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話的立場如此方剛嚴正，不但使皇帝無法徇情曲庇，也足使朝臣之袒翁者為之鉗口奪氣。所以曾國藩看了之後，大為欣賞，即以其稿入奏，而翁同書亦旋即奉旨革職拿問，充軍新疆。就事論事，李鴻章此稿，深得奏議文字的“辣”字訣，使人無可置喙於其間。李鴻章有此吏才，足以使曾國藩對他刮目相看。
李鴻章在軍務方麵也常常為曾國藩出謀獻策。1860年6月，清廷命曾國藩署理兩江總督，督辦圍剿太平軍事務。曾國藩率大營進駐安徽祁門。祁門在長江之南，位於黃山之西，四周山丘環繞，形如鍋底。曾國藩認為隻要占領四周製高點，扼守要路，足以自守。但李鴻章則認為：“在這種地方紮營駐兵，乃是兵家之忌。這是兵法上所說的‘絕地’。不如及早轉移，選擇有利地形。以便進退自如”。
從純粹的軍事觀點來看，李鴻章的話是頗有見地的。但曾國藩沒有接受李的意見。李鴻章反複力爭，堅持己見。最後曾國藩氣憤地說：“諸位如果膽怯，可以各奔前程！”李鴻章見狀便不敢再多言了。
其時，曾國藩軍中又發生了另一件事，即李鴻章不同意曾國藩彈劾李元度，使李鴻章暫時離開了曾國藩幕府。
李鴻章的出走，從心理上說，是其雄心壯誌久久不得舒展的情緒衝動。他追求青史留名，要的是封一路諸侯，而不是屈居人後。他在詩中抱怨“昨夢封侯今已非”，做夢都想踞有一塊地盤，對寄人籬下的狀況感到不滿。曾國藩為此曾安慰他：“觀察閣下精明強悍的神色流露在眉宇之間，寫字則筋骨勝於皮肉，象不會長期置身於玉堂，帶玉器優遊。假若要當四方諸侯，按圖索驥，不是南方的兩粵，就是東方的三吳。”曾國藩果然看得準，1862年李鴻章得以去搶三吳這塊地盤。但在此前，李鴻章卻常因此而鬱鬱寡歡，或是吟“愁彈短鋏成何事，力挽狂瀾定有人”；或是歎“鬱鬱鬆楸望不開”，“空將雙淚寄泉台”；或是發牢騷！當時湘軍內部門戶之見極深，李鴻章作為皖人雖居高位，卻被占據要位的絕大部分湘人所排擠。那種克製忍讓、忍辱負重的生活，令他感到極不舒暢。為此，他常有“戈馬飄零何必家？”“四海無家行路難”之歎。
李鴻章的出走，不排除功利驅使，而意氣用事也是重要原因。 李鴻章離開祁門，打算返回南昌哥哥家中。途中走訪了胡林翼，並告知離開曾幕的緣由。胡林翼素知李鴻章有才略，就說：“君一定會發達，但希望不要離開滌生（曾國藩），若沒有滌生，君何以進身？”李鴻章聽後，不以為然，憤憤地說：“我初以為你是豪傑之士，不需要別人而可以發展，今天才知我看錯人了。”言畢，拂袖而去。歸到下榻之地，整裝將行。胡林翼派人挽留，李鴻章脾氣又來了，仍執意要走。後經胡林翼強留，李鴻章才放下了行裝。過後，兩人又每日飲酒暢談，隻是不提曾之事。盡歡多日，李鴻章方才離去。
送別李鴻章後，胡林翼即寫信勸說曾國藩：“李某終將發達，不若引之前進，猶足以張吾軍。”曾國藩經過冷靜思考，認為胡林翼的看法很有道理，便於1861年3、4月間寫信給李鴻章，請他出任南昌城守事宜、以抗拒南路西征太平軍。李鴻章也未割斷與曾國藩的聯係，直接寫信勸說或請胡林翼代勸曾國藩從祁門“及早移軍”，“先清江西內地”。胡林翼支持李鴻章的主張，特地寫信給曾國藩說：李鴻章之議“頗識時務”，左宗棠移駐九江之策“亦握形勢”，“然滌丈未必采納。能於湖口、東流駐使節，聯絡南北兩岸之兵氣，乃合使節之體裁，且功效必大。”他甚至委婉地批評曾國藩因小失大、不顧戰略全局。曾國藩隨即移節東流。
李鴻章滯留南昌期間，曾給同年沈葆楨去信詢問福建情況。有意去閩任道員之缺。沈葆楨回信勸阻：“閩事糜爛，君至徒自枉才耳！”另一位同年郭嵩燾也致函李鴻章，“力言此時崛起草芭，必有因依，試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誰可因依者，即有拂意，終須賴以立功名，仍勸令投曾公。”李鴻章“讀之怦然有動於心”。1861年5月18日，曾國藩乘機寫信給李鴻章，情詞懇切地請他回營相助稱 ：
鄙人遍身熱毒、內外交病、諸事廢閣，不奏事者五十日矣。如無醴酒之嫌，則請台旆速來相助為理。
曾國藩敦促李鴻章出山，意在為自己羅致建功立業的助手。李鴻章環顧左右，也確信當今可資“因依”而“賴以立功名”者隻有曾國藩，因此捐棄前嫌，於6月6日趕至東流，重新投身曾幕。
李鴻章第二次入幕曾府，曾國藩對其“禮貌有加於前，軍國要務，皆與籌商。”吳汝綸撰《李鴻章江蘇建祠事略》中說：“曾國藩前後幕僚，多知名之士，其能爭議是非者，李鴻章一人而已。”雖不全是事實，但李“認真”的品格確為老師所欣賞。
李鴻章進曾國藩幕府等於進一個高級研究班。在軍事上，他得以獨當一麵地招練騎兵、組建淮揚水師，溫習他以前自學的步兵戰術，故出幕時三大主要兵種的大部隊指揮已相當嫻熟。1862年上海官員驚奇地發現，李鴻章親自動手繪圖描型，改建了上海水師戰船、戰艇式樣，十分在行。以前，李鴻章能浪戰而不耐戰，不善防守；在曾國藩身邊，他學到了深溝高壘的“站牆子”防禦之術，學到了保餉道、糧道而無後顧之憂的堅守之法。李鴻章曾說：“我以為湘軍有異術，今天曉得，不是別的，隻不過聽到長毛來站在牆子前罷了。”正是這站在堅厚牆壁前的防守戰術，使當年淮軍在關鍵的虹橋之戰、北新涇之戰中未被太平軍擊敗。
李鴻章在曾國藩身邊變得成熟起來，從政事到立身處世均有長足進步。從李鴻章的身上常常可以看到曾國藩的影子：曾國藩早就使用洋炮，李鴻章來滬後更愛洋槍洋炮；曾國藩上馬殺敵，下馬講學，幕府中供養“三聖七賢”十位名儒，李鴻章來滬後也效其技，並與上海勢力中的商紳打成一片；曾國藩處理軍政大事雖征詢幕友，然決斷善斷一由己意，李鴻章更青出於藍，來滬後不容他人與自己平起平坐。李鴻章終其有生之年感謝曾的“積年訓植”，他曾向部將劉秉璋述曾國藩之恩：“我跟從的師輩多了，沒有一位像這老翁善教的。他隨時隨地隨事都有所指示。”李鴻章成名後朝野輿論也說他“果毅堅貞，克紹曾門衣缽”；他自己則說：別的弟子多不願遵從師門成法，但“鴻章篤守”。無疑，李鴻章保持謹守師法的形象對自己最有利；而曾國藩心傳於李鴻章，也有其明哲保身的深意。
八、表現欲過強的人，不可久用
大家在一起交往，如果一個人老是自以為是，以自己為中心，處處爭強逞能，不給別人以表現和施展的機會，那麼別人很快就會對他產生反感，將來一起合作共事的結果就可想而知了。
《周易·係辭下》說：“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意思是說，思想修養好的人，語言簡潔，不亂發議論；而性情浮躁的人，滔滔不絕，卻言之無物。
一個人獨處的時候，話不多；與親人相處的時候，話也很少。但與朋友在一起時，話就很多，如果恰好異性朋友也在一起時，話就更多了，真可謂標新立異，妙語連珠，語不驚人死不休。說到得意處，更是手舞足蹈。
這一切都是因為人有一種表現欲，或者表現一種氣質，或者表現一種才情，或者表現一種風度，或者表現一種智慧，總之是想表現一種優越感，掩飾一種自卑感；想表現自己某一方麵長處的人，一定有某一方麵的短處。
誇誇其談的人，本來是想表現自己的長處，可是他在表現自己的長處時卻暴露了自己的短處；他隻知道談論的樂趣，卻不知道沉默的樂趣；隻知道表演的樂趣，卻不知道觀賞的樂趣。
為人應力戒表現欲太強，這在曾國藩所談的處世禁忌四緘中，第一條就已談到不喜好誇誇其談，到處表現自己。另外，曾國藩還說：人隻要稍微有些才能，就想要表現出來，以顯示與別人的不同。爭強好勝的人這樣，追逐名譽的人更是這樣。同當士兵，就想著要挺出於同列。同當小軍校，就想著要在軍校中出人頭地。同是將軍，就想著比別的將軍高一頭。同是主帥，也仍想著要比別的主帥高明。盡管才能有大小淺深的差別，但他們共同的一點是不知足、不安本分。能打破這種世俗的風氣，就能和他談論用兵之道了。
因此，曾國藩不僅自己常常檢點自己的言行是否是表現欲太強，而且對其僚屬有這一傾向的人也及時教誨。
曾國藩第二次做兩江總督時，李鴻裔來到他的幕府中，少年倜儻，不拘小節。曾國藩特別忠愛他，對他像兒子一樣看待。曾國藩的秘室，隻有李鴻裔可以隨便的出入。當時曾國藩的幕僚中有三聖七賢的條目，都是名極一時的宋學大家。曾國藩驚歎他們的名聲，都把他們召納了進來。然而隻是挨個的安排他們衣食住行等，並不給他們以事情做和職位。一天，曾國藩正在和李鴻裔在室中坐著談話，正巧有客人來到。曾國藩出去迎見客人，留下李鴻裔自己在室中，李鴻裔翻看茶桌上的文本，看到《不動心說》一首詩，是某一位老儒所寫的。這老儒，即是所說的十個聖賢中的一個。詩文後邊寫有這樣一段：“使置吾於妙曼娥眉之側，問吾動好色之心否乎?曰不動。又使置吾於紅藍大頂之旁，問吾動高爵厚祿之心否乎?曰不動。”李鴻裔看到這裏，拿起筆在上麵戲題道：“妙曼娥眉側，紅藍大頂旁，爾心都不動，隻想見中堂。”寫完，扔下筆就出去了。曾國藩送走了客人，回到書房，看到了所題的文字，歎聲說：“一定是這個小子幹的。”就讓左右招呼李鴻裔，這時李鴻裔已經不在衙署中，很可能是又去秦淮河上遊玩去了。曾國藩令材官拿著令箭到處去找，想一定能找到，果然在某姬的船中找到了他，帶了回來。曾指著他所寫的問道：“是你幹的吧?”李答：“是。”曾說：“這些人都是些欺世盜名之流，言行一定不能坦白如一，我也是知道的。然而他們所以能夠獲得豐厚的資本，正是靠的這個虛名。現在你一定要揭露它，使他失去了衣食的來源，那他對你的仇恨，豈能是平常言語之間的仇怨可比的，殺身滅族的大禍，隱伏在這裏邊了。”李鴻裔很敬畏地接受了教誨，從這以後便深深地收斂自己，不再敢大言放肆了。
九、為人之道有四知
中國是一個崇尚禮信儀的國家，儒家將“修身”作為治平天下的第一步，認為一個人的為人、品性如何對其事業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從某種角度說，起決定作用。因此，為人之道就是處世哲學中的核心了。
在這方麵，曾國藩通過自身省察，總結出一套辦法，他稱為“四知”。在許多場合，他都強調這“四知”。他在家書中說：為人之道有四知，天道有三惡。三惡（即有三方麵的忌諱）是指天道忌諱弄巧作假，忌諱知足常樂，驕傲自滿，忌諱有貳心於人。貳的意思是多疑，不忠誠，沒有耐心。四知包括《論語》末章的知命、知禮、知言，曾國藩又加上一條“知仁”。他解釋說：仁的意思是寬恕。“自己要自立得讓別人也能自立；自己想顯貴讓別人也能顯貴。”恕也是一條原則。立的事物應該是自己完全有能力立的；通達，四通八達沒有阻礙，無論是周圍的還是遠方的人都能信服你，心裏都歸服你。《詩經》說：“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四方的人沒有不想歸服的。）《禮記》說：“推廣它把它放到什麼地方都能適合。”這就是達。我打算全憑自己辦自己的事，那麼不能讓他人沒法立事；我能夠四處無阻，不能讓別人一步都走不開。這就是使人自立，使人顯達的原則。孔子所說的“自己不想做的，也不能強迫別人去做。”孟子所說：“取人之長，教人向善。”這都是寬恕的意思，也就是仁。知道並理解了這層，就能有廣博的見識，宏大的度量，否則便閉目塞聽，孤陋寡聞了。因此，我在那三方麵的基礎上又加了一條“知仁”的原則。
曾國藩還將“三字訣”作為為人的一些具體要素加以實施。他曾說：最近幾日的失誤，由於心弦張得太緊，沒有舒展柔和的意思。以後作人，應當得一個“鬆”字為訣竅。這夜，睡味非常舒服，約略體會到“鬆”這個字的意味。連日來，我每每想修身之道，能在十個“三”字上用功，還不失晚年進境。十個“三”字是：三經、三史、三子、三集、三實、三忌、三薄、三知、三樂、三寡。三經、三史、三子、三集、三實，這十個“三”，我在京師的時候，曾經以匾額的形式掛在室內。在江南，曾刻成印章。三忌，即天道忌諱巧，天道忌諱盈，天道忌諱貳。三薄德，指幸災樂禍，一薄德，違逆命運而測推疑妒，二薄德；妄下議斷，強化皂白，三薄德。三知，指的是《論語》末章所說的“知命、知禮、知言”。三樂，也就是讀書聲一出如金石之音，一樂；宏獎人才，引導人天天向上，二樂；辛勤勞動後的憩息，是三樂。三寡，指的是寡言養氣，寡視養神，寡欲養精。用這十個“三”字時時反省體察，難道不是初雖有失，而終得成功嗎?
十、輕薄之人，切不可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