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西垂史地考述
序言(祝中熹)
最初知道馬建營這個名字，大約是在十年前。我應邀參加“禮縣秦人西垂文化保護開發利用座談會”，那時禮縣秦西垂文化研究會成立不久，座談會是該學會策劃的第一個重要學術活動。規模雖說不大，但邀請了許多國內有影響的秦文化學者與會，對於宣傳禮縣秦文化遺存、推動早期秦文化研究，起了相當大的積極作用。那時我還在協助陳炳應先生編輯《隴右文博》，會後返蘭不久，便收到禮縣寄來的一份關於座談會的報道稿件（即已收入本書的《禮縣秦人西垂文化保護開發利用座談會綜述》）。篇幅不長，但簡明扼要地介紹了會議的全過程，對會議上的重要發言把握比較到位，語言也頗暢順。在決定刊用的同時，記住了作者的名字：馬建營。
此後便常收到馬建營君關於禮縣文化遺存及曆史地理方麵的稿件，對他的了解也隨之增多，知道他是禮縣公安係統的幹部，酷愛文物收藏,熱衷於地方史研究，曾在天水市舉辦過個人收藏品展覽，頗受業界好評。建營還曾專程來蘭，把它錄製的收藏品光盤放給我看；我也曾引薦甘肅省博物館的業務領導和專家，赴禮縣參觀過他的藏品。這樣，一來二往便漸漸熟悉起來。建營給我的印象是：勤勉、好學、探究欲強，對文物收藏十分癡迷，對禮縣的地理環境、古文化遺存狀況、文物流散及民間收藏信息等，相當了解。
數年前，在古陶收藏領域成績斐然的禮縣學者李致林先生，請我為他編印的《禮縣古陶器鑒賞》一書題詞。書成後欣然觀賞那些珍貴圖片時，心中忽然閃過一念：為什麼沒有人把禮縣秦文化遺存的民間收藏，編印一部專題性圖錄呢？馬建營不是最適於做這項工作的人嗎？未料這偶然的閃念竟在意識中生了根，發育成了一種文化期望。去歲有位朋友計劃為禮縣的早期秦文化新編一部文章、圖錄並收，學術性、資料性兼顧的巨作，委托我作總體策劃。我幾乎未加思索地給該書增設了民間文物收藏及研究這個域項，並推薦馬建營負責這個域項的編撰。很遺憾，此事後來未獲進展；我言及此意在說明，我心目中建營君應當在這方麵有所作為。所以，當他打電話請我為他的一部書寫序時，我下意識地認為他要公布其收藏品了。但接下來就知道他要出的書不是文物圖錄而是這部文集。我一麵衷心祝賀他的學術成就，一麵也隱隱地有點失落，因為和我的料想沒有對上號。隨後建營送書稿來，我們當麵交談，方知我的期望並未落空，他的確一直在醞釀印行收藏品圖錄的計劃。他把本書副標題定名為《秦西垂文化係列之論文篇》，顯然已在為下一部圖錄性質的書預作鋪墊了。
之所以囉嗦這麼多話申述此事，是因為作為一個文博工作者，我深知文物的社會意義，並常為許多民間文物未能充分顯示其價值而惋惜。每一件文物，都是其所屬時代各種社會信息的載體，探求、識別、研析那些信息，是了解那個時代最可靠的途徑。民間收藏品雖然也不乏形飾宏美的重器，但一般說來大都是些不怎麼起眼的小物件。然而，其涵容的文化信息量，卻並不因其貌似粗鄙而缺失。問題是它們大部分沒有機會進入國家文博單位，而多以零散、密閉的形式存在於私人手中，通常情況下難被外界所知，更談不到公眾的賞析和研究了。如果那些流散文物能掌握在一些有學識又有社會責任感的收藏家手中，使其麵貌、內涵得以及時向社會公布，那對文化事業將大有裨益。建營此書雖然不是一部收錄藏品的專著，但突顯古文化的物情人脈，又通過長期的刻苦學習，基本具備了判識文物的文史功力。這本書所收錄的許多文章中，建營都在努力領悟他所掌握文物的內涵，闡述其文化價值，發揮其證史、補史的功效。看得出，他力求把文物放在其所屬時代的背景下考察，著意將文物賞析同曆史研究結合起來，從而增強了論證的力量，提高了文章的品位。
建營介紹或引用的一些器物，許多並非出自正式考古發掘，但質地、形製、紋飾、鏽況等多重因素可證其不是贗品。而其所含文化信息，經闡發後則意義重大。如刻銘“西”字的貝幣，刻銘“西祠器”的青銅豆，器銘與民國年間出土於禮縣東北境的桓公簋刻銘相呼應，至少可有助於說明兩個問題。一是西垂域邑漢代以前的確名“西”，二是秦都東遷後西垂地區的嬴秦祭統並未中斷，一直延續到秦末。十幾年前我即撰文指出，西垂地區最早的中心邑名稱“西”，這有《尚書?堯典》及《史記》的多處記載可證。“犬丘”是畎夷（即犬戎）占據過；而嬴秦是從來不承認、不使用“犬丘”邑名，始終以“西”稱之的。建營對銘含“西”字器物的闡釋，為我當年的立論補充了新的物證。
禮縣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甘肅省盜墓黑潮的重災區，尤其是秦西垂陵區的被洗劫，景象更是慘不忍睹，損失永難估量。大量珍貴文物流失海外，或轉手於文物販子之間。由於盜墓行為一度發展為涉域甚廣、規模空前的群體性活動，故有眾多文物特別是小型文物散落在民間，形成了非法而又無奈的特殊“文化沉澱”。麵對這種世況俗情，正確的舉措是，一麵嚴厲打擊盜墓及文物走私的犯罪活動，盡可能地扼止文物外運的暗流；一麵敞開文博機構的征集大門，以有償方式吸納社會流散文物，為民間大量潛存的文物提供一條陽光渠道，使那些形形色色的古文化遺存，收歸國家的懷抱。許多文博機構最初也是這麼做的，如甘肅省博物館就曾針對秦文物在社會上嚴重流散的現象，向主管部門申請專款，開展“搶救性”征集工作，曆史考古部還為此特設了“文物征集處”。經各方努力，征集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績。今天炫目於甘博展廳及陳列室中的不少珍品，如西垂陵區所出各種形製的數十片棺槨金飾片和眾多精美的車馬器，出自圓頂山秦貴族墓群的波帶紋圓腹鼎、鳳鳥紋淺腹鼎以及一些小型簋、盤，包括“羊侯永用”劍在內的一批優質秦劍以及至少有七、八種形製數量可觀的青銅箭鏃，圖案精美的春秋射獵紋骨筒，戰國早期的龍體出廓穀紋玉璧等等，都是那段時期的征集品。可惜這種局麵維持時間不長，某些決策人淺謀短視導致的莽誤行動，幾乎完全阻斷了秦文物的征集渠道，拱手讓出了民間文物沉澱的廣闊天地，客觀上反倒為文物走私培育了溫床。在這種背景下，像馬建營這樣的民間收藏家就顯得非常有意義。他們以個人力量，積極探尋民間文物的存留轉移，並設法讓它們進入文化生活的健康軌道。他們收藏文物不是為了獵奇，更不是為了發財，而是著意於發掘文物的價值，保存地方的文脈，提高自己的學識水平。他們收藏文物卻不封殺文物，而是通過寫文章、辦展覽等方式，公布文物信息資料，向社會展示，讓文化遺存成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