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輯 生意無經
生意無經
這題目原是《商界》的編輯出的，很有意思——看起來簡單，卻不容易答得出來。即便東拉西扯勉強應付一通，其答案也會五花八門。
商品經濟時代，似乎連幼兒園的孩子都知道商品交換。我們曾經有過“全民皆兵”的年代，現在差不多是“全民皆商”的時代。商品意識就是時代意識，人人都能大談“生意經”……
於是，我請教了各種各樣的商人：男商人、女商人、大商人、小商人，春風得意的，嘴頂嘴勉強能混得夠吃夠喝的，賠了老本悔青了腸子的……
“什麼是生意經？”
“你經商有沒有生意經？”
結果，沒有一個人能張口就答且對答如流。經過一番考慮之後，每個人的回答也大不一樣。有人說從商要以忠厚立本，隻有厚道才能給人以信任感，建立起長久的買賣關係，方能賺到大錢。即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那些表麵上看來猴精鬼靈的人，不適合經商……有的人觀點正相反：從古代傳下來的“生意經”就是“無商不奸”，“十個商人九個奸，一個不奸賺不到錢”，“買的不如賣的精”。還列舉了一大堆例子，比如眼下各大商場都時興大減價，買一贈一，你買了一件價值2500元的皮衣，商家再贈給你一件價值1500元的皮衣，看起來你是得了大便宜，其實商家進貨的時候兩件皮衣加起來總共才花了800元，賣你2500元，他還能賺你1700元。到底是哪個精？別聽他把嗓子都喊啞了，什麼大出血、大跳樓……真正出血的還是買主。
還有人說經商是冒險，商場如戰場，商海如宦海，到了一定境界的大商人，賺錢已經不是主要的了，刺激他的那個鬥智鬥勇的賺錢的過程，那也是一種藝術。商界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一家大飯店承辦了一桌價值3萬元的酒席，酒席快接近尾聲的時候，客人在一道菜裏吃出一個蒼蠅，服務小姐嚇壞了。飯店有規定，客人吃出蒼蠅全桌的飯菜白送，3萬元眼看就要打水漂了……小姐趕緊叫來了餐廳經理。經理來到客人麵前，用一雙幹淨的筷子夾起那隻蒼蠅放進嘴裏，嚼嚼就咽下去了。而後才說：“我得扣掉廚師長的獎金，這道菜是不能把花椒帶到盤子裏來的奮很對不起，我叫廚房再給重新妙一盤。誰也不能再說餐廳經理吃進肚子裏的不是花椒而是蒼蠅，也許那隻蒼蠅原本就是客人帶來的，想賴掉這3萬元。誰料經理手段更高，哪怕他回到後麵去清洗腸胃呢，也值了。
更有人說經商就是撞大運。錢這個玩藝兒，之所以有人說它不是好東西，就在於你命裏如果沒有，累死你也發不了財。即便意外地有了點錢，你的命也承受不起，必然會招災引禍，不是家裏失竊房子著火，就是出車禍生大病，等咱把那點錢折騰光了你才會舒服。反過來說，如果你命裏有財，想不要都不行，跌個跟頭就能揀個萬兒八千的！， ‘褚各種各樣的妙論還有好多妥卻讓我生出疑問：這就是“生意經”嗎？
我隻好給一位在商學院當教授的朋友打電話、請他指點迷津。他先是哈哈大笑，笑我不務正業，走火入魔。繼而又疑我想下海，才研究“生意經”，並警告我：凡根據所謂“生意經”下海的人，必敗無疑。因為做生意不是信仰宗教，無經可依！
“生意”這個詞的第一層涵義是指生機、生命力，如“生意盎然”。宇宙萬物，生生死死，不消不滅，相生相克，各有各的生長規律，生長周期，生長形態，生存方式，生存條件……怎麼可能用一本“經”約束得了？如果生意真的有“經”可循，那這個千姿萬態、花花綠綠的世界還會有生意嗎？
假如生意有“經”，也是商人們自己寫的。而且每個人的“經”都絕不相同，有的好念，有的難念，有的是好經，有的是歪經。去年，美國（幸福》雜誌選出的成功者中，沒有一個是“按事先的邏輯一步一步地成就事業的”。西方有這樣的格言：當哥倫布出海，他不知要去哪裏；當他靠岸，也不知到了哪裏。但他達到了目的地，而且整個旅程被載入史冊，獲得了政府的嘉獎。可見，成功是無章法可循的，做生意也沒有“經”可依。如果世界上有一本能教人們發財的“生意經”，大家都來念這本“經”，都發了財，世界還會是現在的這個樣子嗎？
其實，即使是那樣，也未必全世界的50多億人都能成為富翁。就像世界上有《佛經》，但不是人人都信佛；有《聖經》，也不是人人都信上帝；有《古蘭經》，世界並不都是伊斯蘭教徒。有也是無，無未嚐不是有。
總之，生意無經，卻並不等於做生意可以胡來。盡管現在的生意人胡來的並不少見，靠坑蒙拐騙發財的也不是沒有，更有發了昧心財被恐懼和恥辱追逐，心裏不得安寧的。人有價值，財富才會有價值，人的價值之一就是罪惡感和羞恥心。畢竟世人有心，世界有道，大自然中存在著一種法度，對所有的人——錢多的和錢少的，都是共通的，理性的，永恒的……生意無經，人有經。
1998年3月19日
遍地集團
集團——這個詞兒真棒！
這個詞兒給人以浩浩蕩蕩、大氣磅礴、壓倒一切、無堅不摧的感覺。每天晚上在新聞節目前後，電視台都要進行中國集團大點名，畫麵上出現一管牙膏就報出一串響亮的集團的名字，一條領帶又是一串集團，一包衛生巾一串集團，一罐飲料一串集團，一盒擦臉油一串集團……作為一名普通消費者，聽得歡欣鼓舞，充滿自豪感。不管東西大小，買集團生產的總有一種牢靠感、龐大感……
集團——這了得嘛，令人想起集團軍。一個軍就夠大的了，集團軍裏則包括好多軍！“省軍級”——一個軍和一個省的級別一樣大小，集團軍等於集團省，那得包括多少省？整個中國才能有幾個集團？眼下在企業界隨處可以聽到這樣的對話：
“忙什麼呢？”
“成立集團。”
趁著有許多企業不景氣，趕緊收購、兼並，進行資產組合。斂吧斂吧，資產湊成10個億了，就是大一級企業，享受廳局級待遇。先鬧個局長、副局長的當當再說。如果斂吧得更多，進入中國企業的五百強或世界的五百家大企業，那風光就更不一般了。機不可失，時不我待，中國的事宜早不宜晚，趕上這一撥兒你不要，下一撥兒可就沒有你的份兒了。一步趕不上，步步趕不上。
見多不怪、聰明異常的中國人給這個集團化的過程取名叫“翻牌”——讀這個詞的時候，“牌”字後麵一定要加兒化音。局一翻牌兒就成了集團，公司一翻牌兒也成了集團，工廠一翻牌兒更是集團……有些企業是老字號，叫集團不好聽，就在工廠或公司名字的後麵加上“（集團）”，表示：你別看我不叫集團，其實跟你的集團一樣大。
還是那些人，還是那些東西，這樣重新一組合，一翻牌兒，還真就熱鬧多了。聽起來也氣派多了，堂皇多了。這也許有利於走出國門、走出世界，再跟外國企業打交道的時候那感覺就會不一樣。有些外國企業家其實是“洋老帽兒”、“老牛筋”，像在全世界五百家大企業排名列首位的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就不敢叫“通用集團”。其實他們真的叫集團了，也不會有人跟他較真兒。你說他們傻帽兒不傻帽兒？還有世界首富比爾·蓋茨，別看他每年的利潤翻著跟頭往上漲，卻既不敢輕易吞並其他企業，也不敢叫集團護還是叫那個不起眼的“微軟公司”。他有錢又怎麼樣？我們坐在集團老總的大交椅上，看他那個又“徽，/J“7又“軟弱”的公司，實在是不足掛齒。中國的足球之所以衝不出亞洲，其中一條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敢叫集團，如果改名為“中國足球集團”，局麵也許會大不一樣……
大家爭相叫集團，說明現代人的氣魄和智慧。不像“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從上到下都叫“組”，中央叫“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各省市也有這個組那個組，到最底層的工廠車洞，各種各樣的組就多得不計其數了，“到處都是組，上下州毅祖”，又本汽‘又不好聽礦後來又時興都叫“革命委員會”，既拗口，又森嚴，讓人神經緊張。哪像現在的集團——新潮，響亮，短促，有力！
為集團幹杯。祝集團能集而團，團而大，健康長壽。
1998年3月4日
人的賭性
有一經濟效益很好的國營大廠的總經理，到香港公幹，回來時繞道“東方賭城”澳門停留幾天，拿出5萬元做賭資想瀟灑一把。這個數目對他來說不算什麼，即便輸光了他個人也拿得出。不想他竟Ell了34萬。第二天用34萬又贏了100多萬。興高采烈地打道回府，像做夢一樣，而且連白天也浸沉在這種夢一般的境界裏。
這其實比白日夢還要離奇，然而卻是真的，那錢票子也是實實在在的。沒有別的解釋，隻有相信自己的賭運太好了；賭運好就是財運好協企業幹得好的人一般財運都旺。不過企業辦的再好也沒有在賭場上來錢容易！他心思浮動，手癢難握，一個月後帶著白揀來的100萬元重遊澳門，進葡京大賭場的貴賓廳，當天下場就底了1000多萬。簡直像變魔術一樣，錢來得之多之快使他頭暈目眩，他不再懷疑自己是賭場天才，是財神爺轉世。
第二天帶著再創造輝煌的信心走進賭場，先是豪興逼人，然後是兩眼血紅，賭場裏是沒有時間的，牆上不掛表，永遠地燈火通明，分木出黑夜和白天。大約是過了三天三夜之後，他把以前燕的1000多萬賠進去。又輸掉2000多萬。這時他清醒了許多，知道自己已無路可走了。在賭桌邊放給他高利貸的人幫他作假，在珠海立了個項目，請銀行的人審核後他拿到了3000萬元的貸款，除去還賭債，想用剩下的錢翻本，結果也同樣有去無歸，運敗如山崩，他回到家後投案自首，目前被押在牢裏，生死未卜。
賭場裏有一句口號：不怕你贏，就怕你不來。輸錢的過程並不是直截了當，沒有曲折，沒有波瀾。‘如果是那樣讓人們進去就丟錢，賭博就沒有誘惑力，就會失去刺激性。賭的誘惑是贏。博的刺激是勝。每個走進賭場的人都想撞大運，都想碰上大獎，不費吹灰之力發大財，憧憬著怎樣分配得來全不費功夫的大錢。賭場裏流傳著許多贏錢的故事，誼染大獎的鈴聲響起時是怎樣的驚心動魄。賭博的遊戲規則也是這樣設計的，許多人走進賭場都能先嚐到甜頭，也會看到周圍的人是怎樣大把大把地贏錢，慢慢地吊起胃口，激亮眼睛。
醫學家曾做過實驗，人隻有在賭博的時候體內才會產生一種叫做阿片膚的特殊物質，這種東西能讓人最大限度地獲得刺激，處於極端興奮和精神高度集中的狀態。在賭21點的時候，莊家推著兩塊木牌在賭客麵前晃來晃去，一塊牌子上寫著“投降”，一塊牌子上寫著“博牌”。這真是激火，誰願意投降呢？於是就不停地博牌。那54張撲克牌變成了魔鬼的賬本，變幻難測，忽而天女散花，忽而凶神惡煞——步向深淵就從這兒開始。
賭性其實也是人的一種天性，凡人皆有賭性——幹帶有冒險性的事情都有賭博的性質。哪個人的一生會一點風險不冒呢？炒股票是賭。買彩券是賭。戀愛結婚也是賭，誰也不敢打保票準能碰上一個什麼樣的人。古雲：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這還不是賭嗎？賭錢，賭運，賭命……虎視耽耽，其欲逐逐。所以世界各地的博彩業（開賭場的人都願意省去一個賭字，在博字的後麵加上一個花枝招展的彩字）都長盛不衰。
據說過去大戶人家都是到賭場上去挑選女婿，當然不是挑選那些缺少自控力，賭紅了眼把房產、地契，甚至連同老婆孩子也一塊押上賭台的人。既然人生含有賭性，就不如到激烈的賭場上挑選那些有膽識且又能夠駕馭自己的人。
本來所有賭博的方式都是人想出來的，既然是人想出來的，那麼人也就應該能夠破它克它。也許大凡敢走進賭場的人都抱著這樣的念頭，結果能破了賭場的人至今還沒有發現幾個．被賭場所克的人卻無計其數。澳門博彩業以前靠香港和台灣人支撐，賭場的人對香港、台灣人格外客氣。現在轉而對中國大陸的人格外客氣起來，因為大陸的賭客所占比例越來越大，而且敢於豪賭、輸得起大錢的往往是大陸人。這些人中以企業家和高級公務員為最多。廣東二位鎮長，在葡京輸了27萬，若無其事地回到鎮上照樣當他的鎮長扮之有扮天正在召開幹部大會；催債的人到了。他把高利貸者請上了主席合，對全鎮的午部說，這是他從澳門請來的外賓，來考查項自，準備合資辦廠。他這樣一說不僅把被逼債的尷尬遮掩過去，還為歸還自己所欠下的賭債鋪好了台階……
中國很窮，這是世人盡知的現實。中國人又很富，這是在賭場上看到的事實。每天僅從珠海拱北海關進入澳門的大陸人就成千上萬，到了澳門不賭的人恐怕微乎其微。有人是用自己的錢找一點樂子，“過一把癮”一，把兜裏準備好的那點錢輸光了就走——澳門人所說的現在他們的賭業靠大陸人支撐，不可能是指這些人。懊自人所指的大陸人一定是那些賭場的常客，是能一擲千金的人，澳歎人冀令還終刻地記得，幾年前北京首鋼的周北方，被人簇擁著走進葡京大賭場的氣勢……
到目前為止，人們知道的都是賭輸了錢，因之而敗家，敗業，坐牢，殺頭。有沒有用公款賭贏了就攫為己有，一聲不吭的呢？
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真應該聯合在葡京大酒店設一辦事處，一目了然，省卻了許多人為的麻煩。
1998年3月10日
“大”的誘惑
幾年前，一位經濟學家說過一句挨了不少罵的話：什麼時候中國的企業家有跳樓自殺的了，那時候經濟就有希望了。
眼下中國的經濟有了什麼樣的希望，三兩句話解說不清楚。但企業家自殺的事已經屢屢發生，小的不計，單說舉國有名的大企業家，繼上海大眾汽車公司的總經理跳樓身亡之後，貴州習酒公司總經理、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全國發展名優酒特別功臣獎獲得者陳星國，前不久在自己的轎車內也開槍自殺了。那把五四式手搶是他的司機的，有持槍證，司機離車後手槍還放在車裏，陳星國便把搶口對準自己的右太陽穴扣動了扳機。
關於他自殺的原因，人們將議論和猜測很長的時間。有一條卻是明擺著的：被“大”所誘惑，是“大”的情結毀了他。
陳星國1982年出任習酒廠廠長，用15年的時間把一個僅有300人，年產值隻有300萬元的習酒廠，發展到4000多人，年銷售額達2億多元。土廠變名廠，小廠變大廠，變得好，大得好。小的都想大，大的還想更大——這是人之常情，事物發展的常理。問題在於，要正常的大，一步涉地大，’逐漸地大，實大真大，強大壯大；不是大膨脹，不是
空大假大虛大……
習酒廠坐落在紅軍當年曾四渡的赤水河畔。赤水因其獨特的水質、氣候和自然條件，格外適宜釀造微生物的生長和繁殖，有“美酒河”之譽。與習酒廠隔河相對的是四川郎酒廠，往上遊走50公裏是茅台酒廠。5年前，陳星國提出一個大構想：“在赤水河中遊建立‘百裏中國名酒基地’——即充分利用赤水中遊得天獨厚的地理、地質優勢，以習酒為中心，把從習酒廠到茅台鎮之間100華裏的河穀地帶，建成以名優白酒生產為主，集科研、金融、旅遊、種植、養殖等多元化，多層次的企業集團，並在一個山頭上建設一個飛機場。”
他也確實勇敢地坐直升飛機從貴陽飛回過習酒廠，算是“開辟了一條新的空中航線”。
他的構想不能說不好，也獲得了領導認可，政府批準。然後投入5億元資金，烈烈轟轟地幹起來了。同時陳星國還在海口、上海浦東、北京、廣州、深圳、烏魯木齊等十大城市開辦合資企業，大力開拓外向型經濟。
工程大則大矣，但沒有與工程相匹配的大人物，大權力，大才華，大氣魄，大財力，大協同。沒有這幾“大”做保證，小人就敢搗蛋，“今天告他貪汙受賄，明天告他鋪張浪費，上麵不斷地派人對他查來查去。”陳星國雖然有驚無險地過了一關又一關，但癲哈蟆趴在腳麵上——不咬人惡心人。更重要的是，該到位的資金遲遲不見影兒，僅這一條就夠他受的。沒有錢想得越好越容易是一種災難，半途而廢的直升飛機場長滿荒草，新建的廠房孤零零地扔在了山頭上，一幢幢未安門窗的住宅樓任風吹雨打，日月消蝕。投進數億元，不僅沒有一分錢的效益，每年還要背負幾千萬元的銀行利息。企業不堪負重，紅紅火火的習酒廠，竟拖欠職工工資達數千萬元，還欠下了4億元的債務……
就在遵義市準備召開茅台酒廠兼並習酒公司的第一次籌備會議的前一天，陳星國尋了短見！
習酒在他的手上興，也在他的手裏敗。他輝煌在習酒上，也死在他輝煌的夢想上。
他如果不急於搞“百裏中國名酒基地”，不在全國開花搞“十大合資企業”，把主要精力和財力用在習酒本身，取之不盡赤河水，一本萬利習酒廠，能這麼快就成了“拆骨肉”嗎？他把攤子鋪得那麼大，到了緊急關頭，這個大攤子不僅不會救援他，反而變成了一個個伸向他喉嚨的紋索。
這讓人想起風雲一時的“巨人集團”，也是這樣垮台的。他們最早想蓋一個18層的“巨人大廈”，後來覺得不過癮，拔高一倍改為38層，再後來還覺不過癮，又翻一番升高為70多層，要建亞洲第一高樓！
大高樓變成了將公司傾家蕩產也填不滿的黑窟窿，再加上盲目投產新項目，並非沒有才華和魄力的“巨人”老總史玉柱，卻控製不了自己過大的雄心，又焉能控製集團的局麵？總經理控製不了自己公司的局勢，焉有不敗之理！
還有前幾年曾鋪天蓋地的“延生護寶液”，這一兩年也沉寂下來了——其原因也是貪大求大，由急速擴充變為惡性膨脹，任何物體和組織，膨脹到一定的程度，外麵一有壓力，都會因內空而自爆。總經理薑偉公開向社會檢討自己的失誤，發表了《我的錯誤》一文。
為什麼中國的企業家，一有點氣候就追求“大”呢？
追根溯源，中國人從小就受“大”的熏陶，“大”的誘惑，骨子裏很容易懷上“大”的情結。一男人叫“大丈夫”，成為男人的第一個女人叫“大老婆”，最普通的家常菜叫“大雜燴”，連最難分大小的意識形態也叫“大文化”、“大、洋、古”。細數中國的“大文化”那可多了：大躍進、大字報、大批判、大清查、大辯論、大兵團、大手筆、大舉措、大發展、大開發、大革命、大刀闊斧、大破大立、大手大腳、大發雷霆、大散攤子
並非大的都不好，三大戰役——那確確實實是大仗，實實在在地消滅了國民黨八百萬軍隊，迎來了全國的大解放。一個國家的振興也需要有大的工程，像50年代的北京十大建築，大江大河上的大橋，大慶油田的開發……等等。
大得堅實，大得水到渠成，大得造福萬代，是功德無量，是求之不得的。而“假大空”的大，必遭“真大實”的禍。
——陳星國自殺的槍聲證實了這一點。不管他選擇的方式是否合適，至少證明他是個不逃避責任的人，以死補過，說嚴重一點是以死謝罪——盡管他的出發點並不錯，卻讓人有震驚、惋惜之感。
還有許多糟蹋國家的錢更多、性質也更為惡劣的人，不仍然活得好好的嗎？甚至挪了個窩兒以後照樣人五人六，呼風喚雨。
真正的勇者，還是史玉柱和薑偉這樣的企業家。如果曆史給他們改正錯誤、東山再起的機會，相信他們還會成功。
1998年2月17日
“麥當勞精神”
中國大中型城市裏的孩子們，沒有吃過麥當勞的恐怕不多了。同可口可樂一樣，麥當勞也帶著鮮明的美國文化色彩，仿佛是一夜之間在中國遍地開花結果了。
應該說嚐受過這種成功和喜悅的中國產品也不少，諸如這個液，那個寶，這個王，那個霸，都曾風靡過一陣，但很快便信譽掃地，銷聲匿跡。要不就是廠家自己底氣不足，知道自己看家的產品看不了家，創牌子的產品保不了牌子，趕緊出些花裏胡哨的係列產品，想混水摸魚地保住市場‘結果新產品像走馬燈似地換了一批又“批廣卻很難創出一個名牌，水久性地保住抽命名牌。
而麥當勞，似乎永遠都是麥當勞。‘正如可口可樂一樣，盡管百年不變，其魔力卻有增無減。你什麼時候走進麥當勞都會感到一派令人妒忌的興旺。一位台灣母親曾跟我說過，她們多次上街遊行．抗議麥當勞霸占兒童的口味，用一些油炸的食品影響兒童的健康，希望母親們聯合起來，共同抵製麥當勞。我問她抵製住了沒有？那位母親歎息一聲：怎麼抵製得了？孩子的口味已經被培養成了麥當勞和可口可樂式的，你不讓他吃，他自己也會跑去吃。問題是一代一代吃麥當勞喝可口可樂長大的美國人，並未見體弱短命，智力衰退，台灣母親們的優慮似乎不能讓自己的孩子信服。抵製麥當勞運動也便半途而廢了，甚至還幫助麥當勞擴大了影響。
麥當勞成功的因素也許有很多，但其中的一條格外讓我動心——
麥當勞裏有一道副菜，叫“炸薯條”。就是炸土豆條。按一般人的想象，無論用什麼樣的土豆，反正都是切成細條，放進油鍋裏炸，能有什麼大的講究？中國有的是土豆，唯這道菜是最不用犯愁的了。而麥當勞公司，卻派人用半年的時間把中國各種不伺的土質考察了個遍，終於選中一個地方，種植他們引進的土豆品種，專供麥當勞“炸薯條”。
美國人就是這樣維護自己的牌子的。難怪他們的名牌壽命長。
西方人的這種精細、執著，似乎是有傳統的——據在天津長大的美國人夢熊·洛夫講，他的父親艾特姆斯·麥德，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曾是英美煙草公司駐華經營部的部長，用四年時間走遍中國，最後認定雲南的土質適宜引種西方優良煙葉，並把他的考察寫成一部專著，給英美煙草公司開發中國市場提供理論指導。今夭雲南煙草工業的發達，至少證明老麥德在半個多世紀前的眼光不錯。也許正是由於這種眼光，以及窮究到底和負責到底的精神，才使英美煙草公司至今還牌子不倒。
近兩年，滇西北的香格裏拉風景區正有希望引來一場國際旅遊熱。這也得益於英國人詹姆斯·希爾頓的一部頗具紀實風格的小說（消失的地平線》，甚至有人說連“香格裏拉”這個名字也是由他介紹給世界的。他寫這部小說又得益於他的朋友、美國人洛克。洛克在滇西北的麗江古城住了27年，40年代出版了（中國西南古納西王國）一書，被西方人稱為“納西學之父”。納西族是中國的一個少數民族，“納西學之父”卻是西方人！盡管這是他們自己封的，不足為信，但有一點卻不能不承認：外國人把中國視為一個巨大的寶庫，一旦盯上了自認為是有價值的東西，就絕不放棄。哪怕是用幾年、幾十年，乃至一生的功夫，也在所不辭。
中國人又是怎樣對待自己的寶貝呢？
旅遊局的一位朋友告訴我，眼下中國人組團出國或在國內旅遊，大都是享受型的，要求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西方人，特別是美國人到中國來，是探險性的，或單槍匹馬，或三三兩兩，不怕艱苦，越沒有人去的地方他們越是要去。
不能否認，有許多外國人到中國探寶是為了搶寶、偷寶，敦煌的曆史早已證明了這一點。就是上麵說的那個洛克，也從納西族僅有的一套4萬冊的曆史文化經典中拿走了2萬冊。現在鑒於西方市場已經趨於飽和，外國人又盯住了中國市場這個大寶貝——她擁有12億人口，剛剛開發，潛力無窮……
這是有形的寶貝，許多無形的寶貝我們又丟失了多少？
比如，我們的精神……
美國文化培育了他們的麥當勞精神、可口可樂精神、飛上飛下的航天精神、微軟精神……我們也有自己悠久的文化，應該有理由要求看到自己民族的強大耐久的企業精神。
1998年2月18日
虧在國營
電腦裏儲存了幾千個常用的和不常用的詞彙，連“下崗”這個近一兩年才時興起來的詞，電腦裏也早就儲存進去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沒有使用率極高、新聞傳媒每天都離不了的一個詞：“國營”。於是，和“國營”有關的所有詞彙，諸如“國營企業”、“國營商店”、“國營機構”……一概拚不出來。上天入地，改變世界，幾乎是無所不能的電腦，卻不知“國營”為何物！我從擁有電腦的那一刻起就不理解，又不知該去請教誰？
拚不出“國營”這一詞的現代電腦，不知是怎麼統計出國營企業的大麵積虧損的？眼下似乎連小孩子一張嘴都是下崗、下崗，聽到國營企業虧損或倒閉的消息，已沒有人再感到吃驚。看到有不虧損、不倒閉的國營企業，反倒覺得新奇、珍貴和欽羨。國營企業的虧損關係到國計民生，沒有人不關心這件事。國家似乎也想盡了招數要扭轉這種局麵，許多年頭過去了，能使用的招兒差不多也都使用過了，國營企業的虧損和倒閉現象卻好像越來越嚴重……
這真成了“老、大、難”！
中國有那麼多能安邦治國的高人智士，有用“半部就可以治夭下”的整部《論語》，有近半個世紀的經營國營企業的經驗和教訓，怎麼就是解決不了區區一個虧損問題呢？近來我遇到幾件事，頗有頓開茅塞之感，原來國營企業虧損的原因非常簡單：
有一家坐落在市區的國營老廠，由於牌子硬，效益一直不錯。上麵局裏的頭頭卻相中了他們廠的這塊地皮，前些年在“海南熱”的時候，局裏以汙染為由，讓他們搬到郊外去，把他們的地皮賣了4000萬，拿到海南去做生意。頭頭也不一定就不是好意，認為海南撈錢容易，等賺了錢再把4000萬還給工廠。誰料這賣廠的4000萬送到海南便血本無歸。一個好端端的國營企業被趕出市區，在郊外又無錢建新廠，叫天不應，呼地不靈，便成了虧損大戶。
在一個大麵積虧損的係統裏，有個工廠卻一枝獨秀地在賺錢。按一般人的想象，這個賺錢的工廠的廠長一定會被局裏的頭頭們視為寶貝疙瘩。實際情況卻恰恰相反，頭頭們視其為眼中釘，必欲將其拿掉而後快。因為凡是這種別人虧損他能盈利的廠長，一定有自己的絕招對付有可能造成虧損的各種因素，包括抵製腐敗和上麵的瞎指揮。對頭頭來說，反正州大片都虧損異再多幾個虧損的企業也無所謂。但不能容忍比自己還有能耐的、刺兒頭抗上的……
還有，上麵的頭頭不知拿了人家什麼好處或扭住了哪一根筋，利用權力強迫下麵的企業合資、上什麼項目或購買什麼設備……讓企業吃了大虧！
凡此種種，國營企業怎麼能不虧損呢？
國營即“官營”——是“當官的”代表國家在經營。而“官大一級壓死人”，縱然怕負法律責任不把人壓死，壓死幾個企業還是很容易的，且用不著負什麼具體的法律責任。拍，在市場機製還不規範的轉型期，國營企業一廂情願地想“找市場不找首長”，其實是很難的，因為你不找“首長”，而“首長”要找你，要管你，不找“首長”什麼事都難辦成。而“首長”又有自己的利益所在，凡事有自己的考慮，這就決定有些“首長”不會完全按企業和市場的意願行事。相當多的時候可能要按市場規律和經濟規律相違背的“官場規律”行事。虧損事小，當官事大……企業又如何不虧損呢？
可見，國營企業欲“治虧”先得“治官”，變“長官意誌”為市場意識。而“官”又怎麼能治“官”呢？就像嫌自己屁股臭的人不能砍掉屁股一樣。
——這就又回到體製和機製的老話題上去了。
道理就是如此簡單，人人心裏都明鏡一般，隻是誰也不願意說破。作家有時候就得冒傻氣，犯愣，充當炮筒子的角色。
1998年3月
開會和睡覺
海外有人將在會場上打噸的政客攝入鏡頭，給以曝光，引起一片叱責和嘲笑之聲，這政客的政治前途很有可能就被那幾聲奸聲給葬送了。
我想這大概是因為海外的會少，既然要開會就有問題要爭辯，有事情要表決，你作為一個選區的代表，不發出自己的聲音，不表明自己的立場，反而渾渾噩噩地沉入夢鄉，豈不是白拿了納稅人的錢，白得了選民的選票。
我說海外開會少是做過調查的。一是自己在國外逗留期間，就從來沒有碰上過國外朋友開會的時候。二是現在中國大陸有了外資企業，在這些企業裏供職的中國員工，時間長了很不習慣的一條就是外國老板一年到頭不開會。以前他們在中國企業裏幹的時候，非常厭煩天天開會，班前會、班後會、學習會、討論會……可是在外資企業一連幾年不開會，甚至見不到除去主管老板以外更大的領導，心裏又沒著沒落，渴望能開開會，知道點上級精神，聽聽領導講話，自己也得空白話白話，透透風，喘口氣，讓說話的功能別退化了……
北京的一位記者，在一個隆重的會議上他的鏡頭捕捉到一位領導幹部的睡態，這張照片公諸於世後惹起一場風“波。先是批評這位記者損害領導幹部的威信和形象——此後的任何報紙都見不到任何一級的領導幹部在會上睡覺的照片了，不知是不是這批評帶來的成果？但事情卻沒有就此結束，繼而引發出一場關於在開會的時候能不能睡覺的討論——
一種意見認為在會上不該睡覺，能在會場上呼呼大睡的人肯定是昏庸無能、沒心沒肺之輩，是自毀威信，自損形象，也許根本就不配當領導，應該給予曝光。有趣的是另一種意見，認為在會上睡覺的不一定不是好幹部，開會睡覺是對一些無聊會議的公開的又是消極的抵製。許多人每天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泡在會議裏，幾乎沒有時間工作：到上麵開會聽取上級指示——回來層層開會傳達貫徹——開會檢查、推動——開會彙報落實結果——這時候新的一輪中央文件和領導精神又下來了，新的一輪羅圈會也就又開始了
凡領導幹部都是各種會議的主角，這樣一場接一場地開了幾十年的會議之後，怎麼可能不磨練出一套對付會議的絕招呢？睡覺隻是這無數絕招中的一種。我認識一位口碑不錯的區長，他不論參加什麼會，十有八九都會當場大睡的，久而久之，無論是他的上級領導，還是他的下級部屬，都默認他可以在會上睡覺，而且知道他睡歸睡，並不影響他聽彙報。我在他不知道的情況下親眼目睹過他開會睡覺的神技：那是一個他召集的彙報會，第一個人彙報的時候他尚能強打精神，到第二個人開口的時候他就漸漸地進入夢鄉。但是沒有一個人敢離開，敢離題說笑，大家依次彙報下去，到最後一個人彙報完，會場上一靜，他便悠悠醒來，開始作總結。對誰彙報中提出的什麼問題，該怎麼解決，答複得一清二楚，總結得條條是道。神不神？
當然，在會場上睡覺的人並非都有這樣的“特異功能”，也確有糊塗蟲一類的人物。有位以在會上睡覺出名的局長，他一召集會，下麵的幹部就知道可以輕鬆半天了，等他奸聲響起以後，大家就散夥了，或到別的科室去抽煙喝茶聊天，或出去逛商店，或去街心公園裏看練功的玩鳥的……等到時候差不多了再回到會議室。‘局長醒來後照例會說：“今天彙報得不錯，最後我講4點意見……”
隻要有沒完沒了的不參加又不行的聽沒有多大好處不聽也沒有多大害處的會，就不可避免地會有在會上睡覺的人。有‘天中國的經濟真正進入了市場機製，時間真的“等於金錢”了，非萬不得已人們開不起會、不敢開會了，在會上睡覺的人自然也就少了。
1998年3月11日
享愛會議
人的級別往往取決於會議的級別，隻要看他參加什麼級別的會議，基本上就能斷定他是什麼級別的人物。
會當官的人沒有一個不重視開會的，該他參加的會議你不讓他參加或忘記通知他了，他跟你沒．完。開會是一種政治待遇，是政治生命的標誌。
剝奪了某個人參加某種會議的資格，就說明這個人有點不妙了。
作家有職稱，無級別，有人擔任一些社會職務，那多半也象征性的，安慰性的，不必認真的。我就有那麼個頭銜兒，每年要開一次大會，千八百人聚集在一個大賓館裏躲上8—10天。我對大會、長會有一種本能的逃避意識，這頭銜掛了至少有五六年，卻沒有認真參加過一次會議。
這是有點不像話。一些習慣於開會的人，更是無法理解這種逃會心態，很自然地會猜度我是不是對這個大會有意見？也許是瞧不起這個組織？抑或是神經有毛病？
我實在是沒有什麼意見，一個人怎麼可能對一個龐大的組織和大會有意見或瞧不起呢？如果有也是對自己不滿意。我對這個“高規格的、隆重的”，被稱為“一年一度的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是非常尊重的。正是出於這種尊重，我想大家心照不宜，彼此照顧，客客氣氣，我不去則大會省事，這也方便，這10來天可以做很多事情。
我是得了“厭會症”？還是“恐會症”? 10來天是一眨眼的功夫，為什麼我會嫌長？外出旅遊10天不嫌長，出國10天不嫌長隻會嫌短，天天吃飯睡覺不嫌煩，為什麼開10天會就受不了呢？
我找不到說服自己的理由，今年便規規矩矩地去參加會了。一報到先領了一黑提包，裏麵除去會議文件之外，還有一個精美的筆記本、一支鋼筆、一支圓珠筆、小紀念品，保險公司的會議保險單，服裝公司、鍾表店、眼鏡店贈送的九折優惠卡，還有領帶、襯衣。大會籌備者想得相當周到，如今開會不隻是精神會餐，還有一定的物質收獲。
一位經濟界的朋友見我這副少見多怪的樣子，便教導我說：“你經常逃會是會落後時代的。”“有這麼嚴重？”“開會能體現時代的高度。這種大會是最清廉的了，你猜猜我們公司有一次開會發什麼東西？”
我壯起膽子瞎猜，無非是高檔電器，總不會發輛汽車，發套房子吧？
“你們作家，太缺乏想象力了。我們弄來一車活鼇，俗稱：王八。此乃大補之物，市場上百八十元一斤，而且很難買到。工作人員按照到會者的級別高低，把王八也分類排隊，級別高的王八大，級別越低得的王八就越小。分活物可比分死物複雜多了。分王八有幾道工序；先在王八背上貼紙條，紙條上寫著得主姓名：李主任、張書記、劉經理、王代表……然後再把這些寶貝分裝進兜子。王八一多怎麼管得過來，搞得工作人員手忙腳亂，大呼小叫：不好了，李主任跑了，快抓住！張書記鑽到床底下去了！哎喲，劉經理咬了我的腳後跟……”
這是對開會的一種創新。．既然對會議內容無法進行創造，就在會議的形式和幕後分配上花樣翻新。
我發覺開這種大會是很舒服的，官場得意的人大都擅於享受會議。隻要你沉得住氣，坐穩屁股，皮包一夾，不動腦子，不費力氣，規規矩矩，堅持到底，就是好同誌。而且吃得好——每人每天隻交1元錢夥食費，早晨有牛奶雞蛋，中午晚上六菜一湯。睡得好——在高檔賓館裏，高枕無優。看得好——每天晚上都有電影或文藝演出。說得好——會開會的人熟練地駕馭會議語言，說正確的話，慢條斯理，循規蹈矩。滔滔不絕的廢話、空話福套話，中國語言經過這樣一番排列組合，變得最沒有味道，比噪音還難以令人忍受，使聽會的人智商變低，然而發言者卻不是傻子。另一種人，心裏有火氣，或自以為思想深刻、見解獨到，便慷慨激昂，逞口舌之快。不說白不說，說了也白說，白說也要說。說出來心裏就痛快了，有助於安定團結。
見了熟人招招手，見了朋友握握手，需要的時候舉舉手，多麼輕鬆。我決心堅持到底，好好休息一下。然而，隻堅持了兩天又溜號了。原因是：這麼好的會怕上癮，成了“開會作家”。
1994年1月
經濟的文化品位
正在緊張的時候，打印機出了故障，如同筆斷了尖，能不焦急？我抱著它跑了大半個天津市，進過國有大店，也進過私人維修部，到處都被拒絕，被冷淡，乃至受到蔑視。比如，一家個體店裏的幾個男女說得正熱鬧，我進去之後他們停住了嘴，全都轉過臉用一種陌生的懷疑的極不友善的眼光盯著我，卻又不吭聲。我尷尬地問了一聲：“這裏能修打印機嗎？”仍舊好半天沒有人答腔，我隻好仙汕地找個台階退出來。好一點的店是肯於開珠口告訴我不能修爭我若再多間一句，哪兒能修樸他們或者搖搖買不再作聲；或者不耐煩地嗆斥你，句廣從哪兒買的去找哪兒！”似乎怪我沒有買他們的貨，沒有讓他們賺上一筆，現在卻來麻煩他們，好不識趣！
這樣的小事在生活中經常發生，不是修不修、賣不賣、說話不說話的間題，而是表現了一種文化、職業修養和職業道德上的欠缺。眼下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期，計劃經濟下的“鐵飯碗”、“大鍋飯”造成的惰性文化，決不會因為“承包”了，因為“和個人利益掛鉤”了就一下子全消失了。相反地在轉型過程中情性文化還會衍生出唯利是圖的拜金文化。由“鬥私批修”決不談錢，產生的“文化反彈”效應就是一切向錢看，錢神主事，商業的力量大大高於道德的力量。因為認錢不認人，自然也就敬錢不敬人。店員有時也會向顧客賠笑臉，那是實用主義的，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後，隻把你當成賺錢的對象。一旦見你身上沒有油水可撈，就會帶答不理，甚至橫眉冷對，把“和氣能生財”也忘得一幹二淨，也許就根本不懂得“和氣生財”的道理。
我的打印機連同電腦是在北京買的，隻好向北京求助，賣者告訴我去找愛普生公司夭津維修站。我心急火燎地找到了賣者告訴的地址，門口一位小姐主動含笑打問：“是修打印機嗎？”我連忙點頭答腔，可算碰上會笑會說話的了，如沐春風，心裏立刻冰化雪消。顧客其實是很好打發的，一個笑臉，一句客氣話就行了。經指引找到負責維修的櫃台，櫃台裏的店員更是熱情、認真，別的不說，先檢查打印機故障，然後告訴我不是大毛病，讓我吃了定心丸。更為難得的是我沒有把保修手續帶齊全，做了付現金的準備，人家卻說：“沒關係，明天給送來也行。”
這同樣也不單是技術和金錢的間題，我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種不同於前者的文化品味，和不同於前者的職業修養以及職業道德。都是中國人，為什麼會有如此大的反差呢？不能不令人想到目前外商獨資企業或合資企業，跟中國國有企業乃至一些私人企業相比，不僅在經濟效益上有差異，更大的差異是在觀念上和文化上，誰也無法否認中國已經形成了外資或合資企業的文化景觀。有人說這隻是管理問題，管理也是文化。
想想美國的可口可樂、麥當勞，德國的汽車，法國的時裝，以及其他無孔不入且後勁十足地成功占領了中國市場的外國產品，它們所代表的又豈止是經濟上的成功，更主要的是文化的成功。它們正在中國深入人心，還將深入中國後代人的心，中國的孩子在喝可口可樂或吃麥當勞的時候，難道喝的和吃的不是一種美國文化嗎？可口可樂的老板說，即使一把大火將可口可樂公司燒個精光也沒有什麼可怕的，光是可口可樂這塊牌子就值上百億美元，一夜之間可以重新戳起一個可口可樂公司。牌子的聲望就是文化的效應，產品有了很高的文化品位，就能立於不敗之地。、
誰都知道現代音響設備是一種經濟產品。然而發燒友們卻認為：把相同的激光唱盤放進不同的音響，其音質、音色及效果也不同。放進美國音響聲音就顯得熱情，潑俏，高亢，激越，一如美國人的風格。放進德國音響，會顯得穩重，舒緩，嚴謹，壯麗，體現了日耳曼人的認真和嚴謹。放進英國音響，則顯得浪漫，奔放，輕快，華美，一派紳士風度。音響，明明是一種物質商品，不同國家生產的音響卻代表了不同國家的文化。發燒友大都不喜歡日本音響，認為日本音響沒有文化，沒有個性，東拚西湊，不倫不類。
連日本的商人也認為這些年在中國的失誤是文化的失誤戶當中國剛剛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日本就把大量商品傾瀉到中國市場上來，近二十年過去了，日本商品雖然還占有著大量的中國市場，卻沒有贏得中國人的好感，相反倒更強烈地激起了中國人對日本貨的反感和戒備心理，去年以作家張賢亮為首的竟發起了抵製日貨的運動。可是，誰聽說過有人要抵製美國貨或歐洲貨啦？ 日本的汽車曾經是中國公路上跑著的最多的外國汽車，當年大有要壟斷中國汽車市場的趨勢，並在鋪天蓋地的廣告中吹噓：“車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就有豐田車。”他們隻想賺中國人的錢，卻不想把技術賣給中國。現在發現中國公路上的日本汽車越來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德國車和美國車，南有桑塔納，北有奧迪。歐美的汽車商願意出讓技術或跟中國人合資，即便有六夭汽車上的全部零件中國人都能自己生彥了，車型還是他們的，中國汽車工業的曆史上有他們一筆，把他們的文化留在了中國。日本商人受他們文化的局限，急功近利，缺少長遠的文化眼光，表麵上看是決策的失誤，是和歐美經濟競爭的失敗，其實是文化對抗的失敗。
再看我們自己的產品，名牌的大量流失，其實是文化的流失。給自己的產品起一起洋名字，怪名字，或半洋不土，或怪得莫名其妙、洋相百出，難道不是沒有文化，或者是文化上的媚俗、媚外的反映？假冒偽劣產品屢禁不絕，以及經濟上的種種短期行為，無一不暴露了觀念和文化上的淺陋。沒有文化品位的經濟是泡沫，是過眼煙雲，成不了大氣候。發達的市場經濟是“高文化、高信譽的經濟”。
廣義的文化裏就包括經濟，人類在曆史的實踐中創造的一切物質成果和精神成果都是文化。經濟也是文化。經濟的轉型必須要借助文化的轉型，要和文化的轉型同步。如果排斥，甚至阻遏文化轉型，經濟的騰飛隻是一句空話。
有些地區和單位，一起步就非常注意自己的文化品位和文化形象，如珠海的巨人集團、上海浦東新區，等等。“搞活大中型企業”的口號已經喊了十幾年，至今還有相當多的大中型企業“搞而不活”，就該從文化的角度進行思考，尋找原因和出路。如果一味地從經濟到經濟，治標不治本，恐怕“搞活”不易。像產生過《鞍鋼憲法》的鞍鋼，保持了幾十年“工業學大慶”榮譽的大慶，都曾創造過燦爛的計劃經濟文化，當時的文化效應也極大地轉換成經濟效益，眼下如果不能進行成功的文化轉型，企業又怎麼能保持自己的形象呢？世界上有許多名牌大公司，幾十年、幾百年過去了，產品換了許多代，仍舊聲名不倒。蓋因為他們不僅形成了自己的“產業王國”，同時也是一個“文化王國”，有自己的曆史；自己的形象。蚤少世界經濟進入了文化時代。文化落後的國家，繹濟也落後。誰不認識這一點，誰就會吃虧。
1996年7月8日
名牌的流失
有一則現代寓言近幾年非常流行：在一個自然保護區裏，為了保護可愛的鹿群不被凶猛的食肉動物傷害，徹底消滅了狼。若幹年後發現擴由於沒有狼的追趕、撕咬、殘殺，鹿正一點點地退化，變得不愛跑，不愛跳，該跑也跑不快，該跳也跳不高，又徽又笨，體質下降。失去了狼的威脅，鹿也不再成其為鹿。於是各自然保護區又紛紛把狼請回來，那些馴良的動物一下子又有了恐懼和危險，因之也有了生氣和活力。
狼來了——成了一件好事。
1979年末，美國可口可樂公司要無償贈送給中國一條罐裝生產線，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有人驚呼：狼來了！
狼來了肯定有狼來了的好處，至少讓中國人見識了什麼是狼，不再神秘，不再認為他們是“紙老虎”。發達國家這頭經濟大狼是分三步來到中國的，第一步先把大量的產品賣到中國；第二步把資金借給中國；第三步，也是最厲害的一招，把自己的牌子輸出到中國。外國的商標琳琅滿目，外國商品的廣告鋪天蓋地，中國已到處是“狼”，遍地是“狼”，家家引“狼”入室。有人甚至以“狼”招人、騙人，以“狼”多或全是“狼”為榮。
狼來之後，中國的鹿群、羊群、牛群、馬群等等是不是變得興旺強大了，不敢妄言，那要經過調查考證，要有科學根據。我感到觸目驚心的是狼吃鹿，或者叫“洋”吃“土”的這個過程。
中國碳酸型飲料，曾有所謂八大名牌：健力寶、撈山礦泉水、北冰洋汽水、山海關汽水等，現在已經有6家跟美國的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合資了，一合資就得打人家的招牌啦。家電行業的洋招牌更多，更典型的是有9家中國企業同時引進意大利梅洛尼公司的同樣型號的冰箱生產線，一妥時8家商標都加上了“阿裏斯頓”的字樣，於是電視廣告上就成天在叫喊“阿裏斯頓”、“阿裏斯頓”。中國號稱自行車王國，原有九大名牌，現已倒了4個：紅旗、金鹿、長征、白山，剩下的5個也呈現出下降的趨勢。洋牌子卻一大堆，如狼似虎地撲過來，斯普瑞克、英萊克、菲利浦、三槍、海爾曼斯、斯塔特、捷安特等等等等，而且勢頭越來越猛。汽車就更不用提了，人們張口就是奔馳、寶馬、法拉利、勞斯萊斯，國內名牌奧迪、桑塔納，也帶著洋味，不能算純正的中國貨。連中國人吃的藥”也是楊森、史克、華瑞、大家……
如果“市場就是戰場”，那麼名牌產品就是尖刀班、十八勇士、先鋒隊、鐵血團、主力軍。這些發達國家的王牌軍和精銳部隊蜂擁到我們的領土上來，可不都是為了學白求恩來的，他們是要為自己打天下，占領製高點，擴大根據地，長期最好是永久地駐紮下去。名牌能征服人心，的確可以一勞永逸地占領中國市場。而市場又是現代市場經濟的生命，艾豐先生在（國際竟爭和名牌戰略》一文中，引用一位美國人的話說：“美國決策層認為，如果美國能夠全麵地控製中國的經濟和政治，美國還能繁榮25年。”
外國人出牌子，利用中國的人力和資源，生產並非高技術的洋貨，在中國市場上賣給中國人毛他們卻賺大錢一對外國企業來說是多美的事，對我們來說是多傻的事。：我們卻無法到他們的國家去注冊商標，連著名的同仁堂老店的藥品出口日本都不能使用自己的商標，五星啤酒出口卻要用“九星”商標……
名牌產品賣得貴、賣得多、賣得快，將名牌產品保持住，就能變成名牌公司，如日本的鬆下、索尼，美國通用、微軟等公司。名牌產品和名牌公司多了，就會成為名牌國家。當人家要買一件商品，不知道哪個公司生產的最好，自然就挑國家，美國、德國、日本等工業發達國家往往在首選之列。經濟發達國家，常常就是名牌國家。
，名牌國家的魅力就不單單是商業上的了，全世界的人才、科技、資金都要向那裏流動。我們損失的也不單單是名牌產品，還有更多的名牌人物。任何一個中國人隻要隨便一想，扳起手指頭就能數出一串已經到國外去生活的影星、歌星、冠軍的名字。其中一個最通行的辦法也是“合資”，我們的“名牌”嫁給老外，第一選擇是美歐，實在不行嫁個四小龍、四小虎也行。這是老百姓都知道的，還有許許多多各行各業的優秀分子、漂亮人物，也都流向名牌國家。諸如每年數學、物理、化學等各種競賽的尖子學生有兒個還留在國內？教授、科技和文化名人的子女有多少還沒有出國？石娃在《美女消失》一文中，說見到城裏美女大量消失，就向北京人和上海人打問：“你們城市的美女哪裏去了？”他們悻悻然，說“嫁到外國去啦”！
洋牌子吃掉土牌子，其實是富吃窮，是富雇窮。名牌人物向名牌國家流動其實是隨著金錢的流動，那些洋丈夫或龍丈夫、虎丈夫，未必個個都是“鳳子龍孫”，“虎頭虎腦”，但沒有一個窮光蛋。在現代富裕社會有誰敢冒險認為窮光蛋很可能是最優秀的呢？人們寧願相信，優秀分子多在富裕階層。
“土”和“洋”的關係已爭論過不知有多少年了。我們反對過“崇洋媚外”，提倡過“洋為中用”和“土洋結合”。現在不提口號，沒有爭論，卻實實在在地在幹。1979年我在南斯拉夫，不止一次聽到當地人講，50年代有許多人跑到了西德、英國、法國去謀生，幾十年後開著汽車，口袋裏裝著外彙又回來了。當年台灣人也有個紛紛外流的階段，許多年以後有人發覺在台灣發展比在國外發展還要容易些，就打道回府了。中國大陸什麼時候也具備了那樣的魅力，出去的人紛紛回來，外國人也爭著進來，已經不能用他們的牌子吃掉我們的牌子，而是購買我們的牌子，在他們的眼裏我們成了真正的“洋”……
1996牟7月9日
抱團兒
許多年前，北方大城市的街道上出現了一種景觀：操一嘴南方口音的男男女女，．或七八人一隊，或幾十人一排，坐在道邊上修鞋釘掌。讓城裏人感到奇怪，他們為什麼要擠在一起互相搶活兒？如果分散開來各幹各的，不是能攬到更多的活兒嗎？
現在，那些南方的修鞋匠們早就不再坐在路邊修鞋了，改為做鞋、賣鞋，或經營其他生意，有了自己像樣的鋪麵、工廠或生產作坊，總之他們已經成氣候。北京有了聞名全國的“浙江村”，天津有火火爆爆的“溫州村”，其他北方大城市裏也不難找到“潮州街”或“福州城”之類的“南方軍團”。而且大多數是南方的農民，在北方的大城市裏建立起自己的村落，形成強大的經濟勢力……
自古北方大地上就流傳著許多關於“南蠻子憋寶”的故事。好像北方的寶貝都叫南方人給“憋”走了，也隻有他們才會“憋”。北方人“傻大黑粗”有寶不識寶，不讓人家“憋”，不讓人家“騙”還不行。北方人不能不承認南方人的精明和善於“憋寶”的本事。
“改革開放”也是一塊天寶，且看南方人是怎樣把北方這塊大寶“憋”走的——
據報載，大約在1982年前後，浙江樂清縣一老裁縫，帶著一兒兩女和皮尺剪刀來闖北京城，在京南租了間農民房做起了服裝剪裁的生意。不久，他發現北京市場上風行皮茄克，貨都是從新疆、張家口進來的，一件很不起眼的皮茄克能賣到300元，做工講究一點款式新一點的可賣七八百元。於是老裁縫由服裝剪裁改做皮貨加工，從新疆、張家口夏來好皮子，按市場流行的款式加工，活兒做的細，價碼壓得低，很快就在市場上站住了腳，甚至打進了京城一流的皮貨店。老裁縫買賣越做越大，肥水不流外人田，回家鄉又拉來一撥人馬，在京南開辦了七八個皮貨加工作坊，還在臨近的河北省設了加工點，有專人跑貨源、跑市場，在十幾家百貨商場設了專營櫃台。他的產品做工細，款式新，價格低，幾個回合下來，便把新疆的皮貨給擠兌垮了，老裁縫的產品幾乎壟斷了北京的皮貨市場。
浙江人沒有“見好就收”，而是土氣大增，認為京城是賺錢的“天堂”。鄉親父老們紛紛舉家進京，在京南形成了一萬多人的浙江人部落，號稱“浙江村”。該村的第二代第三代村民，眼光更敏銳更開闊，經營的路數比老裁縫更勝一籌，市場上流行什麼，他們就生產加工什麼。秀水街、雅寶路、三裏屯一帶的服裝攤上的西服、茄克衫、羽絨服、風衣等，有一半出自浙江人的手中。他們自己還租賃了大大小小的各種商店的櫃台，形成產、供、銷一條龍，以價格低廉，款式新穎的服裝在市場上橫衝直撞。
不論這些北方城市自身的經濟狀況如何，南方人在這裏建立起來的經濟實體或村落，都呈現著一派生機。他們不會虧損，如果沒有錢賺，早就解散回鄉了。
在南方人的成功經驗裏至少有兩條很重要：一是離鄉，二是戀鄉。
離鄉是走出去，賺外地人的錢，賺外國人的錢筍他們信奉“鑼在外麵敲才會響”，不隻中國遍地都有“南方村”，南方的華僑也遍布全世界。在東南亞，閩南話是通用的商業語言——這就說明在東南亞諸國，福建人特別多。。即便是到歐美，如果不懂英語，會說廣東話也能應付一氣，美國許多城市的唐人街上通行廣東話，有潮州會館、汕頭同鄉會之類的組織。廣東的某些地區，幾乎家家有月海外關係”。因此有些知名的富翁就出在南方，如包玉剛是浙江人，李嘉誠是潮州人……相比之下，北方人在海外的僑眷就少得多，就是在國內的南方大城市裏，誰聽說過有“北京村”、“天津村”？
戀鄉就是抱團兒，一個老裁縫引來1萬多浙江人，於是主宰了北京的服裝行業，成就了幾百個百萬富翁——再一次證明在市場經濟的競爭中，抱團兒的精神是多麼重要。日本的強大，得益於日本人的那種“團隊精神”。汕頭市的市委書記公開向世人宣告，汕頭市的建設主要靠“打僑牌”，94％的資金來自華僑。廣州市市長黎子流舉辦一次4捐演唱會，可得到捐助1億多元，拿錢的也多數是廣東籍的華僑。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地區是如此，一個企業，一個單位也是如此，人不抱團難成大事。市場競爭，主要是團隊的競爭，不是搞得人人關係緊張，你死我活。人人喜歡說市場如戰場，一個人或少數人在戰場上能打什麼仗？能有什麼好結果？人們還喜歡說經商就是下海，商品經濟如汪洋大海，船大人多心齊，就容易成功地到達彼岸。世界的經濟正在走向區域化、集團化，分成了環太平洋經濟區、歐洲共同體以及貨幣組織、石油組織等等，人們都知道小船在大海裏容易傾覆。不同舟，或同舟不共濟，必然落後。被孤立就很容易被困死……
一般說來北方人高大、豪爽、寬厚、重義氣、理應抱團兒才對。哪怕是有點“傻冒”，也不應該影響抱團兒。為什麼反不如南方人心齊點子多、把經濟搞活泛呢？
從曆史上看，自盛唐以後，中國的政治中心在北方，經濟中心在南方。北方人變得政治神經敏感，經濟意識薄弱；南方靠近海邊，跟海外聯係密切，經濟頭腦發達。北方人應該意識到現在是以經濟工作為中心的時代，抱團兒是市場競爭的需要，也是自身利益的需要。
北方人啊，北方人！
1996年7月10日
境由心造
我有一周沒有到遊泳館來，“泳友”們見了麵自然要詢問一番：
“怎麼老沒見？”
“外出了。”
“去T哪兒？”
“北海。”
“好地方！”
“你去過？”
“沒有。”
這樣的對話一早晨要重複好幾次，他們沒有去過北海，為什麼都異口同聲地肯定那是個好地方呢？他們認為北海好在哪裏呢？
——又何必問他們，問我自己就行。我在去北海之前不也跟他們想的一樣嗎？如果當時去的不是北海，我也許會拒絕。地區魅力在現代交遊、開會和一切經濟文化活動中越來越重要了。去過之後我又認為北海如何呢？
沒有想象的那麼好。如同“觀景不如聽景，聽景不如想景”一樣，世界上比人的想象更好的地方原來就不多。那麼，原來的想象又是怎樣形成的呢？難道是受了新聞傳播媒體的影響？可現代人對傳媒的相信程度是要打些折扣的，有多少人是看了報紙和電視新聞上的介紹之後才說北海好的？我在去北海之前就從未看過關於北海的文字和圖像。我也相信在北方有關這方麵的文字和圖像不會很多。沒有見到真材實料，沒有任何根據，就能斷定一個地方好得很，而且這些地方大都在南方——這似乎已經成了北方人的一種思維模式。
影響人們心態的最快捷的通道是傳言，一傳十，十傳百，能形成一種廣泛而又牢靠的廣告效應。對正經八百的商業廣告，說不定倒生出幾分疑問。這跟中國人的一種非常有趣的文化心態有關。隻要一提北海、海南、珠海、威海、上海浦東開發區，去過沒去過，知道不知道，都跟著說好。甚至當聽到有人說海南現在不紅火了，北方人還會再加上一句：“人家前幾年可是都撈足啦！”
北方人一提到自己的地區或城市就變得冷峻而謙虛，從相當級別的幹部到普通百姓，聚在一起說本市的好話、對自己的城市充滿信心的人越來越少，更多的是抱怨、優慮、對未來沒有把握。前幾年人們還有勇氣亂出主意，慷慨激昂地陳述自己的高見，應該怎麼怎麼辦……眼下連出主意的人都少了，表現出一種無奈，沒有招兒了。人們看見的似乎都是有多少多少企業虧損，有多少多少人失業，有多麼多麼地嚴重。說的挺嚴重，可人們還都過得去，“年年難過年年過，年年過得還不錯”。情況真的有人們說的那麼糟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