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蘇軾的人生情結
—讀《前赤壁賦》所想到的
一、緣詩諷諫大師受挫
宋神宗熙寧九年，王安石變法受挫，變法方向發生逆轉，一些投機新法的鑽營分子，開始結黨營私，傾軋報複，耿直敢言的蘇軾成了官僚們政治傾軋的犧牲品，蘇軾由徐州調往湖州。神宗元豐二（1079）年四月，蘇東坡到達湖州擔任知州。可是，他到湖州後屁股還沒有坐熱，就在當年的七月二十八日突然遭遇逮捕，其罪證主要被指控為他的一些詩文有諷刺新法的嫌疑。原來，在蘇軾的詩文中曾流露過一些不滿情緒，表示過對新法的一些不同見解以及針砭新法流弊的言論，其目的無非是“緣詩文之義，托事以諷諫”，這對於學術思想比較活躍、政治氣氛相對寬鬆的宋代來說應該不算什麼。可是，文化群小們為了達到栽贓陷害的不可告人目的，硬說蘇軾在許多詩文中流露了對政府及皇帝的強烈不滿和極大不敬，方法是對他的詩文中的一些詞句和話語進行上綱上線的推斷與詮釋，甚至不遺餘力、苦口婆心的一款一款分析給皇帝聽。這些毀謗誣陷、攻擊中傷中潛藏著一個神秘元素，那就是要命的妒忌。所以彈劾者在寫給神宗皇帝的檢舉信中說蘇軾“銜怨懷怒，恣行醜詆”“指斥乘輿，包藏禍心”“無人臣之禮，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如此等等，羅列了一係列罪狀。
一切誣陷者都喜歡把自己打扮成某種“險惡用心”的發現者，事實恰恰相反，他們不是發現者而是製造者，他們常常串通一氣，合成一體，肆無忌憚地去幹傷天害理之事。當他們四處尋找蹂躪踐踏的對象時，把射擊的目標對準了蘇軾。因為他們總是喜歡把自己中傷的靶子鎖定在一個目標比較大的人物身上，而蘇軾的不幸是他擁有的社會地位和文壇聲望使他無法也不可能躲開這群小人的視線，於是，他們在朝廷上告發了蘇軾，並派人將蘇軾從湖州押解京都開封候審。據宋人筆記記載，這一天，京都開封的來人氣勢洶洶，令蘇軾本人惶恐萬狀，有些不知所措。當然，對於飛來之禍，內心再淡定的人也難以做出理性的反應，氣質再高雅的群體也很難設計出從容的表情。一時間，親友驚散，家人震恐。餘秋雨先生在他的《蘇東坡突圍》一文中有一段描寫生動而心情沉痛的文字不妨引來：“從湖州到汴京，長途押解，猶如一路示眾。貧瘠而愚昧的國土上，繩子捆紮著一位世界級的偉大詩人，一步步行進。蘇東坡在示眾，整個民族在丟人。小人牽著大師，大師牽著曆史。小人順手把繩索重重一抖，於是大師和曆史全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國文化史，有很長一段時間一直把諸多文化大師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都是一群擠眉弄眼的小人”。蘇軾在獄中受盡了屈辱和折磨，有時甚至令他感到難免一死，所以他曾在獄中寫了兩首詩與弟弟蘇轍訣別，其中有“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的詩句。幸虧親友多方營救，尤其蘇轍、仁宗皇後（神宗的祖母），以及當時擔任宰相的吳充等人從中說情斡旋，才於當年十二月結案出獄。
蘇東坡為什麼會遭遇如此眾多的文化群小的圍攻和傷害？當我們平心靜氣的思考，不難發現，就是因為他的名字太響亮，他的才華太出眾，他的人格魅力太耀眼，把周圍比的太暗淡，太寒磣，令他們無法承受了。連蘇東坡自己也深深意識到，由於自己的不成熟和才華的外露，才給自己造成這樣多的麻煩。所以，我常常想，一個人想要平庸，很少有人阻攔他，一個人想要出眾，很少有人不阻攔他，不少平庸者與周圍的人際關係非常融洽，不少出眾者與周圍的人際關係非常緊張，這就是平庸與出眾的差異。古人雲，木秀於林，風必摧之，行高於人，眾必非之。任何才華的外露和追求轟動效應的做法都是缺少自知之明之舉，任何炫耀和張揚表現出來的都是膚淺和無知，恰恰相反，低調和內斂永遠是沉穩和尊貴的表征。許多豔羨的目光裏深藏著覬覦心態，許多溢美之詞中往往包藏禍心，麵對諸如此類的陰謀和機心，成熟的做法是，低調做人，悄然自重。
我記得史料上有這樣一段記載，由於蘇軾一生的許多災難都是因為他做詩惹起的事端，也就是說貫穿蘇軾一生的都是詩禍。所以親朋故舊都勸他盡量少做詩或者不要做詩，在他離開京都去杭州赴任時，83歲的老詩人文彥博特地趕來為他送行，臨行前語重心長地勸告蘇軾，到了杭州不要亂寫詩，免得惹禍。蘇軾很能理解老前輩的一番良苦用心，他心理明白，他和他的詩文成了滿朝文武大臣注意的焦點，尤其那一群擠眉弄眼的小人，更是把射擊的目標對準了自己，用極其陰鬱的目光盯著他的詩文，抱著極度險惡的用心對他的詩文進行篇篇掃描，句句留神，時刻準備為它們下注解。到了杭州，蘇軾沒有忘記老詩人文彥博那一番語重心長的囑咐，一段時間裏他確實沒有寫詩。當然，不寫詩，不等於沒有詩化的生活，杭州本身就是一首詩，在這裏，他盡情享受生活的美，用自己的性靈去擁抱和體驗生活中的詩情。這是人生的一種大放達，一種與自然和諧共處、坦誠對話的大自在。人在詩中，詩在胸中，是否見諸筆墨，傳唱閭巷並不重要。但他終究無法控製自己蓬勃的激情，更何況生活在充滿詩情畫意的杭州，最終，他在這
裏留下了大量的詩篇，其中廣為留傳的就是那首歌吟詠西子湖的《飲湖上初晴後雨》：
水光瀲灩晴偏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我們來看這首詩，它的前兩句是說西湖在晴日裏，陽光明媚，碧波蕩漾，景色異常美好。細雨中，湖泊周圍的山頭上，霧氣升騰，聚散變幻，景觀更是奇異美妙。後兩句把西湖比作古代美女西施，說它正如那儀態萬方的美人西子一樣，無論是濃妝打扮，還是淡妝自然，都恰到好處。以美人喻美景，新奇巧妙而又極富詩意。詩人利用想象中西施之美，來為西湖增色，所以西湖從此就得了“西子湖”的美名。
詩文使蘇東坡成為中華藝術天空中那燦爛群星中最耀眼的一顆，詩文也曾給他帶來了一係列擺脫不去的麻煩，以至朝廷將他投進大獄，半年來讓他受盡百般屈辱，吃盡牢獄之苦。老天總算在蘇軾孤苦無望的時刻打開了一扇窗戶，朋友和親屬的多方營救和說情，終於打動了神宗，神宗下詔將他釋放。
二、貶謫黃州寄情山水
蘇軾獲得釋放後，以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的名義被貶謫到黃州，被貶黃州是蘇軾政治生涯中的一個低穀，卻也是他精神曆程中的一次升華。黃州這樣一個閉塞的環境反而成就了一顆偉大的心靈。1080年春季，蘇軾赴黃州就任。他的政治處境非常艱難，生活水準也大不如前，以致這位名滿天下的大文豪必須通過躬耕壟畝，才可以收獲全家的口糧。即便倒黴到這步天地，蘇東坡仍舊未改其一貫詼諧幽默的性情，常常是興之所至，編出一個個笑話或故事，以助親人朋友苦中作樂，也算是含淚的微笑。
1082年秋冬，蘇軾先後兩次遊覽了黃州附近的赤壁，麵對滾滾東逝的長江之水，回想多變的世事，宦海的沉浮，詩人不禁感慨萬千。他把對曆史的感悟以及對人生的體驗都凝聚在了對赤壁古戰場的憑吊中，發出了響徹千古的天籟妙音，兩篇流傳千年的名賦，即前後《赤壁賦》便產生了。蘇軾所遊的是黃州的赤鼻磯，並非當年周瑜大戰曹操的赤壁，據學者們考察發現，周瑜大戰曹操的赤壁在湖北的嘉魚縣，而非黃州赤壁，但作者並不深究曆史的真實，隻是借題發揮的來抒發自己在黃州時期的懷抱感慨。藝術本來追求的隻是審美，不一定要顧及它的真實與否。今天我們學習蘇軾的詞賦，是從藝術的角度來看蘇軾的情懷，而不是他所歌吟的赤壁是對是錯。大藝術家即便錯，也會錯出魅力來，正如王爾德說的，在藝術上隻有美醜而無所謂對錯。生活就是這樣的讓人不可捉摸：端正的人格被罵得一文不值，流落遠方；而錯誤的赤壁卻居然能錯出千古絕唱，華夏名勝。
任何一個人的生命軌跡都不同程度地體現了他的哲學思考和審美判斷。蘇軾一生宦海沉浮，奔走四方，生活閱曆極其豐富。他22歲中進士，進入仕途後他奮發有為，勵誌圖強。由於他為人坦蕩，講究風節，有誌於改革朝政且勇於進言，並注重政策的實效性，他在王安石厲行新法時持反對態度，當司馬光廢除新法時又持不同意見，結果多次受到排斥打擊。他被外放時勤於政事，盡力為地方上多做實事。他先後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滅蝗救災，抗洪築堤，政績卓著。甚至在貶到惠州後，他還捐助修橋兩座。隻要環境允許，蘇軾總是盡力有所作為。然而蘇軾一生仕途坎坷，屢遭貶謫，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幹。他44歲時遭遇“烏台詩案”，險遭不測。晚年更被一貶再貶，直到荒遠的海南，食芋飲水，與黎族人民一起過著極其艱苦的生活。
在蘇軾的一生中，曾遭遇過三次嚴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45歲那年因“烏台詩案”而被貶至黃州，一住四年。第二次是在59歲時被貶往惠州。第三次是62歲時從惠州貶至儋州，直到65歲才遇赦北歸，前後在貶所六年。但對文學家的蘇軾來說，他的蓋世功業確實是在屢遭貶逐的逆境中建立起來的。蘇軾被貶至惠州、儋州時，已是飽經憂患的垂暮之人，但創作激情仍未衰退，而且在藝術上進入了精深華妙的新境界。貶謫生涯使蘇軾更深刻地理解了社會與人生，也使他的創作更深刻地表現出內心的情感波瀾。在宋代就有人認為貶至海南並不是蘇軾的不幸，逆境是時代對這位文學天才的玉成。因此，許多文人之所以在自己的不幸遭遇和生活苦難中，能夠顯現出人性的光輝，並創建文明，這是源於他們內心的高貴。他們外部身份和遭遇可以一變再變，但內心的高貴卻在苦難的磨礪中生發出燦爛的靈光，這就像有的人不管如何追趕潮流或身居高位，卻總是掩蓋不住內心的卑賤一樣。他們憑借這種內心的高貴，可以在生死存亡的邊緣吟詩作賦，可以用自己的一點溫暖去化開別人心頭的冰雪，可以用屈辱之身去點燃文明的火種，他們為了文化和文明，可以不顧物欲利益，不顧功利得失，義無返顧，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高貴者確實是愚蠢的，而聰明的恰恰是那些卑賤者。
黃州時期是蘇軾創作中的一個高峰，他的前後《赤壁賦》、《念奴嬌·赤壁懷古》等名篇都完成於此時。到了黃州的蘇軾，並沒有多少公幹，朝廷沒有給他安排具體的工作，可能他的這個團練副使隻是朝廷專門為被貶犯官們設置的一個職位，到了職任後，仍然接受其它地方官員的監督。無事可幹的蘇軾為了排遣內心的苦悶，他除了禮佛參禪，就去遊賞大自然。佛道思想的影響、天地靈氣的啟迪與對曆史人物的深思，使蘇軾逐漸走出心靈的陰霾。而其重要的標誌，就是這篇震爍古今的名篇—《赤壁賦》。
《赤壁賦》是蘇軾人生的一個分水嶺，是蘇軾思想成熟的一個重要裏程碑。由於仕途坎坷，屢遭貶謫，人到中年的蘇軾，流落黃州，他在黃州的生活是非常艱辛的，這種艱辛不光體現在物質上的匱乏貧窮，更體現在精神上的孤獨無告。這種艱辛使他徹底洗去了生命的鉛華和生活的喧鬧，去尋找無言的山水，去尋找遠逝的古人，在無法對話的地方尋找對話，於是對話也一定變得異乎尋常。而優美的詩文正是他對艱辛生活的掙紮和超越。他與好友同鄉道人楊世昌兩遊赤壁，享受夜景，極目渺渺蒼穹，感慨人生短促，多少壯誌隨風消逝，多少期許轉頭成空，他不僅沒有失意沮喪，反以豁達胸懷寫成前後《赤壁賦》，來排解胸中苦悶，重尋人生快樂之源。
《赤壁賦》是一篇借景抒情的散文小賦，它將情與景巧妙地加以融合，使景物描寫充滿了詩情畫意。江麵上，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詩人與同伴飲酒誦詩，明月從東山山頭冉冉升起，並徘徊在鬥宿和牛宿之間。他們所駕的一葉扁舟浮在茫茫江麵，此時此刻，月色、水光與天宇合成一體，以至於江動還是船移，禦風還是乘雲，令詩人迷茫而無所知。麵對迷人的景色，作者忘情地投身於大自然的懷抱，人世間的一切煩惱、個人的所有不幸都一下子被拋於腦後，他進人到一種飄飄欲仙的陶醉狀態，感覺身輕得像要離開塵世飄然飛翔，有如道家羽化成仙一般。
而蘇軾的人生態度，是其性情的自然流露，他縱情山水，禮侍禪宗，知道生命隻是某種東西刹那之間的表現，隻是永恒精神在刹那之間留存於軀殼之中的形式，他很不願意接受人生是重擔、是苦難的說法，隻是希望享受人生的每一刻光陰。所以，在他看來，人生不過百年而已，曆史上不知有多少人癡心妄想，追求長生不老，但最終都成泡影。所以，在蘇軾看來，人生的那一刹那，隻要你能很好的珍視它，也就美好可喜了。他的肉體雖然會死，但他的精神是永不磨滅的，在後輩中，如天空的星，地上的河，可以閃亮照明，可以滋潤營養，因而維持眾生萬物。這樣看來，夜遊赤壁純屬士大夫的及時行樂了。然而，蘇軾由於宦海沉浮，奔走四方，生活閱曆極其豐富，他很善於從人生的不幸遭遇中總結經驗，也善於從客觀事物的認識中見出規律。在他眼中，極平常的生活內容和自然景觀中都蘊涵著深刻的哲理。比如他的《題西林壁》詩：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
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
寫尋常人物觀山賞景時由於橫側遠近的角度和距離不同，自然會產生不同的感受，引發出無限的聯想。這首詩正是從看山中悟出哲理的，又把哲理通過看山的感受告訴人們，情景和哲理融成了一體，兩者構成比喻，耐人尋味。在這樣的詩中，自然現象已上升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轉化為理性的反思。尤其難能可貴的是，詩中的哲理是通過生動、鮮明的藝術意象自然而然的流露出來，而不是經過邏輯推導或議論分析所得，這樣的詩歌既優美動人，又饒有趣味，是名副其實的理趣詩。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蘇軾對沉浮榮辱持有冷靜、曠達的態度，這種樂觀曠達的核心是堅毅的人生信念和不向惡勢力屈服的鬥爭精神，所以蘇軾在逆境中的詩作依然是筆勢飛騰，辭采壯麗，縱意所如，觸手成春。
當然，任何景物的描寫都是為抒情服務，因為景是情的外觀，情由景生，情是景的內涵，寫景是為了抒情。美妙地自然景觀給人們提供了審美的可能，而文人墨客將深厚的曆史意蘊、深刻的人生體驗深情地注入自然景觀中時，大大的提升了自然景觀的文化濃度。旅行在外，無論是登山觀景還是乘船下海，常常在俯仰之間就有了氣勢，有了偉大和渺小的比照，有了視覺空間的移位，也因此上就有了觀賞和冥想的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講，客觀景物隻是給我們提供了審美的可能，文化層次的不同是遊客在這種審美可能中獲得不同程度的實現。
蘇軾以自己的精神力量和人格魅力給黃州的自然景物注入了豐厚的文化意蘊，而正是這種文化意蘊使黃州無生命的自然形式變成了人們審美關照的對象。毫無疑問，蘇軾不僅是黃州自然美的發現者，也是黃州自然美的確定者和構建者。反過來自然對人也進行了構建和確定。蘇軾成全了黃州，黃州也成全了蘇軾，這是一種相輔相成的有趣關係。回過頭來我們在看《赤壁賦》文本，蘇軾在這篇文賦中描繪的主要景物是“風”“月”，是秋江的清風，是澄清的星空，在月移船行中飄飄欲仙，而正當詞人與同伴陶然其中，感受歡樂之時，簫聲響起。這“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的簫聲，其實正是蘇軾心跡的折射。作者忘情於月夜秋江，但並沒有忘身。在蘇軾“扣舷而歌”的喜悅背後隱藏著一抹哀愁—一個不被重用反遭迫害的落魄文人的幽怨，這種幽怨之情在他同一時期的詞作《卜算子·黃州定惠院寓居作》中得到同樣的反映，原詞是這樣的：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惟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 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這首詞寫在一個“月掛疏桐”、夜深人靜之時，心事浩茫的詩人在孤獨寂寞中獨來獨往，仿佛縹緲若仙的孤鴻之影。可是孤鴻遭遇不幸，心懷幽恨，驚恐不已，揀盡寒枝不肯棲息，隻好落宿於寂寞荒冷的沙洲。從而表達了作者貶謫黃州時期的孤寂處境和高潔自許、不願隨波逐流的心境。烏台詩案以後，由於命運的倏忽變幻，使他更加真切而深刻地體會到人生的艱難困苦和命運的變幻莫測，所以他不止一次地浩歎“人生如夢”。所謂“人生如夢”，既指的是人生的有限短暫和命運的虛幻易變。也指命運如夢般的難以把握，這種對人生命運的理性思考，增強了詩文意境的哲理意蘊。
蘇軾雖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夢”，但並沒有因此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脫，始終保持著頑強樂觀的人生信念和超然自適的人生態度，這些都集中的體現在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個性氣質上。他月夜泛舟赤壁之下，借著客人的簫聲，奏響了自己的一腔哀婉淒切的心曲，“餘音嫋嫋，不絕如縷”，如潛蛟舞於幽壑，如嫠婦泣於孤舟，這是怎樣的悲哀和幽怨？此情此景，令作者思接千載，浮想聯翩，從眼前的赤壁，聯想到三國的曹操，其用意頗深。一世之雄的曹操舳艫千裏，橫槊賦詩，何等氣魄；雄姿英發、指揮若定，少年得誌的周郎何等風流。“而今安在哉”的發問，一下子使詩人蘇軾的精神空間提升到一個超邁古今、獨步天下的遼闊境界：偉大與渺小原是一回事。執迷也罷，超脫也罷，出將入相也罷，打魚砍柴也罷，在曆史的長河中都不過是短暫的一瞬。既然非凡的事業都將轉頭成空，橫空的人物終成匆匆過客，人還有必要去執念一物，何不去嘯傲山水、縱情酒歌？人事如此，造化亦然。和曹操這樣強悍的英雄相比，自己不過是一個江中小洲上捕魚打柴的漁父樵夫，不論是身份還是功業，可謂是天壤之別。轉而又抱恨於人生須臾，江山無窮，登仙乏術的無可奈何。蘇軾意識到了自己的“渺小”，仿佛隻是一個寄生在天地之間的塵埃而已。字裏行間宣泄著作者政治上失意的苦悶，表達著人生無常的歎息，同時也表現了作者意欲超脫現實、回歸自然的情懷。而實質卻是其心理變化的一個轉折—消極的思想深處正在醞釀著“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的內心騷動。隻是這“飛仙”與“明月”並非什麼“求仙隱逸”，而是文人早年“忠君報國、經世濟時”的理想。“知不可乎驟得”，蘇軾此時才恍然明白，當年進諫神宗皇帝所說的“欲速則不達”正印證在了自己的身上，同時也流露出了詞人消極的人生觀和虛無主義思想，而這種消極的人生觀和虛無主義思想終將落入傳統文化中的宿命追求。
宿命追求是我們這個民族的一種傳世情結，在人生的目標和意義渺茫而找不到答案時，在生命的走向令我們無法解釋它的因果關係時，隻有把它歸於宿命追求。千百年來，由於人們在對宇宙人生做處置時，把人類社會同宇宙自然對立起來，又把個體的人同社會整體加以分割，自然看不到全部曆史舞台上威武雄壯劇的持續演出，也看不到人類雖然依賴自然但更有改造自然的能動性和創造力，這就是悲觀厭世或消極出世思想的認識論根源。對於封建社會的文人士大夫來說，當他們政治失意或生活上遇到挫折的時候，往往就會陷入這樣的苦悶與迷惘中，蘇軾也是如此。他在《謝量移汝州表》中說“隻影自憐，命寄江湖之上；驚魂未定，夢遊縲絏之中。憔悴非人，張狂失誌。妻孥之所竊笑，親友至於絕交。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為已死；饑寒並日，臣亦自厭其餘生。”可見當人生的秋霜寒露呼嘯而至時，蘇軾對於苦難並非麻木不仁，對於加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來順受，而是以一種全新的人生態度來對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窮的堅毅精神，老莊輕視有限時空和物質環境的超越態度，以及禪宗以平常心對待一切變故的觀念有機的結合起來，從而達到了蔑視醜惡、消解痛苦的目的。這種執著於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範式，蘊涵著堅定、沉著、樂觀、曠達的精神。因而蘇軾在逆境中照樣能保持濃鬱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生命力。
在這篇散文中，蘇軾拾取眼前景物，從地麵上的江水和天空裏的月亮說起，“客亦知夫水與月乎?”“ 逝者如斯，而未嚐往也”，意思是江水不舍晝夜地滔滔流去，作為某一段江水，確實從這裏消失了，而作為整個江水，則始終長流不絕，因此可以說“未嚐往也”。關於月亮，蘇軾認為“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意思是月亮有時圓滿，有時缺損，但它缺了之後又複圓，這樣周而複始，終究無所增減，因此可以說“卒莫消長也”。列舉江水、明月，說明去留、增減的辯證關係，從而歸納出一般的認識原理：“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就是說，變與不變，無論宇宙還是人生，都是相對的。如果從“變”的角度來看，豈但人生百年，頃刻即逝，就是向來認定的天長地久，其實也是連一眨眼的工夫都不曾保持常態；4如果從不變的角度來看，則宇宙萬物固然無窮無盡，其實人生也一樣綿延不息。因此，對人生而言，那天地宇宙萬事萬物，“而又何羨乎”?自然也不必“哀吾生之須臾”了。
“變”與“不變”反映了作者的相對主義理論和“物各有主”的觀念，這是全文的主旨所在，這其中雖然有作者縱情山水、與世無爭的消極思想，但更主要的是一種曠達，一種灑脫，一種理智和超然，這實在是常人難以企及的，人們常說，人生不如意者常十八九，盡人事而順自然，這實在是一種大徹悟、大智慧。蘇軾這種宇宙觀和人生觀包含有一定的合理性，因為作者不同意看問題絕對化，注意到事物相反相成的辯證關係；但不能認為是科學的，因為作者沿襲了莊子的相對主義觀點，而相對主義否認衡量事物的客觀標準，抹煞事物質與量的實際界限。同時，蘇軾這種宇宙觀和人生觀固然表現了他對政治迫害的蔑視，對於所追求的理想的堅持，身處逆境依然那麼豁達、開朗、樂觀、自信，但也表現了他隨緣自適、隨遇而安、超然物外的生活態度。這種生活態度往往包含著無可奈何的自我安慰以及從流連光景中尋求精神寄托。所以他在“而又何羨乎”一句之後，掉轉筆鋒寫道：“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蘇軾認為，人對自然萬物，非但不必因“吾生之須臾”而羨慕其“無窮”，反倒要使“無窮”的自然萬物為“吾生”所享用，從中得到樂趣。“江上之清風”有聲，“山間之明月”有色，江山無盡，天地無私，風月長存，聲色俱美，他正可以徘徊其間而自得其樂。
三、智慧幽默熱愛生活
不論環境多麼惡劣，不論遭遇多麼不幸，作為一個不失赤子之心的樂天派蘇軾，永遠對生活保持著熱度，當我們走進蘇東坡的人生軌跡時，我們同樣不難發現，蘇東坡對生活充滿了熱愛，他的生活本身充滿了詩意，也飽含了無盡的情趣和無限的活力，他把感官生活和精神生活一而二，二而一，詩歌與哲學是並行不悖的，他喜愛哲學但他更喜愛詩歌和人生，致使他不能通過苦修去做和尚。又由於他喜愛哲學，他的智慧之高，使他不會沉溺於生活而不能自拔。作為詩人的他，不能忘情酒和女人，因為酒和女人最具文化靈性，也最容易激發詩人活躍的情緒。所以他不能忘情於酒和女人猶如他不能忘情於青山綠水一樣。有這樣一個故事很能說明他的調皮和淘氣，蘇軾有一個當和尚的朋友叫大通禪師，大通禪師是一個持法嚴謹、道行高尚的老僧。據說誰要到他的修行出見他，必須首先依法齋戒，女人當然不能進他的禪堂。有一天，蘇軾和一群人去逛廟，其中有一妓女，因為知道那位高僧的習慣，大家就止步在禪堂外麵。一種幽默和詼諧感在蘇軾的意念中油然而生，也正是在調皮和淘氣的衝動下，讓他做出了讓大家難以想象的舉動，他坦然地領著那個妓女走進了大通禪師的禪堂。老和尚見蘇東坡如此荒唐，心中不悅。蘇東坡向老僧請示道，如果老方丈肯把誦經時用來敲木魚的棒槌借給妓女一用，他立刻吟詩一首以謝罪，禪師答應了。於是蘇東坡作了一首小調讓那個妓女唱來：
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與棒槌，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皺眉，卻愁彌勒下生遲，不見阿婆三五少年時。
大通禪師聽了嗬嗬大笑不止。因為在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史上，和尚與女人之間的豔聞，遠遠要比商人與女人以及士人與女人之間的豔聞透徹精彩的多了。
還有，在蘇軾擔任杭州通判時發生了這樣一個故事。有一次，他曾判決了一個與和尚有關的案子。靈隱寺有一個和尚叫了然，他常到青樓歌館去尋花問柳，迷上了一個叫秀奴的妓女。兩人來來往往，時間一長，了然有些癡迷難舍，但當他錢財花盡，弄得衣衫襤褸的時候，秀奴便再也不願見他了。一夜，了然喝醉了酒，又去青樓上見秀奴，卻吃了閉門羹，了然頓時怒火中燒，惡生膽邊，闖了進去，把秀奴幹脆殺掉了事。和尚因謀殺伏法，查看和尚的身體時，從他的胳膊上發現刺有一付對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