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類傳教士：文化殖民下的蛋
特稿
作者：陳建新
繼1583年天主教耶穌會士利瑪竇來中國之後，著名的來華傳教士中，如湯若望、南懷仁、戴進賢、沙如玉、郎世寧等，大都兼具科學家、機械師和設計師的身份。他們致力於科學的啟蒙和研究，一度占據欽天監監正（相當於國家天文台台長）這個職位100多年，像南懷仁更是靠著製造火炮，在清朝做到了工部右侍郎的高官。盡管早期是想借助西方科技來勸服皇帝皈依天主教，以便自上而下地順利傳教，但客觀上給中國帶來了最早的現代科技啟蒙。
現代眼科醫院裏的肉體關懷
與天主教耶穌會士不同的是，19世紀來中國的基督新教（新教、天主教和東正教是基督教的三大派別）傳教士更願意把傳教的對象定為普通民眾。美國基督新教傳教士伯駕（Peter Parker，1804-1888）便是其中的代表。他希望借助現代醫學來接近中國人，“以醫藥與外科啟蒙中國，借此以導先路，再將基督之福音傳至眾人之間。……不僅在於慈善救助之實效，亦在於博取中國人好感。”
1834年6月初，伯駕受美部會（美國關於新教徒海外傳教的機構）的派遣自紐約前往中國傳教，10月底到了廣州。當時廣州城的洋人為數不多，大都集中在廣州城外的“十三洋行”。他們雖然吃住條件很好，但很受約束：不得攜眷、不得配槍、不得乘轎、不得劃船，不得進入廣州城。每個月有三天可渡河到對岸林園散步，但隻準三五成群，且必須有一名中國翻譯同行，負責讓他們守規矩。在這種條件下讓廣大中國人信教，似乎希望不大，但這就是伯駕初到廣州時遇到的境況。
經過幾個月的中文學習，伯駕在廣州向晚清中國第一首富伍秉鑒的洋行租了幾間房間，創立了擁有40張病床的廣州眼科醫院（Canton Ophthalmic Hospital），並於1835年11月正式開業。對於為什麼選擇眼科，伯駕解釋說：“選擇眼疾是因為它在中國處處可見，但本地醫生對此卻束手無策，專治眼疾想必廣受好評。”
這家醫院在頭3個月就看了900多名病人，其中近三分之一是女性。伯駕起初隻做白內障切除和其他眼疾手術，後來漸漸也做膿瘡、腫瘤和癌症的手術。伯駕的外科技術很精湛，連當時的醫生也對他的醫術肅然起敬。伯駕在醫院的首份報告裏，曾經詳細描述給一個13歲的中國小女孩成功切除臉部肉瘤手術。伯駕“取得家長簽字畫押，保證手術若有意外，病家絕不追究，便決定即刻實施手術。這顆腫瘤重達1.25磅（約0.56千克），直徑長16寸，手術隻花了8分鍾。手術切口完美愈合，18天後，病人康複出院。”為此，伯駕還請人把這個病例畫了下來，作為醫學記錄和專業技術的見證。
伯駕知道，他理應關懷病人的靈魂，而不是肉體，但似乎無暇付諸實踐。“1836年5月1日，我忙於診治為數眾多的病人，無暇向他們傳教或者借機讓他們了解我對他們背負的使命，所以我務必自惕自勵。”中國人在伯駕的精湛醫術麵前卸下了心防，這反倒讓他更忙了。伯駕在報告裏，詳細記錄了病人如何占據他的時間與精力，以及治療病人的流程：
那些婦孺從頭天晚上就聚集在門口，坐在街上等候一夜，這樣才能盡早掛號（竹片製成的長方形號牌，據說這是在中國最早采用的“掛號製度”，編注），以便在同一天內問診。清晨從四麵八方蜂擁而至的轎子大排長龍：仆役、馬夫隨侍在側的官員和地方士紳摩肩接踵；人群把狹窄的空間擠得水泄不通——以至於父母必須把小孩舉起過肩，否則小孩會窒息和受傷。
手術當天通常優先處理截肢、切除乳癌或者摘除腫瘤。至於白內障患者，往往是6到16人的手術一並進行。在這個房間內可以看見12位患者坐在一張長凳上，醫生一並對他們實施手術。動手術時，有位中國助手端著手術用的針線尾隨在後，另一位助手帶著藥膏、繃帶，完成後續上藥、縫合、包紮的工作。
隨著醫院名氣越來越大，不但作為房東的伍秉鑒免除了伯駕的租金，而且還收到了不少傳教士和商人的捐贈。因此，伯駕聯係廣州的一些西醫決定把醫療工作做長久的安排：“在中國人中懸壺濟世似乎頗有成效，它尤能促進中國人和洋人之間的交往，又能宣揚歐美的藝術和科學成就，最終讓神的福音深入人心，我們決定成立名為‘中國醫務傳道會’（或譯‘中國博醫會’）的社團。”這個社團1838年正式成立，在澳門設有分院。
伯駕專心於醫療工作之外，還親自教導3名年輕的中國學徒習醫、學英語。伯駕已經成為一位忙碌的名醫，但他信靠上帝之心並未稍減。在為病人進行手術之前，他除了詳細研究病情以外，更迫切地為病人禱告。在他的日記中，到處都是將某個病人“交在最大的醫生（耶穌）手中”，或為某個病人的痊愈而感謝上帝的記載。
鴉片戰爭的爆發，中斷了伯駕的行醫工作。林則徐封鎖洋行後，醫院一度關門。雖然英美人士都已經撤至澳門和香港，但伯駕仍留在廣州，靠著他的醫術與官府保持聯係。在沒有別的醫生的情形下，伯駕漸漸增加一般外科手術的工作。伯駕在治好廣東按察使公子的癲癇之後，受林則徐的邀請，為鴉片癮民開列戒煙處方，最後依林則徐之請為其治療疝氣。此後，林則徐還請伯駕翻譯了瓦特（Vattel）所著的《萬國公法》的若幹章節。因此，當中英在1939年11月開戰的時候，伯駕仍以中國的國際法專家和醫療顧問的身份待在廣州。
然而，一直以來，伯駕對自己的本職工作——傳教事業心懷愧疚，在內心飽受煎熬的時刻，伯駕甚至還一度考慮退出教會。終於，當英國艦隊封鎖廣州後，伯駕於1840年7月搭船返回美國。
兩年後，伯駕重返中國，醫院重新開業。不過不久即出任美國特使團的秘書兼翻譯，並與美國公使顧盛、中國代表耆英草擬了中美《望廈條約》。此後，伯駕也兼顧一些行醫和布道的工作。在伯駕50歲生日當天，他傲然宣布有案可查的記錄，“他的醫院總計治療了52500名中國人，向成千上萬的中國病人傳播救世主的福音”。這裏麵從兩廣總督耆英到渾身長瘡的乞丐，從當地人到外地慕名而來的人都有。
此後伯駕大部分精力用於政治，並於1856年以美國公使身份來中國。1857年回美國後，於1888年逝世，是年恰逢中國醫務傳道會成立50周年。50年來，中國醫務傳道會所屬的各個醫療機構共診治了百萬左右的中國病人，對於中國醫療技術的現代化發展及西醫教育做出了重要貢獻，並給中國培養了許多醫療人才。伯駕也在中國近代醫學史上寫下了幾個重要的首創紀錄：一、割除扁桃腺（1836年），二、割除結石（1844年），三、使用乙醚麻醉（1847年）與氯仿麻醉（1848年）。
需要補充的是，19世紀50年代，伯駕已將醫院交給嘉約翰（1824-1901）管理。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醫院焚於戰火。1859年5月重新開業，正式定名為博濟醫院。民國時，博濟醫院已經發展成為著名醫院。因孫中山曾在該院習醫，後改為中山醫科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現稱中山大學附屬第二醫院。1935年醫院成立百年時，總共為200多萬名病人做過治療，受外科治療者達20多萬人。中國首例膀胱取石術，首例病理解剖術，首張醫學X光片，首例眼疾手術，第一個醫學留學生和第一個女醫學生，第一本醫學雜誌等等，都在這裏誕生。
中國最早的現代教育啟蒙
“隻要我還活著，我就不能停止對學校的高度關注。……徹底離開我奉獻了畢生精力的學校是我不能接受的。”這是基督新教美國長老會傳教士狄考文 （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在1905年寫給美國長老會的信。狄考文是一位在中國山東生活了45年的傳教士。
1863年7月初，狄考文夫婦受教會派遣從紐約登船前往中國，目的地是山東省的登州（今山東煙台地區蓬萊市）。登州是1860年生效的《天津條約》裏規定的正式對外通商口岸之一。在經曆了165天的驚險漫長的海上航行之後，狄考文夫婦終於於12月初抵達中國上海。到達登州還不到3個月，狄考文在日記中寫道：“我們希望創建一所學校”。在後來上海召開的一次來華傳教士大會上，狄考文談到了創辦教會學校的目的：“不僅讓當地的孩子們皈依上帝，而且要讓他們能夠在皈依上帝之後成為捍衛真理的堅強信使。學校教授西方科學和文明成果的知識，這些知識對於學生們來說，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方麵都是極有益處的。”
在當時，美國長老會和傳教士們對於是否應該將教育作為向非基督教國家傳播福音的一種手段，態度是很不統一的。有人認為，這是與派遣他出來的目的相違背的。盡管如此，1864年9月，狄考文夫婦創建的教會學校——登州蒙養學堂還是開學了。學生隻有6個中國小男孩，此前均未上過學；學校包括兩間寢室、一間廚房和一間小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