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性的遇合
特別策劃
杜潤生找到胡耀邦，讓其將“不要”改為“準許”，胡耀邦要他等待時機。5個月後，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支持包產到戶的萬裏接替王任重主管農業。不久華國鋒辭職，鄧小平開始讚揚包產到戶及大包幹。
杜潤生沒想到，各省市區座談會上，多數與會者並不讚同。在爭論、妥協之中，75號文件誕生了：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幹到戶。
中國往何處去？
“我們這一代人，自小受到以天下為己任的教育，”翁永曦回憶起三十多年前的改革往事，試圖找到一代人的文化基因。
1979年，翁永曦31歲，從內蒙古農村調回北京，到農民報當記者。王岐山和翁永曦同齡，從陝西調到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任實習研究員。朱嘉明和黃江南是社科院工經所的研究生。解放全世界的夢想放到了一邊，四人經常在一起討論：中國往何處去？
北京像被拋入新的時間軸，到處都在宣揚“思想解放”。青年們從上山下鄉的曆練中歸來，將批判體製的聲音貼滿民主牆。人大代表的競選也即將往高校裏蔓延。
翁永曦喜歡交友，回京不久就在辦公室辦了沙龍，三五十人擠著討論，以後幾乎每周都聚會。青年們達成共識：要改變產生“四人幫”的土壤，就必須進行一場徹底的政治、經濟、社會變革。
漩渦之外的農村，農民已經行動起來。就在前一個冬天，當北京的老幹部們紛紛沉冤昭雪，一千多公裏外，安徽鳳陽小崗村的村民冒死包幹到戶。他們太窮了，20年人民公社，村裏人數減半。三年大饑荒，村民十死其三，幸存者四下逃生。1978年，饑腸轆轆的農民仍在到處行乞，夏天又遭遇大旱，肥西縣山南區土地幹裂，連烏龜都渴死了，鳥兒墜落到地上，小麥種不下去。生產隊把田分給農民自己種，沒想到一包產到戶，幹旱的土地竟然獲得豐收。1979年夏天，安徽參事郭崇毅來京送山南區經驗的材料，可包產到戶仍是禁區，即便被稱為曆史轉折點的三中全會，對此也明文禁止。
他處處碰壁，直到遇見陳一諮。
陳一諮也是1979年從農村回京的青年，在社科院農業經濟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他和朋友去民主牆看大字報。在他看來，政治民主缺乏基礎，從經濟入手則是大方向，中共中央也正呼籲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呢。
改革從何入手？
改革從何入手？來自山南區的材料讓陳一諮似乎看到了線索。他很高興，把材料交給胡耀邦和朋友鄧英淘的父親鄧力群，幾個月後到安徽農村調查去了。
1980年，陳一諮跑了14個縣，調查了3個月。回來後他決定成立研究農村問題的組織，朋友何維淩、鄧英淘、王小強、楊勳、江北辰、白若冰、張木生等人很支持，加入籌備。早在1968年秋，20歲的張木生就寫萬言書提出“包產到戶可以增產”，招致牢獄之災。如今，年輕人重新探索改革路徑，從計劃經濟體係中最薄弱的農村入手。
1979年，在西黃城根南街九號院，新上任的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杜潤生也在尋找新的曆史機遇。這是他自1955年被打為“右傾分子”後的首次複出，有人勸他緊跟黨中央，吸取鄧子恢的教訓。
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國家農委主任王任重還在談集體經濟的好處，但敏感的人從語氣中揣摩出形勢的微妙變化：一年前三中全會規定的“不許包產到戶”，已在這年9月改為“不要包產到戶”。
杜潤生找到胡耀邦，讓其將“不要”改為“準許”，胡耀邦要他等待時機。5個月後，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支持包產到戶的萬裏接替王任重主管農業。不久華國鋒辭職，鄧小平開始讚揚包產到戶及大包幹。
杜潤生沒想到，各省市區座談會上，多數與會者並不讚同。在爭論、妥協之中，75號文件誕生了：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幹到戶。
表麵看來，包幹到戶是包產到戶程序的簡化，“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然而一旦實施，不僅農民將逐步擁有私產，分配及核算也不必通過生產隊了，這意味著生產隊及人民公社將名存實亡，以此為根基的計劃經濟也將動搖。老同誌們痛心疾首，拉著杜潤生：“包產到戶，關係晚節！”另一些人更為憤怒：“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在改革的關口，杜潤生和支持他的新領導人，需要繞過守舊勢力的高牆，尋找更多支持者。就這樣，開放的高層和民間的改革青年注定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