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第一，從天津講話的背景看。當時正處在解放全國的關鍵時期，中央的精神是求團結、穩大局、爭取勝利。而一些地方的領導卻恰恰犯了“左”的錯誤，把資本家當做苦大仇深的階級敵人，采取歧視、打壓、沒收財產等政策，致使不少資本家怠工停業或居家外逃，這既破壞了社會生產,造成千百萬人民群眾生活無助，又嚴重地危及了社會穩定和解放大業。當時，僅天津市就有70%以上的私營企業停業，有上百萬群眾忍饑挨餓。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毛澤東委托劉少奇奔赴天津，“就是讓他去做資本家工作的”。4
第二，從黨對當時國情的認識和把握看。在全國即將解放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依然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從我國生產力及其落後的客觀實際出發，創造性地把當時的社會定性為新民主主義社會，並把它作為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的一個必要的長期的準備。在新民主主義社會，鼓勵和發展私營經濟不僅是必要的，更是“新民主主義社會最大的一個特色”5。因此，我黨當時就製定了“四麵八方”的經濟政策，即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目的是恢複經濟，振興國家。劉少奇天津講話，也正是這個政策精神的體現。
第三，從我黨隨後采取的對私營經濟的具體政策和措施看，體現了對天津講話精神的充分肯定。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明確規定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經濟體製是包括私營經濟在內的五種經濟成分並存的體製。
根據《共同綱領》的精神，1950年12月政務院頒布了新中國第一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指出“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鼓勵並扶持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營企業”，在公司的盈餘分配方麵，“除繳稅、彌補虧損外，先提10%以上作為公積，作為擴充事業及保障虧損之用；剩下餘額先分派股息，股息最高不得超過年息8%；之後的餘額分配，股東紅利及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廠長的酬勞金應不低於60%”。這樣，資方就可以獲取大部分的盈餘作為合法的利潤來支配，新民主主義社會允許這種“有限度的剝削”。
當然，共產黨這樣做並不是無條件的。用毛澤東的話說，我們的方針也是“有利可圖”，是“唯人民利益是圖”。換句話說，是為人民利益而趨“利”避“害”。
一方麵，充分引導和利用有益於國計民生的私營經濟，利用其發展生產、恢複經濟、造福人民。當私營經濟麵臨困難時，黨積極調整政策，予以引導和幫助。如，1950年春，私營企業普遍出現嚴重的困難時，黨積極調整公私關係，通過加工訂貨，統一組織私營工廠的生產和銷售，適當調整價格政策等措施，使私營企業主有利可圖，繼續發揮其有益作用。
另一方麵，對那些不利於國計民生的私營經濟，進行限製和鬥爭。如，針對1951年起冒出的在私營經濟中存在的偷稅漏稅、投機行賄、非法經營、盜竊國家情報等嚴重問題，黨中央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五反”運動，針對資本家的“五毒”行為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
這種既“利用”又“限製”的做法，就是建國之初我黨對私營經濟所采取的基本政策。
總之，在建國前後，黨在正確認識我國國情的基礎上，在私營經濟問題上既堅持了實事求是，又解放思想，采取了切實有效的方針政策，有力地促進了私營經濟的發展，緩解了就業壓力，保持了社會穩定，推動了國民經濟的恢複，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二、從“四馬分肥”到“定息”——一段悲喜交集，風雨飄搖的坎坷路
毛澤東在建國前創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論，是基於對我國國情深刻認識的基礎上得出的正確結論。能否允許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是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主要區別。按照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的設想，新民主主義是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的準備，大致經過“一二十年”或“二三十年”的時間，期間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允許資本主義經濟存在並有“廣大的發展”，直至實現工業化。然後在此基礎上對資本主義經濟進行改造，進而消滅私有製，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應該說，這個一個符合我國基本國情的偉大設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