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最忌輕薄浮淺，沒有內含，幾番接觸，就會使人感覺俗不可奈，或令人生厭。大凡有一定學識或修養的人，都能夠沉著穩練，謙謹坦蕩。
曾國藩對於輕薄有更深層次的理解，他說：大凡人寡薄的品德，大約有三端最容易觸犯：聽到別人有惡德敗行，聽得娓娓不知疲倦，妒忌別人的功業和名聲，慶幸別人有災，高興別人得禍，這是薄德的一端；人受命於天，臣受命於君，兒子受命於父，這都是有一定之數的，但有些人不能接受命運的安排，身居卑位而想尊貴，日夜自我謀劃，將自己置在高明的地方，就像一塊金子，冶煉時自認為是鏌鋣、幹將一類的寶劍了，此是薄德的第二端；胸中苞蘊著社會上的清清濁濁、是是非非，但不明確去表示讚成或者反對，這本來是聖人哲人的良苦用心，如果要勉強去分什麼黑白，遇事就激動張揚，這是文士輕簿的習氣，娼伶風流的形態，我們這些人不體察就去效仿它，動不動就區別善惡，品評高下，使優秀的人不一定能加以勉勵，而低劣的人幾乎沒有立足之地，這是薄德的第三端。我現今老了，這三端還要加以防戒。
因此曾國藩最反對幸災樂禍、狂傲自大、妄斷是非、自以為是的那些人，而他自身就是自修嚴謹更多地看到別人長處的人。他尤其是一個極富憐憫心的人，一些有功業名聲的人遭了災難，既使在戌馬倥傯自身難保的艱難歲月，他也絕非無動於衷，而是盡量的給予照顧。
鹹豐年間，曾國藩駐守祁門，險象環生，儲備極其困乏，是他一生行軍中最苦難的時候。一天，忽然想起安徽那一帶多有經學大師，遭受戰亂，顛沛流離，生死都不知道，於是派人四處尋問，生存的人給以書信，約他們來軍中的幕府相見，死去的人對其家小給予撫恤，索取他們留下的文章保留。象桐城的方宗城、戴均衡，歙州的俞正燮，貴州的程鴻詔諸家大師，都靠這種幫助而脫離了險境。
至於輕薄的第二端曾國藩特別指出其危害：驕傲是最可惡的一種德行，凡是擔任大官職的，都是在這個字上垮台的。指揮用兵的人，最應警惕驕傲和懶惰的習氣。在做人的道理上，也是驕、惰這兩個字誤事最多、最大。
至於妄斷是非的第三端，他曾規勸有關人士：“閣下昔年短處在尖語快論，機鋒四出，以是招謗取尤。今位望日隆，務須尊賢容眾，取長舍短，揚善於公庭，而規過於私室，庶幾人服其明而感其寬。”也就是說，他主張精明必須與寬容結合，且要以尊重別人為前提。
為人、為官、治世、為政戒此三端，必當受益無窮。
十一、可施人以恩，不可受人惠
明代人楊繼盛在臨終前給他兒子的遺囑中寫道：“寧讓人，勿使人讓；吾寧容人，勿使人容；吾寧吃人虧，勿使人吃吾之虧；寧受人氣，勿使人受吾之氣。人有恩於吾，則終身不忘；人有仇於吾，是即時丟過。”這既是箴言，也是苦藥，更是一個臨終老人對人性的徹悟，蘊藉著多麼豐富的人生奧義。他隻講了一個“恕”字，但每一句都是寧人負我，我勿負人。
曾國藩對人性的理解比楊繼盛還要黑暗。他認為，從前那些施恩於我的人都是另有所圖，少則數百，多則數千，不過都是釣餌而已。將來萬一我做了總督或者學政，不理他們吧，失之刻薄，理會他們吧，即使施一報十，也不能滿足他們的欲望。正是出於這種理解，曾國藩在京城八年，從來不肯輕易接受他人的恩惠。他對弟弟寫道：“情願人占我的便宜，斷不肯我占人的便宜。”並囑咐他們：“凡事不可占人半點便宜，不可輕取人財。切記切記。”
也許處身官場的人，沒有不同意曾國藩的說法的，這固然包含著對占便宜失身失節的領會，但更多的是一種怕麻煩的心理，總是擔心應接不暇，糾纏不斷。曾國藩是一個精明人，當然想到了這一點。
總之，占便宜，無論哪一種形式，哪一種性質，哪一種目的，都可以一言以蔽之：便宜好占，或者難堪，或者麻煩。
1849年，曾國藩在京城的寓所隻有兩樣東西，一是書籍，一是衣服。衣服是做官的人必不可少的，而書籍是曾國藩一生的嗜好。
就是這兩樣東西，曾國藩也表示，將來罷官以後，除了適合夫人穿的衣服外，其他都與兄弟五人抓鬮平分。所有的書籍，則一律收藏於“利見齋”中，無論兄弟還是後輩都不得私自拿走一本。除了這兩樣東西，曾國藩說他絕不保留任何東西。
據曾國藩自己說因為經濟緊張，他在北京做官，雖然對家庭有些接濟，可是欠了一千兩銀子的債，回家又需幾百兩的路費，“甚難措辦”。
曾國藩勸誡曾國荃：身居高位，不可驕傲。但曾國荃總是聽不進去，曾國藩不得不又給他寫一封信：“你對我的勸戒，總是不肯虛心體驗，動輒辯論一番，這最不可取。我們身居高位，萬眾矚目，不可不慎。大凡總督巡撫總以為自己是對的，別人是錯的，自滿自足。君子過人之處，隻在虛心而已。不但我的話你要細心尋思，而且外麵所有的逆耳之言，你都應該平心考究一番。所以古人認為，居上位不驕極難。”
做官的人，做大官的人，做官做久了的人，一容易驕傲，二容易奢侈，有時不一定自己想這樣，而往往是別人迫使自己這樣。曾國藩就遇到過這樣的事。
一天，曾國藩的屬下李翥漢說，他依照李希帥的樣式打了一把銀壺，可以燉人參，可以煮燕窩，花費了八兩多的白銀。曾國藩聽說後深深感到愧悔。他說：“現在百姓都吃草根，官員也多屬貧困；而我身居高位，驕奢如此，並且還竊取廉潔節儉的虛名，真是令人慚愧得無地自容啊！以後應當在這些方麵痛下針砭的工夫！”
還有一天，魁時若將軍與曾國藩談心，說他家四代都是一品大官，而他家的婦女並沒有穿戴綢緞軟料。這給他很大震動，他反省自己，平日常常以“儉”字教人，而近來在飲食起居卻“殊太豐厚”；自家的婦女在穿戴上也過於講究了。他“深恐享受太過，足以折福”。
為了表示一生清廉的決心，曾國藩曾說：
在幾個弟弟中，我對待溫弟（曾國華）似乎過於嚴厲，但捫心自問，覺得還沒有對不起兄弟的地方。我不是信口開河，大凡做大官的人，往往對妻子兒女特別照顧，對兄弟則失之苛薄；往往私肥自家，對親戚同族則失之刻薄。我從三十歲以來，就一直把升官發財當成一件可恥的事情，把官囊積金留給子孫享用看作可羞或可恨的事情。所以我暗中發誓，決不靠做官發財，決不把做官得來的錢財留給後人。蒼天在上，神明鑒臨，我決不食言。所以，我立定此誌，決不憑做官發財，決不留錢給後人。如果俸祿較多，除了供奉父母衣食所需之外，全部都用來周濟貧窮的親戚，這是我一向的願望。
十二、巧借他人威重，成一己之實
常言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曾國藩處事，確也講借人之威，成己之實。
清朝皇帝對漢人始終懷有戒心，胡林翼作為湘軍主要領導者出任湖北巡撫後，清廷就命滿人官文為湖廣總督對其實行監視。官、胡兩人家世、經曆、才略、人品大有不同；又在非常時期，分為督撫，同在一城，同辦一事，且所辦之事，多非平時之例行公事，或無章可循，或有章不能循。這樣，雙方勢必發生矛盾衝突，甚至決裂。這在平時，大多是官僚們個人之間的恩怨，但在當時，卻意味著湘軍集團是否接受監督，清廷控製使用湘軍的方針能否貫徹的問題。如果倆人不和，湖北將全部落入官文手中，湖南也將受到官文的控製。這樣不僅兩湖難以成為湘軍集團地盤和戰略後方，湘軍的進一步發展壯大，也將成為一句空話；而且湘軍現有力量也會受到損害，進而危及兩湖的安全。
在十分關鍵的情況下，曾國藩致信胡林翼，讓他給官文“麵子”，如不是事關緊要，一定順從，借其威重之名，方能行己之誌。在上壓下勸的情況下，胡林翼終於懂得官文的地位不能動搖，唯一的辦法是與官文搞好關係，於是就改變作風，針對官文特點，大施權術，力求既尊重官文欽差大臣和總督的雙重權勢，又不束縛自己的手腳。其作法有以下三點：
首先，竭力與官文建立個人之間的親密關係。這方麵清人記載甚多。胡令其母認官文寵妾為義女，使兩家內眷親密往來；自己也不時拜謁官母；與官文平時私函，略去官場禮儀，直呼之為“老兄”，“中堂老兄”。有的記載還說胡與官結拜為兄弟。其次，在公事上，則“專從裏子切實講求，而不占人麵子”。即抓實權，堅持按己意埋頭處理軍政事務，而每遇可得美名、邀封賞，如“收城克敵”等事，則推首功於官文。在奏折信劄中極力稱譽官文“寬仁博大”，“仁厚公忠”，“能開誠心，布公道者，惟中堂一人”。再次，對官文貪汙不僅視而不問，還每月以鹽厘三千金，劃作督署公費。此錢實則進入官之私囊。
從1857年春至1861年胡林翼病死，其間二人雖有矛盾，但胡林翼對官文使用外圓內方的方針還是堅持了下來。官文對此自然心中有數，但仍然作了積極的響應。據說胡林翼母親來武昌，官文親自帶領文武官員去河岸迎接。其實，在胡轉變以前，官對胡和左宗棠某些冒犯行動，就以含忍態度處之。如五年官文派人至湖南勸捐，結果被拒絕，且谘文很不客氣。官文置之不較，自稱“彼時若鬥筆墨，或竟奏請聖訓，徒失和衷共濟之雅”，甚至表示不為此而怪罪駱秉璋、左宗棠，“不惟不咎秉筆者，即主政者亦並不怪”，儼然是一副“廓然大公，所見者大”的樣子。對胡林翼更是慎之又慎，反複權衡。正如官文對幕僚所說“我輩之才皆不及彼”，“我無彼不能禦敵”。這說明他深知胡林翼地位一動搖，就無人指揮湘軍克敵製勝，他的種種地位和榮譽也就會落空，甚至身家性命也成問題。因之，他一直拒絕奏參胡林翼。現在胡林翼對他頓改舊態，他又有功可居，有譽可邀，有銀可使，就一心依靠胡。正如薛福成所記，官文樂得“畫諾仰成而已，未嚐有異議”。這樣胡林翼就大體上如曾國藩所說“乃獨得少行其誌”，“事無大小，推賢讓能，多由撫署主政”。這種情況就像左宗棠在湖南那樣，為當時“遐邇共知”的秘密。
但是，官文並不是胡林翼的傀儡，正如曾國藩所說，官文“城府甚深，當胡文忠在時，麵子極推讓，然占其地步處必力爭，彼此不過敷衍而已，非誠交也”。
十三、為得人心，將錯就錯
得人心者得天下。曾國藩為得人心，給軍隊編了《愛民歌》，給自己訂了“寧人負我，我勿負人”的信條，同時在馭將之術上也有令人費解的奇招。
湘軍有一位將領名李金鶻，年不過三十，因作戰勇悍絕倫，故以“跋扈將軍”著稱，綽號“衝天炮”。由於作戰有功，官至副將。後得曾國藩的器重，賞以他“勇”字為號，統兵江西。
一次，李金鶻作戰失敗，被陷於太平軍中，後又逃回到“勇”字營。所屬友人張光照知道李金鶻在太平軍中服降的情況，便在毓撫軍處控告他“通賊”。而李金鶻不肯承認，說張光照誣陷他。此案到了曾國藩手裏，即下令將李、張二人一並解至東流大營，說要“力辯其冤”。
怎麼個“辯”法?湘軍各營將領都在關注這個案件。曾國藩並未去查對，亦未審訊，就武斷地認為張光照誣告統領上司之罪，即先行正法。當時，很多人都難以理解曾國藩對張的這種處置。而對李金鶻來說，當然是求之不得，大快人心。是日，他手提厚禮，來謁見曾國藩，一見曾就五體投地，盛稱“中堂大人明見萬裏!”感恩至於泣下。
對於張光照的“誣告”，曾國藩既是這樣的“辯”了；對李金鶻的“通賊”是不是就如此否認了呢?
其結果則是這樣的：曾國藩處決張光照以後，正要傳令李金鶻到案，李金鶻既來見曾國藩，曾國藩則認為正是自投羅網。還沒等李金鶻將謝禮奉交，曾國藩就一聲令下：“來人——”頓時，李金鶻嚇得臉色蒼白，渾身發抖。在場者也摸不清頭腦。曾國藩嚴肅以“辯”：“不說李金鶻通賊，既打敗仗，陷入賊手，就在應得之罪，故亦軍法從事。”說罷，即指使李金鶻的親兵營哨官曹仁美，將其五花大綁，解至金陵東門之外處以斬刑。
曾國藩對張光照與李金鶻均以處斬“辯冤”，聞者無不駭怪。
據說，李本以符水治病最為靈驗，因而在湘軍中贏得不少人的愛戴。曾拜李為師，其師徒的情誼甚深，又可憐李無辜遭受刑法，故命執刑者手下留情，處斬後將屍置江邊，複用蘆席遮蓋，並派兵十人守護。原來，李金鶻其頭並未砍斷，尚能呻吟，傍晚即用船運去。家中將他醫治好以後，削發隱居一庵堂，改名“更生和尚”，所娶的妾亦出家作尼姑。
後來，歐陽曉岑問曾國藩：“李金鶻何以事白而見殺?”曾國藩說：“左宗棠等俱稱其才可大用，若不能用，不如除之。而且江西紛紛言其通賊，吾既違眾而殺張氏，亦何能不順人心而殺李氏乎?”曾國藩此等舉動，是一般人所不能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