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情、世情、人情
——序《生命中的輕與重》
蔣子龍
大約是1991年，關鴻主持（文彙報）的筆會，要我開個專欄。每周一兩篇，每篇一兩千字，要言之有物，觸及人生百樣、社會千姿，關涉生活現象、生存狀態，小品、雜感、散文、隨筆……什麼都行。
好一個“什麼都行”——什麼都行也容易什麼都不行！
在此之前，我是以經營小說為主業，從未在報刊上開過專欄，卻滿頭霧水地答應試一試。因為我說不過他。
每次關鴻約稿，都有讓我拒絕不了的理由，他編月刊就讓我寫小說，現在他編筆會，我理所當然應該寫短文。但我一時無法適應“專欄”的節奏，剛交出一篇，以為可以鬆口氣，調整心思準備回到小說中去，他又開始催下一篇稿子了……關鴻催稿的方式很特別，不寫信，不打電話，下班後到郵局發一份加急電報。那時的加急電報是要連夜送的，從上海到天津需要6個小時，送到我手上的時候正好是深更半夜。我住在一個名副其實的大雜院裏，有地震後的臨時建築，有平房，有二三層的樓房，郵遞員的摩托車嘟嘟地直開進大院，然後扯開嗓子大叫連聲：“蔣子龍電報！”全大院上了點歲數的人都被喊醒了，以為我的老家有人病重或病危。他這樣治了我幾次，我就再也不敢拖拉，暫時疏遠小說，“專”幹這個“欄”！
不久，各種報紙都紛紛開“副刊”，辦“周末”，小品成大菜，作家必專欄，掀起一股“隨筆熱”。我不夠敏捷，非有重物或尖鋒擊刺，不能有所感，必心有所感後，筆方能有所動，始終沒有學會把身邊瑣事或雞毛蒜皮升華為文。因此寫得不多，有點對不起“隨筆熱”。
幾年前，關鴻策劃為我編了第一本隨筆集《淨火》。這本（生命中的輕和重）則是他為我編的第二本隨筆集。其內容仍不外乎“什麼都行”。也可以說“什麼都有”——這就是雜。
人的思想情感微妙複雜，外部的社會形態複雜多變，複雜跟複雜碰在一起，其感受就不可能不雜。
雜——是這本書的底色。按分量輕重劃分層次，主調應該是商情——世情——人情。
凡人都有三種屬性：經濟性、文化性和政治性。
古人較為坦率，明確承認利之所在，眾人趨之。廠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在計劃經濟時代，有計劃地顛倒了許多事情，中國人首先成了政治人，依次才是文化人、經濟人。進入市場經濟以後，物質生活的方式開始製約整個社會生活、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現代人首先是經濟人，其次是文化人，最後才是政治人。
經濟性的複歸，對於窮慣了窮怕了的人們，類似一場精神上的解放。連最喜歡標榜清高的文化人，都一窩蜂地掀起了“下海經商熱”，“留意於孔孟之間，委身於經濟之道”。即便是專職的政治家，也視經濟為國家之命脈，萬事之根本。普通的“飲食男女，還用說嗎？
人人都得在社會上扮演一個經濟角色，經濟條件決定和造就人生，對經濟的關切成為所有美德和惡行的根涼言商情充塞天地，左右著現代人際關係。世情、人情都可以因商情而改變。
記得經典作家說過大意是這樣的話：當一種經濟類型向另一種經濟類型過渡的時期，人們的精神會大放異彩——應該說我們已經見到過這種“異彩”了。我正是透過這種“異彩”感受世情、人情，寫了一批“經濟雜感”。我不是經濟學家，也可以叫“經濟別解”。經濟學家可以寫詩作文，作家為什麼不能論經濟？“歪批”也行。
經濟已不單是經濟學家所獨有的話題了，它關係著大至一個國家，小至一個家庭、一個人的生活和命運。時下可以說人人都是經濟學家，至少是自己的經濟學家。經濟人間的眾生百態，豐富異常，無奇不有。
但，我一直有一種感覺，中國文學似乎在有意地躲避著經濟，極少見到正麵表述人類經濟活動的作品，或許因為不懂，或許由於不屑。不管是因為什麼，我都感謝這種躲避，使我的“經濟雜感”有了足夠闊大的生存空間。
關鴻要編輯這本書，瞄準的也是這一批“經濟雜感”。
就此，謝謝他。
1998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