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四、以禮待才
由於曾國藩對人才問題的高度重視，並且在人才的選拔、培養使用上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辦法，因此他的幕府人才“盛極一時”。容閎回憶說：“當時各處軍官聚於曾文正之大營者，不下二百人。……總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補之官員、懷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學、天文、機器等專門家無不畢集。”薛福成把這些人才分為四大類型。第一類是為曾國藩“治軍事、涉危難、遇事讚劃者”，這有李鴻章、郭嵩燾、劉蓉、李元度、何應祺、鄧輔綸、李鴻裔、錢應溥、陳鼐、許振脰、向師埭、黎庶昌、吳汝綸等。第二類是以它事從曾國藩“邂逅入幕，或驟至大用，或甫入旋出，散之四方者”，這有左宗棠、彭玉鱗、李雲麟、羅萱、李鶴章、李瀚章、陳蘭彬、李榕、王定安、陳士傑等。第三類是因學問淵博而在幕府中做賓客，平時諷諫建議，來往沒有規律或是招納到書局，並沒有具體委以公職的人，這有吳敏樹、吳嘉賓、張裕釗、俞樾、羅汝懷、複燮、王揹運、曹耀湘、趙烈文、錢泰吉、方宗誠、李善蘭、汪士鐸、華衡芳、徐壽、戴望等。第四類是“凡刑名、錢穀、鹽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諸大端或以專家成名，下逮一藝一能，各效所長者”，這有馮俊光、程國熙、陳文坦、洪汝奎、劉世墀、何源等。薛福成僅錄了八十三人，不能代表幕府實況，實際上幕僚達四百人以上。重要的如年輕的工程技術專家徐建寅，為曾國藩籌辦軍械工業組織並帶領第一批官費留學生出國的容閎，以及薛福成本人都未包括在內。這些幕府人物不少在當時就享有盛譽，有的在後來卓有成就。如李善蘭、華衡芳、徐壽是當時著名的自然科學家，俞樾、戴望是著名的經濟學家。左宗棠是傑出的軍事家，後來在捍衛領土完整、維護民族統一方麵作出了重大貢獻。郭嵩燾後來則成為中國首任駐外公使。薛福成曾出使英、法、意、比四國。郭氏與薛氏都是從洋務派分化出來的我國早期改良主義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
薛福成曾頗具感慨地說：“凡事都要靠人才才能成功。才學高的人必定能任用賢才，並因而使自己的成就更加偉大。推而廣之，能為天下的人才合於一處，這樣就可以平定天下。”
曾國藩和幕僚之間總的來說是主從關係，具體而言則又可分為互慕、互助和相互影響三個方麵。首先，他們雙方都有相互結合的願望，可以說是一種相互傾慕、相互追求的關係。曾國藩認為，遠而言之則天下之興亡、國家之強弱，近而言之則兵事、餉事、吏事、文事之成敗利鈍，無不以是否得人為轉移。故多年愛才如命，求才若渴，為吸引和聘請更多更好的幕僚盡了很大努力，做了大量工作。他於率軍“東征”之始，即號召廣大封建知識分子奮起捍衛孔孟之道，反對太平天國，盛情邀請“抱道君子”參加他的幕府。其後行軍打仗，每至一地必廣為訪察，凡具一技之長者，必設法延至，收為己用。聞在德才並稱者，更是不惜重金，馳書禮聘。若其流離失所，不明去向，則具折奏請，要求各省督撫代為查明，遣送來營。曾國藩與人通信、交談，亦殷殷以人才相詢，懇懇以薦才相托，聞人得一才羨慕不已，自己得一才喜不自勝，遂有愛才之名聞於全國。由於曾國藩精研百家，兼取眾長，早在青年時代即已“道德文章”名滿京師。稱譽士林；加之其後出辦團練，創建湘軍，“戰功”赫赫，威震天下，遂被視為救星，受到不少士大夫的崇拜。由於清王朝政治腐敗，等級森嚴，滿漢藩籬未除；加以取士不公，仕途擁塞，遂使一大批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識分子空有一片“血誠”，滿腹才華，而報國無門，升發無望，不得不千方百計地為自己另外尋求政治上的出路。有的知識分子非但升發無望，且身遭亂離之苦，徙無定居，衣食俱困，亟須庇護之所，衣食之源。還有一部分知識分子，既無升官發財之念，亦無饑寒交迫之感，甚或已是學問淵博，名滿士林，但卻仰慕曾國藩的大名，以一與相識為幸，一與交遊為榮。所有這各類人物，他們聞曾國藩能以誠心待士，破格用人，便紛紛投其麾下，入其幕府。
同時，曾國藩同幕僚之間也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係，幕僚們助曾國藩功成名就，曾國藩使幕僚們升官發財，多年來，幕僚們為曾國藩出謀劃策、籌辦糧餉、辦理文案、處理軍務、辦理善後、興辦軍工科技等等，真是出盡了力，效盡了勞。可以說，曾國藩每走一步，每做一事，都離不開幕僚的支持和幫助。即如鎮壓太平天國一事，他之所以獲得成功，並非靠他一人之力，而是依靠一支有組織的力量，其中他的幕僚尤占有一定比重，起了相當大的作用。西漢初年劉邦在向諸將解釋為什麼張良足不出戶而封賞最高時，曾把戰爭比為狩獵，以獵人喻張良，以獵犬喻諸將，稱指示之功勝於奔走之勞，諸將為之悅服。而在安慶、江寧兩役中，曾國藩的幕僚則不僅有指示之功，尤有籌餉之勞，可謂功兼張（良）、蕭（何）。自鹹豐十年（１８６０）六月至同治三年(1864)六月，四年之中曾國藩報銷軍費一千六百多萬兩。其中絕大多數來自厘金與鹽稅。這筆巨款主要靠幕僚籌集，沒有它湘軍早已饑潰，何成功之有？曾國藩所謂功勞的排名絕對不次於前線英勇善戰的將領，絕非誇大之話。至於曾國藩刊行《王船山遺書》和《幾何原本》等重要書籍，引進西方科學技術、興辦軍事工業等，更是離不開幕僚的努力。否則，他很難掙得洋務派首領的地位。
曾國藩對幕僚的酬報亦為不薄。眾幕僚入幕之初，官階最高的是候補道員，且隻是個別人，知府一級亦為數極少，絕大多數在六品以下。他們有的剛被革職。有的隻是一般生員，還有的連秀才都不是，而數年、十數年間，紅、藍頂帶紛紛飛到他們頭上，若非曾國藩為他們直接間接地一保再保，是根本不可能的。
當然，曾國藩同幕僚之間這種關係的維持是有條件的。那就是曾國藩要尊重幕僚，以禮相待；而幕僚也必須忠於曾國藩，絕不許中間“跳槽”，改投新主。說明這種情況的最為典型的事例，是馮卓懷的拂袖而去和李元度的被劾革職，馮卓懷是曾國藩的老朋友，一向對曾國藩非常崇拜，為了能朝夕受教，曾放棄條件優越的工作去當曾國藩的家庭教師，曾國藩兵困祁門之時，馮卓懷又放棄四川萬縣縣令職位，投其麾下，充任幕僚，後因一事不合，受到曾國藩的當眾斥責。馮卓懷不堪忍受，自尊心受到傷害，決心離去，雖經曾國藩幾次勸留皆不為所動，最後還是回家閑住，寧可丟掉官職。李元度是曾國藩最困難時期的少數幕僚之一，數年間患難與共，情逾家人，致有“六不能忘”之說。不意其後曾國藩兩次參劾李元度，冷熱之間懸若霄壤。
究其原因則主要由私誼而起。曾國藩明知李元度並非領兵之才而令其帶兵，屢經敗潰而複委重任，皆由私誼太厚，盼其立功太切，即所謂“已欲愛之，實其害之”者。故李元度失守徽州，曾國藩也有責任。他第一次參奏李元度，也隻是氣忿其故違將令，頗有揮淚斬馬謖之意，並無私恨。不料李元度轉身投靠浙江巡撫王有齡，並很快開複一切處分，連升兩級實授浙江按察使。曾國藩感到受辱太甚，積怒於心，不能忍耐，遂借杭州失陷一事再次參劾李元度，將其革職。曾國藩在與友人通信談到同李元度的關係時，曾引春秋時豫讓故事，稱其“以中行待鄙人，以智伯待浙帥”，說明此次參劾全出私恨，究其緣由則不外“改換門庭”四字。由此不難看出，曾國藩同幕僚的關係，歸根到底還是主從關係，其維係紐帶全在私誼，私誼對他們雙方來說，都是神聖的，高於一切的，任何一方如有違背，這種關係即會解除，甚至結成私怨。
在長期合作共事的過程中，曾國藩同幕僚之間都相互產生過一定影響。曾國藩經常以各種形式向幕僚們征求意見，在遇有大事決斷不下時尤為如此。有時幕僚們也常常主動向曾國藩投遞條陳，對一些問題提出自己的見解和解決辦法，以供其采擇。幕僚們的這些意見，無疑會對曾國藩產生重要影響，這方麵的事例可以說是俯拾即是。如采納郭嵩燾的意見，設立水師，湘軍從此名聞天下，也受到清廷的重視，可以說是曾國藩初期成敗之關鍵。鹹豐四年（１８５４）太平軍圍困長沙，官紳求救，全賴湘軍。而羽翼尚未豐滿的湘軍能否打好這一仗，事關存亡之大。曾國藩親自召集各營官多次討論戰守，又在官署設建議箱，請幕僚出謀劃策。曾國藩最終采納陳士傑、李元度的意見，遂有湘潭大捷。鹹豐十年（１８６０）秋，是湘軍與太平軍戰事的關鍵時刻，英法聯軍進逼北京，鹹豐帝出逃前發諭旨令鮑超北援。曾國藩陷入極難境地：北上勤王屬君國最大之事，萬難辭推；但有虎將之稱的鮑超一旦北上，兵力驟減，與太平軍難以對峙，多年經營毀於一旦。曾國藩令幕僚各抒己見，最後采納李鴻章“按兵請旨，且無稍動”的策略，度過了一次大危機。不久，下安慶、圍天京，形成了對太平軍作戰的優勢。那些聞旨而動的“勤王軍”，勞民傷財，貽笑天下。其他如采納容閎的意見，設“製器之器”，派留學生出國，使他成為洋務派的領袖。等等，類似事例，不勝枚舉。可以說，曾國藩是把眾人的智慧為己所用的典型人物。他自己深得眾人相助之益，也多次寫信讓他的弟弟曾國荃如法炮製。他說與左宗棠共事，“則以其氣概識略過人，故思與之偕，以輔吾之不逮。”他還勸曾國荃“早早提拔”下屬，再三叮囑：“辦大事者，以多選替手為第一義。滿意之選不可得，姑節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其後曾國荃屢遭彈劾，物議也多，曾國藩認為是他手下無好參謀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