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禍由天作主，善惡由人作主。由天作主的，我們無可奈何，隻得聽之任之；由人作主的，我們能盡一份力就盡一份力，能得一份就算一份，能支撐一天就算一天。若想保持家運興盛，就不能不分清哪是天意，哪是人為。
為了把握由人做主的這一份力，曾國藩曾反複告誡曾家後代，一定要一邊種地，一邊讀書，以保持先人的好傳統，千萬不要沾染半點官場習氣，他說：“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無一不與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貴習氣，則難望有成。”他曾對兒子約法三章：不許坐轎，不許使喚奴婢做取水添茶的事情；拾柴收糞之類的事情，必須一件一件去做；插秧除草之類的事情，必須一件一件去學。這樣才能避免驕奢淫佚，才算抓到了根本！
無論是大家，還是小家，無論是官家，還是農家，無論手工之家，還是商賈之家，如果勤苦儉約，就沒有不興旺的；如果驕奢倦怠，就沒有不衰敗的。
曾國藩說，一般人多希望子孫後代做大官，我不願意子孫後代做大官，隻想他們成為讀書明理的正人君子。一般人之所以希望子孫後代做大官，是因為做大官有權有勢，有顯赫的門第，有豐厚的錢財；曾國藩之所以不願做大官，是因為他看到了榮華富貴是暫時的，閱盡了盛極而衰後的艱難、悲慘和世態炎涼。
他還在1863年11月24日《致澄弟》的信中說：
聽說你家逐漸奢華是因客人太多的原因。以後應步步嚴格謹慎，不可步步放縱懈怠。禁坐四人抬的轎，先從星岡公直係子孫做起，不過一二年，其他房也可漸漸改掉。總之，家門太盛時，有福不可享盡，有勢不可使盡，人人都應記住這兩句話。
八、遺產多易長後代驕惰之氣
怎樣保持家道的興盛呢?曾國藩認為，首先的一條，就是不給子孫留下大筆遺產。
一個人擁有了大筆錢財，他的處理方式不外以下三種：一是自己用度；二是贈送給親人——他關心或愛的人；三是捐贈社會公益事業。一個人死了以後，他的財產流向就主要是後兩種形式。至於他的遺產會產生什麼結果或效益，他是完全無能為力的。他所能做的，就是在臨死前處理好這筆遺產。很多擁有大筆財產的人在臨終前煞費苦心，不為別的，就為遺產。
曾國藩不是一個擁有大筆財產的人，但絕不是一位沒有財產的人，還遠遠沒有到臨終前，他就在思考如何處理遺產的問題。
曾家先祖星岡公在世時，常常譏笑那些喜歡積攢私財的人家，他認為積攢私財是敗家之兆。對此，曾國藩十分信服。他以為，與其給子孫留下大筆遺產，不如教子孫走入正道。他說，如果子孫誤入卑鄙自私的歧途，將來必定計較錙銖，心胸日益狹隘，到了那時就難以挽回了。明人錢琦說：“處貴而驕，敗之端也；處富而奢，衰之始也。”說的就是品德不正，即使身處富貴，也要注定敗亡的道理。
與曾國藩同時的清代名將左宗棠在教子上和曾國藩不謀而合，也以德性為本。他說：“爾曹能謹慎齊家，不至困餓。若任意花銷，以豪華為體麵；恣情流蕩，以沈（同沉）溺為歡娛，則吾多積金，爾曹但多積過，所損不已大哉！”如果你們品行不正，我積的錢越多，你們犯的錯就越大。這確有一點警世恒言的意味。曾國藩沒有左宗棠的咄咄逼人的氣勢，他說得很平和：
子孫之貧富，各有命定。命果應富，雖無私家產亦必自有飯吃；命果應貧，雖有田產千萬畝，亦仍歸於無飯可吃。我闖蕩了數十年，於人世的窮通得失思之爛熟。
他相信生死有命，富貴在天，非人力所能為之，人所能做的是莊敬自強，走正大光明之路。
正是基於這種認識，他請弟弟國潢將自己在家鄉的五馬衝的田產設法出手，或捐作元吉公的祭田，或議作星岡公的祭田，或轉售他人，所得的錢銀供家中日用之需。
仕宦之家不蓄積銀錢，使子弟自覺一無可恃，一日不勤則將有饑寒之患，則子弟漸漸勤勞，知謀所以自立矣。
曾國藩說：銀錢田產，最易長驕氣惰氣。我家中斷不可積錢，斷不可買田，爾兄弟努力讀書，決不怕沒飯吃，至囑。
1854年2月上旬，曾國藩的父親命曾國藩書一聯懸之廳中，寫道：
有子孫有田園家風半讀半耕，
但以箕裘承祖澤；
無官守無言責世事不聞不問，
且將艱巨付兒曹。
曾國藩對此十分推崇。他說：“身居京官，總以錢少產薄為妙”。他還在1866年7月6日《致澄弟》中說：
我覺得我們弟兄身處這樣的時代，名聲遠揚，應以錢少、產業少為好。一則可以平日裏避免別人看了抱著掠取的期望，有動蕩的時候也可避免遭搶掠。二是子弟之輩看到家中窘迫的狀況，也不至於一味講究奢侈了。紀澤母子八月間就能回湘鄉，各方麵請老弟費心照料。早、掃、考、寶、書、蔬、魚、豬八個字，是我們曾家曆代的立家氣象、格局，我從嘉慶末年到1839年，見到祖父星岡公每天生活守常規，不改這個規矩。不相信醫藥、堪輿、和尚、巫師、禱祝等事，這也是老弟都曾經親眼見過的，我輩若能認真遵守家風，則家道便可多支撐些年，望老弟率紀澤及各位侄兒切實做好。家中木器還不齊備，請老弟幫兄購置一些，不要超過三百兩銀子，家具隻求結實耐用，不圖雕花鏤圖，但油漆要好一點，這樣能經久耐用。房屋不求華美，周圍要多種竹木鬆柏，多留些地做菜園，即使占去一些田地也不要緊。清貧儉樸就像窮苦人家，所領的養廉銀全部充公使用。沒有購置一廛房地、一區田畝，吃飯不過四簋，男女婚嫁，不過兩百兩銀子。
九、天道忌巧，應心口如一
曾國藩最反對那種心口不一的人，既使是自己的弟兄，有了這種行為，他也直言相告，令其改正，勿做口是心非之人。
為了打下金陵，曾國荃嘔心瀝血，身心憔悴，就是為了拜相封侯。胡林翼知道，李鴻章知道，左宗棠知道，他們隻能按兵不動，隻能眼睜睜地看著這顆又大又甜的桃子掉在曾氏兄弟的手中。可是那個不知趣的外國人李泰國將要把輪船開進長江裏，這可急壞了曾國荃。於是曾國荃上疏皇上，輪船不必進入江河，隻宜在海上巡邏，防禦海盜。曾國藩聽了心裏很不是滋味。他給弟弟寫了一封信：
你是怕李泰國到金陵攪亂局麵，搶奪功勞，為什麼不以實情剴切相告？十年苦戰，卻讓外國人以數隻輪船奪去了勝利果實，使我忠義將士心灰意冷，使我中華臣民氣節受侮，這樣的話都可如實上奏。心中本來想說這一件事情，上疏時卻在另一件事情上危言聳聽，這是舊時督撫的陋習，欺蒙宣宗可以，文宗就難欺蒙了，現在更不能欺蒙了。
七條輪船入江一事，我已上奏過三次，詢問過兩次，就是不準李泰國幫助圍剿金陵、蘇州。李鴻章也曾兩次上書恭親王，想必恭親王定會心懷內疚。隻是太平軍還沒消滅，不想再樹一個大敵，所以隱忍下來出此一計。君相都把我們兄弟視為心腹，而弟弟你上疏卻言不由衷，恐怕朝廷會懷疑我們兄弟意見不合，甚至會懷疑你善用權術。
曾國藩擔心的是怕朝廷懷疑，而這是曾國荃從未想到過的啊！他多次告誡弟弟“天道忌巧”，不要使心眼，玩陰謀，耍詭計，說的就是以誠相待。
十、捐嫌棄怨，惠及後人
人生在世，特別是一起共事或生活的人，難免會產生一些磨擦，結下一些怨隙。處理好了，猶如經曆了風雨的天空，人生顯得格外清麗。處理不好，則怨怨相報何時了，有的甚至世代為仇，累出交惡橫暴之事。這對於哪一家或哪一人來講，都可謂人生之大不幸。
曾國藩是一個善於自省的人，他總要見賢思齊，使自己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高尚人，給子孫後代留下一些真正寶貴的“東西”。他說：士大夫之誌趣學術，真的有不同於人的地方，則是提高自己的修養之於自身，樹立一種風範於家庭。必將有流風餘韻，傳之子孫，化行鄉裏。所謂君子之澤，就其最善者，約有三端。曰：詩書之澤，禮讓之澤，稼穡之澤。詩書之澤，如韋玄成議禮，王吉傳經，虞魏之兄弟，顧陸之後人，代有名家，不可盡述。我朝如桐城張氏，自文端公而下，巨卿碩學，世濟其美。宣城梅氏，自定九征君以下，世精算學，其六世孫梅曾亮，自謂莫紹先緒，而所為古文詩篇，一時推為祭酒。高郵王氏，自文安國以下，世為名儒。而懷祖先生訓詁之學，實集古今之大成。國藩於此三家者，常於內心仰慕，以為不可及。禮讓之澤，如萬石君之廉謹，富平侯之敬慎，唐之河東柳氏，宋之蘭田呂氏，門庭之內，彬彬焉有君子之風。餘所見近時縉紳，未有崇禮法而不興，習傲慢而不敗者。稼穡之澤，惟周室開國，《豳風》陳業，述生理之艱難，導民風於淳厚，有味乎！其言之近世，張英複之恒產瑣言，張履祥之農書，用意至為深遠。國藩竊以為稼穡之澤，視詩書禮讓之澤，尤為可大可久。吾祖光祿大夫星岡公嚐有言曰：吾子孫雖至大官，家中不可廢農圃舊業。鼓哉！至訓可為萬世法已。
這裏僅就曾國藩禮讓之澤來說，則足以令人歎羨。曾國藩與左宗棠皆為朝廷效力重臣，當兩人實力不相上下的時候，由於政見不同，不免生有介蒂。曾國藩生前，“左常輕之”，人稱曾公眼中有左宗棠，左公眼中無曾國藩。但曾國藩卻也能對這一出自自己部下的“湘中第一幕僚”禮讓為懷，捐嫌棄怨。以至後來在曾國藩死後，左宗棠亦能敬仰其風範，對曾家後人更是以禮相待，以至兩家親如一家。對於這一點，湖南巡撫陳寶箴親身所曆：
陳寶箴為曾國藩門下士，嚐入湖北左宗棠幕。謁曾公於金陵，曾見陳來汗溢於額，問故。陳笑曰：“為人作魯仲連耳。我所乘舟，舵工與鶨公因操舟意見不洽相爭吵。二人皆怒，竟舍舟登陸而停在了半途。舟無人，動搖凡乎傾覆。我亦懼而登陸，謂二人曰：‘汝輩因舟而怒，因愛此舟也。今乃舍舟而鬥，舟無人，將覆矣。何若同舟共濟，保此舟乎?’二人為我所感動，鬥遂止。我邀入酒家，出資飲以酒，二人和好如初。返舟，遇順風，瞬息抵岸。我猶恐來遲，故奔而汗也。”(曾)公憮然有間，歎曰：“我乃不如舟子乎?”自是曾、左兩人意見雖有分歧，至軍事上計劃不複掣肘。
1882年，左宗棠督兩江之日，想讓曾國藩的女婿，即曾紀芬的丈夫聶緝鶩佐助上海製造局事，總辦李興銳因曾紀澤的日記中對聶評價不高，表示不可用左宗棠專門為此事寫信給李興銳，稱“日記不足為據”，不妨給聶以機會。聶很快飛黃騰達。據曾紀芬回憶：左公待中丞公(指聶)不僅是子侄輩，亦時垂詢及餘，欲餘往看望。餘於先一年冬曾一度至其行轅，在大堂下輿，越庭院數重，始至內室，文襄適又公出。餘自壬申奉文正喪出署，別此地正十年，撫今追昔，百感交集，故其後文襄雖屢次詢及，餘終不願往。繼而文襄知餘意，乃令特開中門，肩輿直至三堂下輿，相見禮畢，文襄謂餘曰：“文正是壬申生耶?”餘曰：“辛未也。”文襄曰：“然則長我一歲，宜以叔父視我矣。”因令餘周視署中，重尋十年前臥起之室，餘敬諾之。嗣後忠襄公至寧，文襄語及之曰：“滿小姐已認吾家為其外家矣。”湘俗謂小者曰滿，故以稱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