，在挽聯中情意深切地說：“大地幹戈十二年，舉室效愚忠，自稱家國報恩子；諸兄離散三千裏，音書寄涕淚，同哭天涯急難人。”曾國藩盡管由於兩個弟弟接連死於軍中，頗覺悲痛，發出“舉室效愚忠”的慨歎，但他認定：急國家之難，是最大的“公”。曾國葆死的同年四月，曾國藩還寫信給初任江蘇巡撫的李鴻章，告誡他說：“吾輩當為餐冰茹蘖之勞臣，不為腦滿腸肥之達官也。”
二、息事寧人，委曲為官
曾國藩剛辦團練時，由各處調來省城的綠營兵，也有數千之眾。按照往例：一省的軍事最高長官是提督，訓練綠營兵本是提督的職責。湖南提督鮑起豹無能，這幾千綠營兵乃一並歸曾國藩所識拔的中軍參將塔齊布統一訓練。湘勇與綠營，共同操練。
曾國藩對於訓練，要求頗為嚴格，風雨烈日，操練不休。這對於來自田間的鄉勇而言，並不以為太苦，但對於平日隻知喝酒、賭錢、抽鴉片的綠營兵而言，便無異是一種“酷刑”。先是副將清德拒不到操，根本沒有把曾國藩和塔齊布放在眼裏。接著提督鮑起豹也和清德聯合起來，與塔齊布為難尋釁。公然對士兵宣稱：“大熱天還要出操，這不是存心跟將士們過不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