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從《易經》陰陽變化的道理，引伸出人一定要為後世著想。他開出了避禍的第一個藥方是：“窒塞私欲，經常念及男兒有淚之日；懲禁忿怒，當思考人到絕氣之時。”他痛加反省，五十歲時說：精神萎靡不振到了極點，我年紀還不到五十歲而早衰到如此地步。這都是由於天賦資質不足所致，並又百般憂愁摧老和多年精神鬱抑得不到快樂而使身體受到損傷，從今以後每天堅持靜坐一次，或許能等於服一劑湯藥的療效。
他還把養生之道與禍福聯係在一起，說：養生之道，視、息、眠、食四個字是最為要緊。調息一定要歸海，眼視一定要垂簾，飲食一定要清淡節製，睡眠一定要除去雜念而且恬靜。歸海，也就是說將氣息藏入丹田。海，指氣海。垂簾，也就是說眼睛半睜半閉，不全睜開眼睛。虛，是說心中保持虛靜，沒有思考，腹中虛靜而不停滯。牢記這四個字，雖然沒有醫藥丹方秘訣，也完全可以祛除疾病的。這是說健身也可以避禍。
七、久居高位的三大法寶
大凡做官的人，尤其是做高官的人，沒有不想自己要有一個好的結局的。然而很多時候卻往往事與願違。那麼怎樣才能保證自己有一個好晚場呢?曾國藩以他自己身居高位的體驗，認為主要應在平時領會居高位之道。他具體開出三個藥方，以防居官之敗。
曾國藩說，身居高位的規律，大約有三端，一是不參與，就像是於自己沒有絲毫的交涉；二是沒有結局，古人所說的“一天比一天謹慎，惟恐高位不長久”，身居高位、行走危險之地，而能夠善終的人太少了。三是不勝任。古人所說的“驚心啊，就像以腐朽的韁繩駕馭著六匹烈馬，萬分危懼，就好像將要墜落在深淵裏。”惟恐自己不能勝任。《周易·鼎》上說：“鼎折斷足，鼎中的食物便傾倒出來，這種情形很可怕。”說的就是不勝其任。方苞說漢文帝做皇帝，時時謙讓，像有不能居其位的意思，難道不是在不勝任這方麵有體會嗎？孟子說周公有與自己不合的人，仰天而思慮事情的原委，以致夜以繼日，難道不是在惟恐沒有結局的道理上有體會嗎？
曾國藩說：越走向高位，失敗的可能性越大，而慘敗的結局就越多。因為“高處不勝寒”啊!那麼，每升遷一次，就要以十倍於以前的謹慎心理來處理各種事務。他借用烈馬駕車，繩索已朽，形容隨時有翻車的可能。做官何嚐不是如此?
他詳細闡發說：國君把生殺予奪之權授給督撫將帥，如東家把銀錢貨物授給店中眾位夥計。如果保舉太濫，對國君的名器不甚愛惜，好比低價出售浪費財物，對東家的貨財不甚愛惜一樣。介之推說：“偷人家的錢財，還說成是盜；何況是貪天之功以為是自己的力量。”曾國藩說，我略微加以改動：“偷人家錢財，還說成是盜，何況是借國君之名器獲取私利呢！”曾國藩認為利用職權謀取私利，這就是違背了不幹預之道，是注定要自食惡果的。一事想貪，則可能事事想貪，一時想貪，則可能時時想貪。在這個方麵應視手中的權勢於虛無，因而也會少生無妄之想。
至於不終、不勝，曾國藩則更深有體會，他說：陸遊說能長壽就像得到富貴一樣。開始我不知道他的意思，就擠進老年人的行列中了。我近來混了個虛浮的名譽，也不清楚是什麼原因就得到了這個美好的聲名了。古代的人獲得大的名聲的時候正是艱苦卓絕的時候，通常不能順利地度過晚年！想到這些不禁害怕。想要準備寫奏折把這些權利辭掉，不要再管轄這四省吧，害怕背上不勝其任、以小人居君子的罪名。
正因為如此，曾國藩雖身居高位，也時時猶履薄冰，大功告成之日，更是益覺如蹈危局。倒使得曾國藩該得到的也得到了，不終也“終”了，不勝也“勝”了。
八、不讓快樂的性情妨礙做大事
人都有七情六欲，喜怒哀樂。不能蔑視它，也不可能蔑視得了，但要有一定距離，如果聽之任之，也會誤大事的。曾國藩承繼儒家修身功夫中的內斂性，對男女歡愛之情也嚴加控製。他曾說自己早年有三大“惡習”，發誓一一戒之。第三個“惡習”即是戒房闥不敬。
房闥指閨房，不敬指欠缺禮貌、不夠謹慎。《禮記》曰：人與禽獸之分就在於知禮不知禮這一點上。所以，依照以禮為核心的儒學理念，即便是夫妻之間，白日發情也不屬人之常情，當列禽獸所為。曾國藩用楷書寫的《日課冊》中談及夫婦和睦相處的問題，還自白了早上、中午情欲發作、難以控製等事。而我們所關心的隻是壓抑情欲的精神態度，更確切地說我們欲以從政治和性愛的角度來看抑製自我的精神態度。
初四日（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
早起，讀（《易經》）震卦，無所得。午初，人欲橫熾，不複能製，真禽獸矣。
初八日
醒早，沾戀，明知大惡，而姑蹈之，平旦之氣安在？真禽獸矣！要此日課冊何用？無日課豈能墮壞更甚乎？尚靦顏與正人君子講學，非掩著而何？辰正起，讀《旅卦》。飯後，讀《巽卦》，一無所得。白文都不能背誦，不知心忙甚麼？
政治與性愛曆來是相通的。政治以理性的強製力為後盾作用於人；而性愛以性衝動為推動力影響人。中國的政治貫徹著教化原理。所謂教化就是文化上的能人、即通曉古典的人教導普通大眾。統治者不僅在政治上，在文化上道德上也進行統治。
這種中國政治實質上是性愛世界的縮影。男人是統治者，女人是被統治的。按君子之道要求，妻子應服侍丈夫，隻配當丈夫情欲發泄的對象。夫妻原則上是支配與服從的關係，而不是對等的人格關係。女人和小人位於君子之道的極點。女人的感情充其量也隻是在“不遜”或“怨”的層次上得以表露。在政治的層麵上，普通大眾的主體性、道德性被否定，大眾隻是被統治的“物”。在這個意義上，性愛世界裏的女人其人格被剝奪得幹幹淨淨，女人隻是被征服的對象。《儀禮·喪服篇》中說：“夫者妻之天也。”也就是說，丈夫是妻子的暴力主體。因此可以說從外表上看，儒學簡直是一個性虐待的世界。
弗洛伊德曾指出文化是快樂主義的抑製者。同理，儒學正是盡可能地壓抑本能，收斂性欲激情的文化體係。當然，組織、文明等等都是壓抑人的本能的機器。這是一個隨處可見的一般現象，並非中國的特殊現象。但儒學式的審美意識把性愛看成可恥的、不可見人的、動物的東西加以否定。它的思想根源就在於“禮”所象征的審美觀。也隻有知“禮”的士君子才能擁有政治地位。下麵的一節日記（1841年11月16日）明白無誤地表現了性愛與政治的相通性。
歸房闥大不敬，成一大惡。細思新民之事，實從此起，萬化始於閨門。除刑於以外無政化，除用賢以外無經濟，此之不謹何以謂之力行。
這裏男女、夫妻的問題是套在政治問題裏加以對待的。而負有指導人民迎新去舊職責的君子，連自己的性欲都控製不住的話，成何體統？修身齊家的人應當是治國平天下的人，而作為翰林院檢討的曾國藩若在修身齊家的階段就敗退下來，那還像話嗎？君子所具有的律己主義與政治誌向是中國式的代表製、選舉製的特殊所在。這一天，曾國藩體會到了自己的性衝動。這一天也正是他立“三戒”的日子。戒煙、戒妄言、戒房闥不敬這三條的順序按一般的做法應當是倒過來的。
立誓言才一個月，他就犯錯誤了。12月19日的日記寫道： 晏起，絕無警懼之意矣！一早悠忽。飯後，讀史十葉。房闥又不敬。前誓有三戒，今忘之耶？既寫日課冊，於此等大過，尚不改，其他更複何說？甘心為禽獸，尚敢厚顏與正人君子往還耶？
顯然，他充滿了自責的心情。這天晚上，他做完日記，又接著給胞弟們寫信談了學習的方法、克己的動態以及在京講學的現狀。全信長達三千六百字，一直寫到天亮。其中還附上了一份達十三條之多的“課程表”。這十三條是：一、主敬。二、靜坐。三、早起。四、讀書不二。五、讀史。六、寫日記。七、日知其所亡。八、月忘無所能。九、謹言。十、養氣。十一、保身。十二、作字。十三、夜不出門。而且每項都附加簡短的說明，比如寫日記條項加注：“須端楷，凡日間過惡、身過、心過、口過，皆記出，終身不間斷。”讀書不二的條項附加：“一書未點完，斷不看他書，東翻西閱，都是徇外為人。”早起條裏加：“黎明即起，醒後勿沾戀”等等，寫完信之後，又追加了日記，言：“恨自己無實學，教弟雖多言，但不要領也。”日記和家信流露出了欲以成就君子的堅強意誌與自我不滿的矛盾、不安的心態。
正如上述所示，日課冊展示了赤裸裸的自己。而且他還把冊子交給在京講學的親友們傳閱，以期收到監督的效用。
曾國藩就是這樣，為了能他日有所作為，嚴格限製自己的情欲。甚至夫妻之間正常的情感交流都嚴加克製。在儒家老祖宗孔孟那裏，都承認“食色，性也”，但曾國藩認為，人的私欲、情欲一旦膨脹就難以收拾，終會妨礙大事業。他以後位極人臣，但堅決不納妾，生活作風上也嚴格自律，這是他不同於同時代的封建士大夫的地方，也是他精神品格上的突出之處。
九、中等才能的官員要預防三種習氣
大概人都是喜歡聽頌揚的話，而厭惡直言己過。當了大官，前呼後擁，花團錦簇，就更飄飄然了。而身為九五之尊的，即使是明君，也不免世俗之習。曾國藩洞悉人情世故，對乾隆時的大臣孫嘉淦十分欽服，對孫的《三習一弊疏》尤為推崇，經常督促自己與九弟曾國荃以此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