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馬氏家族為漢陽望族，文脈深厚，從乾隆時的先祖馬林到民國時的曾祖父馬素之，世代秉承崇儒重教之家風。光緒之前，瑤峪家中有“柏林書院”，藏書甚多。筆者少時，不時泛舟書海，當《史記?秦本紀?秦始皇本紀》出現秦先祖居邑“西垂”、“西垂宮”時，心弦為之一振，疑竇頓生：我的家鄉位居西方，這“西垂”之地該不是禮縣吧？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在基層派出所一幹警宿舍，嗜好翻書看報的我從一本忘卻書名的文章中翻閱到了一篇介紹秦先祖在“西垂”發展壯大，躋身諸侯之列的文章，在“西垂”之後，明確括注“今禮縣”。這一訊息如同一顆“原子彈”，在我心靈的荒漠頓時爆炸，強烈的衝擊力使我徹夜難寢，一種探索早期秦人曆史文化的強烈責任感充溢心田。從此，我在工作之餘，開始關注秦文化資料的收集與學習。1993年春，禮縣大堡子山西垂秦公陵園被盜墓者發現，隨後進行了零星盜挖，夏收後發展到高潮，至秋季形成了盜墓狂潮。隨即，陵園大墓的許多國寶重器大批流向海內外文物市場。1993年冬，一批帶有“秦公作鑄用鼎”、“秦公作鑄用簋”的“9.11”盜掘秦公大墓文物案的鼎、簋殘件 122塊被當地公安部門送交甘肅省考古研究所，迅即作出結論 :“大堡子山所盜掘的墓葬基本定當與春秋早期秦國宗室貴族有密切聯係，它對研究秦國早期及甘肅東部地區在秦國發展史中的重要地位，有著不可估量的價值和意義”。得此訊息後，心頭湧動更加強烈的探索欲望。伴隨著1994年初秦公大墓的考古發掘，應和著海外“秦公壺”、金飾片等國寶重器的頻頻佳音，筆者默默無聲的開始了秦文化資料常年不輟的收集、整理、研究工作。
秦文化研究涉及曆史學、地理學、考古學、文獻學、方誌學、金石學、文物學等多學科知識領域，作為文博界的門外漢，要想入門困難重重。筆者多年來從事警察之職，長期工作在一線單位，其緊張、繁忙、瑣碎之情非它行所及之。為了更多的掌握文獻資料，遇有空閑就啃書本，當別人深夜進入夢鄉時，我卻在燈光下苦讀、思考，有時通宵達旦。缺乏所需書籍資料，利用外出一切時機傾囊購置，每到一地，書店、圖書館、博物館、古玩市場成為絕對光顧之地。為了獲取出土文物的最新信息，抽空下鄉走訪，了解知情人，堅持作調查筆記；縣內的每一處古玩商店及私人收藏的重要文物信息，不時竭力搜集。為了掌握全縣古文化遺址的分布狀況，獨步數十次親曆踏察從羅堡木門道至石橋鐵籠山之間的西漢水兩岸川原台地及其支流重要區域，發現至今未被文博部門登記注冊的眾多古文化遺址。2003年12月初，在永興趙坪圓頂山考察“西垂”都邑故址時，掉下斷崖擦傷了腿；衣服被台地邊的椒樹刺撕破。2001年冬，獨步考察山腳村山坪遺址，從課寨村到了西漢水邊，因該段河道無河橋，臨行前即準備了四個較結實的塑料袋，過河時套在腳上，走到河心，兩腳的塑料袋相繼被石子磨破，刺骨的河水湧入鞋褲，強忍痛楚，渡河到山腳村山梁東側，對以前發現的夯土城牆遺址再次考察，在山坪遺址還采集到先秦時期的和大堡子山一樣的建築物殘粗、細繩紋瓦塊等，為《水經注》記載的“南岈”城址的考定提供了依據。
腳下的熱土蘊藏著神奇，探索之路卻充滿了艱辛。最憂鬱的囿於相關資料的收集，好在我有腳勤、眼勤、手勤的良好習慣；有嚴肅、認真、謹慎的治學態度。盡管有的文章還不盡人意，但我竭力攀據學術前沿製高點，力爭將最新的研究成果、最近的考古發現、鮮為人知的實物資料吸納陳顯，使論文觀點明確、論據充分、資料詳實，映現秦人西垂曆史文化卓越風貌，譜寫大秦帝國西垂文明曆史華章。
該書付梓中，隴南市委書記王璽玉給予相關支持，中國秦文研究會秦文研究所特邀研究員，甘肅秦文化著名專家、學者祝中熹老師在百忙中欣然賜序，《西北通史》卷主編、《甘肅通史》主編，著名學者，原蘭州大學劉光華教授在書稿編排等方麵提出了部分中肯的建議，禮縣鄉賢魏士元先生在我付梓資金困窘時給予一定的基礎性資助，在此表示由衷的謝忱。禮縣圖書館長馬智強先生還精心作了封麵設計指導，禮縣鄉賢張子明先生、禮縣文物局長馬世峰先生、禮縣文體局原副局長張銳鋒先生均給予相應的支持，在此表示誠摯的謝意。同時，對多年來在秦文化研究中提供相關文獻、文物資料以及關心、支持過我的領導、同事和朋友表示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