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恐怕也有想象的成分。把人家想象得過好，把自己想象得過糟，把南方想象得過富，把北方想象得過窮，南北差異變成了貧富差異，經濟差異變成了文化差異，眼下已成了許多北方人的一種心理定勢。
北方人經常無償地為南方作廣告，增大了南方經濟文化的資本。窮地方的人越是愛說自己的壞話、散布消沉情緒，越使自己陷入一種頹唐文化的怪圈。
我這次北海之行，再一次感受到了南方人的那份自信。從市長到一般幹部，到企業家，到普通百姓，像商量好了似的，一談起自己的城市都充滿感情，好像北海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盡管他們眼前也存在著很大的困難，但他們不回避這些困難，對未來仍然信心十足。這信心不是空話、套話、大話，而是底氣充足的一種樂觀。我在上海浦東開發區主任趙啟正和廣州市市長黎子流身上也同樣強烈地感受過這樣的智慧和自信。
自信是睿智的支柱，是生命的動力。有信心才會有思想，有活力，有熱情，有魅力，不隻是求助於人‘而是吸引人。古人雲：“境由心造。”良好的環境是由良好的心境創造出來的，北海的知名，是憑借政策優勢，通過人為地造勢、布陣，才有了爆發性地崛起。人有信心，就會千方百計地吸引機會，創造機會。人不自助，就沒有人能幫助你，機會也救不了你。因為自古至今，人拋棄機會遠遠多於機會拋棄人。
現代醫學提出了“病從腦入”的理論，診治目前經濟上的諸多疑難雜症，是不是也應該多考慮一下文化和精神因素？
北海市的《易經》專家顧文向我打過一個比方：一個南方人口袋裏隻有5塊錢，卻敢花200元請合作者立項目，而且信心百倍地告訴對方，錢不成問題。一個北方人，口袋裏有100元，卻隻拿出50元，而且還留有餘地跟合作者說，資金確實有困難，但我們盡量想辦法。你說，那個投資者會跟誰合作呢？
1996年7月11日
一個女孩在二二十天裏的變化
她不是那種亮得令人晃眼的美女，平時幾乎不化妝，身材也談不上修長挺拔如玉樹臨風，在競相攀高的時代她算是比較普通和嬌小的。所以給人的第一印象總是像個小女孩。但是隻要跟她接觸和交談過，就會深刻地意識到這不是個一般的女孩，她內涵豐富，氣質優秀而奇特，隻要看看她簡單的履曆，便不能不承認她的不簡單。
1993年的夏天，外聯部的負責人到外語學院挑選翻譯，對應屆畢業生過了篩子過籮，最後選一中了她。她上班3個月後便帶領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緬甸、我有幸就是這個團的團長。但是對像我這樣不通外語的人來說，翻譯是團長的團長。在生活上她需要處處得到一位同行老大姐的提醒和照顧，在工作的時候，卻不論多大的場麵，不論作家們的講話多麼喜歡旁引博證花樣翻新難以翻譯，她都能從容自信、應對自如，並常常獲得喝彩聲，征服了不少緬甸政界和藝術界的名人。勃固軍分區的司令希望能有她這樣一個妹妹，仰光一位50多歲的鋼琴師像遇到天使一樣向她傾訴自己坎坷的身世……此後的兩年裏，她又帶領以唐達成、浩然、魯彥周等名家為團長的大型作家代表團兩次訪美，一次赴印度，並常有奇遇，或給她提供一個什麼機會，或欣賞她的語言才能，願出資請她學梵文奮發揚這門曆史悠久卻麵臨
危機的語言……
兩年裏她還發表過散文、翻譯發表過小說和商業論文。
許多年輕人羨慕她的運氣，羨慕她擁有一份好工作。可是，1995年底，她的直接領導、翻譯家陳喜儒打電話告訴我，她調走了。我感到好奇，借進京開會的機會采訪了她：是美國通用公司北京辦事處，在報紙上登廣告招考一名秘書，應考者如雲，她也在其中，過了一關又一關，最後被錄取的竟然又是她。而且錄取她的人改了初衷，認為她不適合作秘書，派她到業務部當了翻譯。
這樣一位極有前途，將來很有可能會成為一名優秀的學者或文學翻譯家的女孩，卻成了一名外國企業的雇員。這樣說並不是為她惋惜，誰也不能擔保她會在通用公司一直幹下去，成為這個公司的永久性雇員。當下年輕人，特別是年輕人中的優秀分子，是不會輕易對哪個單位“終身相許”的。
令我驚異並萌發念頭要寫此短文的，是她到通用公司上班不足3周後的變化——
像她這樣一個滿身文學氣息的女孩，是不會淺俗到大談通用公司多麼好、收入多麼高的。相反，她很清楚自己僅僅是個給外國老板打工的，漫說她是新手，即便是職位很高，甚至是有功於公司的人，也是“越有成就，越沒有成就感”。
但是，她的興趣，她的感情投向卻發生了也許連她自己還沒有覺察的變化；以前她隻分得清公共汽車、麵的、夏利，或許再多出兩三種牌號的汽車，對識別汽車既無興趣也覺得無此必要。現在對大街上一閃而過的車流，立刻就能分出是什麼車，性能如何，能滔滔不絕地對各個國家生產的汽車進行比較，講出它們的優劣，講出汽車的外形和性能以及對人的精神麵貌和城市麵貌的影響。講起通用公司生產的卡迪拉克、雪佛萊、別克、歐寶等牌號的汽車，更是如數家珍，如果在大街上看到這些汽車會感到親近和熟悉，會對它們的性能和價格大講一番。她家的長方形屋子裏，一麵是門，旁邊掛著汽車掛曆。一麵是窗戶，可以看到外麵大街上的汽車。最大的兩麵牆上，一麵貼滿通用公司生產的各種汽車的彩色照片，另一麵掛著時幅巨型雪佛萊彩照……女孩的閨房變成了通用公司的一間汽車庫。抬眼向哪個方向都能看到汽車。跟別人說話也會情不自禁地談到汽車，談到通用公司。
這一切發生在她的身上，並不讓人覺得有絲毫的做作或賣弄。完全出於她的性格和熱情，就是想要把自己置身於通用汽車展覽會裏，生活在通用公司的氛圍之中。正因為如此，才令人驚歎，不過是美國一家公司在北京的辦事處，僅用20天的時間就把～個智商很高襯文學氣質很重的女孩改造成一個通用汽車迷，一個“通用人”。不知不覺地讓她內中對公司產生感情，且有了一種自豪感。
這才是企業的成功！因此就不難想象，通用汽車王國為什麼會成為世界最大的公司了。
她明明知道是給人家打工的，卻有這樣穩固而由衷的自豪和自信。那麼，我們許多企業的員工呢？對企業能有這樣的感情嗎？
生活中也常見一些自我感覺良好的企業家，能眉飛色舞地談論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企業。也往往讓人感覺是“吹”，是在作廣告，誇大其詞，裝腔作勢，他下麵的員工並沒有他的感覺那麼好。更不要說那些虧損的、瀕臨倒閉的企業了。經濟時代沒有良好的經濟效益，靠什麼來樹立員工的自豪和自信呢？
那個女孩在通用公司一個月的收入，是她以前的月工資的10倍還要多，相當於中國北方4個一級作家的月工資的總和。她除去按規定向國家交稅外，還要把每月基本工資的55％上繳給國家。但是，在女孩發生那麼大變化的時候，她還沒有拿到過通用公司的一分錢，這就是說，她的變化又不全是金錢的力量。
其實，通用公司的成功，有一種文化因素在起作用。據天津開發區的一位負責人講，美國的獨資或合資企業裏勞資糾紛最少，員工收入高，閑是閑非少。韓國、日本的企業裏勞資糾紛最多，老板對員工苛刻，侮辱、歧視的事時有發生。這就不僅僅是經濟實力的差距，還有個文化背景的差異。
1996牟7月12日
道路和經濟
路是發達的條件，也是發達的標誌。路就是時間。美國的發達得益於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網，馬來西亞經濟的起飛得益於一條貫穿整個馬來半島的高速公路，人稱“南北大道”……這樣的例子太多了，你隨便指出一個經濟發達的國家，必有發達的道路。在歐洲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比我們從一個省到另一個省還要方便——除去我們的路不如人家的好以外，還因為我們在自己的路上不知什麼時候就會被攔阻、被盤查、被罰款。根據路況可以看到一個國家的經濟和文化，同樣在國內也可以根據道路八九不離十地了解一個省或一個地區的經濟和文化石當你乘汽車從山東省北上或西進的時候，一感到汽車開始顛簸了，路由寬變窄，由平整光潔變得坑坑凹凹了，不用間就知道進入了河北或河南地界。路不好人的心情就不一樣，而且越是路不好的地方“路霸”越多……
我雖然沒有成為“旅行家”，但外出旅行卻不少，去的地方多了對路的感觸就格外深。乘飛機要挑航空公司和航班，乘火車要挑車次，乘汽車就要挑道路，路不好乘多高級的車子都受罪，不是萬不得已就會打退堂鼓。有些地方窮就窮在路上，因為窮而不修路，越不修路越窮。嫩江縣城內的某些胡同都如同深翻過的黑土地，高高低低，坎坷不平，晴天塵土飛揚，雨天黑泥毀鞋。所以有人把修橋鋪路視為善舉，而“積德行善必有好報”——這“好報”就是經濟富裕，群眾安居樂業。事實也如此，如今人們都知道“山東的路多，廣東的橋多”，其實橋多也是因為路多，為了路通才在河上架橋，廣東河流多，為了使公路網狀化，必然要多架橋。有形的路多且寬闊通暢，就很難閉關自守，視男闊大，思想開放，信息豐富而迅捷，自然會影響到無形的路；發展經濟可供選擇的路多了，生財的路多了，機會多了，前進的步子會邁的更大更快。
人們喜歡說“走改革開放的道路”、“走上經濟發達之路”、“奔小康”以及用多少多少年趕上經濟發達的國家”等等。可見沒有路則難以改革開放，經濟發達也是有二條路的，隻能在大道上才談得上向“小康”奔跑，或追趕前麵的國家。若沒有路或路不好隻能磕磕絆絆、跌跌撞撞，還能談得上速度嗎於實際上近十幾年來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都反映在公路上了。當初修建京津塘高速公路的時候，外國人著實把我們嚇唬了一氣，說中國人沒有修建高速公路的技術和經驗，必須由他們設計和指揮，接受他們的監督和檢查，說白了也許就是要他們賺一筆——這也無可厚非，外國商人到中國來原本就不是為了學雷鋒的。但是，高速公路在中國很快就變得不再神秘，不再新奇了，沈陽到大連、昆明到石林、濟南到青島、廣州到珠海等高速公路相繼修成，而且越修越快，越修越好。我在這幾條路上都跑過，那份車飛身輕的感覺很像清人黃景仁的一首詩：
大道入雲平，
高槐夾道生。
出山驚馬瘦，
行野覺身輕。
我們終於在現實的道路上有了和發達國家相同的速度，感受到了速度的魅力和收獲。
隻是這樣的公路還太少，不能在全國連成網。當高速公路連網之日，就是中國的經濟達到發達水平的時候。
路不隻是陸地上有，天空也有路，海上也有路。正是這不計其數的海陸空立體交叉大道構成了現代社會，決定著現代社會的健康和強大。道路不通達，就不可能有經濟和文化的發達，著名的絲綢之路證實了這一點：它是一條曆史通道、文化古道，更是一條經濟大道——“絲綢”是一種物質，可以以物易物，也可以變成錢，它的興興衰衰反映了經濟的起起落落。艱苦卓絕的青藏公路使西藏不再封閉，運送物資的車隊進進出出，實際上汽車載負的是現代文明，大山內外在同步前進澎蜿蜓如龍蛇的國道橫穿茫茫無際的灰色砂礫，使千裏戈壁有了人煙，有了生機，有了希望……每條路都有一串動人的故事，比如一條路救活了一方人，救活了一個地區乃至打贏了一場戰爭的故事太多了。人和路的關係如同現實和未來、生命和方向的關係一樣。人們用“迷路”來形容頭腦錯亂、失去了目標。“我走過的橋比你走過的路還多”——這裏的“路”代表了人生的閱曆和經驗。
貧窮荒僻的地區需要路的解救。富裕的現代大城市被擁擠、嘈雜和汙染捆住，更需要路去解放。君不見當前中國哪個大城市的人沒吃過塞車的苦頭？通暢的大道碰上城市，如同一根繩子碰上了死結。經濟的起飛往往先從城市開始，路不解放城市，又怎能帶動經濟的起飛？
人們天天都在走路，抬腳動步離不開路，唯有現在迫蔡經濟發展的需要，不得不認真思索路了：路該怎樣修？修律麼樣的路？通向哪裏？
1994年8月10日
雇傭自己
兩天前我得了病毒性感冒，發燒至攝氏39.2度，今天早晨體溫降至38.1度，便坐到案前寫這篇短文——並不是說這篇短文有什麼了不得的價值，隻是以前答應了編輯，但一拖再拖，如今發稿在即，不能食言。其實這也不是我帶病伏案的理由。任何一個編輯部都有存稿，決不會對一個高燒病人窮追不舍。發高燒就是拒絕一切工作的最好理由。
但我被自己雇傭了，這就毫無辦法。被別人雇傭可以偷懶耍滑，可以請病假，被自己雇傭就隻有拚命幹了。
什麼叫轉換機製？什麼叫轉換觀念？中國人很容易把一句嚴肅的口號變成一種人人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套話，忽略了這兩個轉換所包含的利害。以前，每個中國人的後麵是國家，現在許多人的後麵不再是國家，而是老板，還有一部分人的後麵隻有自己。即使後麵有老板，也不可能像以前依靠國家那樣。可見不隻是作家，中國有更多的人被自己雇傭了。
被自己雇傭，動力不一樣，積極性大不同，許多科學家、發明家、企業家、富豪、大亨，就是善於雇傭自己取得成功的——發明這句話的丘吉爾就是雇傭自己非常成功的典型。
上個星期，一位外地編輯在晚上8點鍾風塵仆仆闖到我家，懇求我放棄晚上看電視的時間為他寫一篇散文。我問他吃過飯沒有，住在哪裏，要幫忙媽？他不讓我翔忙滋我心裏不安，唯有認真地趕稿子。第二天早晨9點鍾他準時來取稿，我問他昨天夜晚住在哪裏？他說住在醫院裏，一天一個床位隻要5元，要了點治感冒的藥1元多，總共沒花7塊錢，這個價錢連馬車店都住不上。而且床單是新的，安全可靠，夜裏不必擔心會有莫名其妙帥女人打電話來騷擾，更不會有誓察半夜三更來查房。有這樣的編輯，他的刊物不可能辦不好。
這是另一種忠誠，表麵上是為別人打工，卻視作為自己打工。香港一個打工者為此也成了幾十億元的富翁。
既然叫雇傭自己，就不可否認經濟的力量。人類發展經濟是為了充分滿足自己的欲望，經濟越發達，生活中的誘惑就越多，就會有越來越多的人瘋狂雇傭自己，變成掙錢機器，消費動物‘黑格爾提出的“爭取被承認的鬥爭”，變成一種掙錢的鬥爭，有錢就被承認，沒有錢想被承認就難。所以雇傭自己，別出賣自已，把“雇傭”變為“最優秀者的勞累”。
1994年4月1日
難討公道
朋友從俄羅斯回來送給老馬一個彈簧秤，他放在口袋裏覺得硬氣多了，如同腰裏掖了一把手槍。離休後他承攬了家裏的采買任務，想借此多活動腿腳，跟社會保持一點聯係。但如今上街買東西並非是件容易的事，短斤少兩，上當受騙，在外受氣弓回家受埋怨。現在有了彈簧秤，可當場驗證，隨時都能討回公道。
他來到市場，相中了一個攤販的香蕉。攤販在自己的貨架前立著一大塊草板紙，上寫：“缺一兩我是孫子！”
好，雖嫌粗魯一點，但很實在，給人以信賴感於他的攤位前圍著一群人在挑選水果，大概都是衝著這粗話招牌來的。老馬挑好了香蕉遞過去，小販過了秤，收了錢。老馬掏出自己的彈簧秤一稱，少了3兩多：“你的分量不對呀！”
小販立刻眼露凶光：“你的秤不準！”
“我這是新秤。”
“老的還不準哪，別說是新的。你窮瘋了？買幾個香蕉還帶著個破秤，吃得起嗎？吃不起別吃！”小販奪過香蕉放回自己的貨攤上，把錢摔給他。
“你這是什麼態度？看看你的廣告牌子……”
“我的牌子怎麼了？缺一兩我是孫子，缺二兩我就是你爺爺！”
老馬還想理論，卻答不上話來，眼發熟、氣發緊。、他指，望別人會主持公道，為他說幾句話。但沒有人吭聲，倒有大向小販賠笑臉，繼續交錢買貨。也許人們存在一種貸幸，尹好小販，說不定他會把分量給足，幫著老馬說話則肯定沒有自己的好處。老馬十分沒趣地走了、他聽到小販還在不依不饒地罵：“老不死的，想到我這兒來找便宜，憑一個破彈簧秤就想攪我的買賣，沒門兒！”
他沒有回頭，回過頭去又能怎樣？罵，罵不過人家；打，打不過人家；告，又能告到哪裏去？鬧不好再惹一肚子氣。難道為了這點事真的去拚老命？搭上老命就能討回公道嗎？不討回公道這口氣又怎麼能咽得下？
咽不下也得咽，眼下也隻有靠自己給自己順氣。老馬沒有向任何人再談這件事，推掉了家裏的采買任務，從此害怕去市場，害怕和一切不熟識的人說話。老像在躲避什麼，喜歡一個人獨處。隻有與世隔絕，他才感到安全，形神卻日漸憔悴公上了年歲的人格外需要社會公德的溫暖，缺少公德的社會環境是生命的陷阱……
1994年4月29日
政策
這兩個字使用的頻率很高，人人都可以掛在嘴邊，誰又真正能說得清呢？似乎是家喻戶曉，．又是最難搞懂、最難把握的一個詞。
我在還不太懂事的時候就經常聽到大人們談起這個古怪而又魔力無邊的詞，根據政策我們家的成分可上可下，村幹部行好給拉下來定為上中農，於是我們全家感激黨的政策好。以後又根據政策，推上去改為富農，斷送了我在部隊裏的前程，卻不敢罵政策不好。
根據政策一部分人被打成右派了，一部分人升官了，一部分人上山下鄉或支援邊疆了，一部分人分到房子長了工資……一個人的命運往往取決於他趕上了什麼政策。不能跟政策對抗就如同不能跟命運對抗一樣。
一個地區，乃至一個省、一個市，因為有了政策，有了項目，便成了特區，有了風水，富裕起來，發達了。一個地區或單位因沒有享受優惠政策，被另外一種政策死死限製著，便受窮，便抱怨，希望也能得到一點優惠政策。政策一傾斜，窮的可以變富，無的可以變有，當然富的也可變窮，有的也可變無。
政策就是錢，是大錢。要到政策勝於要到錢。
既然政策這麼重要，所以人們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懂得了“鑽政策的空子”，叫做“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比如，政策不允許開追悼會，大家把遺體告別儀式搞得比正式的追悼會還隆重。政策不允許為死者送花圈，大家都改送花籃，價格比花圈貴許多倍……
這是小事，對專門尋找政策的漏洞，鑽政策的空子去為本單位，本地區謀私利，我們固然不能提倡，但在中國當個領導幹部或企業家，不研究政策恐怕不會成為好的領導者或企業家。如果隻懂得背誦政策條文，而不能從實際出發掌握和運用政策，更不會成為優秀的領導者和企業家。因為政策是沒血沒肉的，經常會變的，到頭來這種人隻會誤國誤民誤事。一種政策最大的悲劇就是培養出一大批政策機械人。
每項政策的最終目的，總是為了將某項工作搞好。這些年我發現在對待政策上南方人和北方人有很大的不同。北方人更像中國足球隊，把球好不容易踢到前半場，不是先想怎麼進球，而是先想進不去怎麼辦？犯了規怎麼辦？被出示紅牌怎麼辦？而南方人則像歐洲的球員，隻想進球，不想別的，拚了命也要進去，能衝就衝，能撞就撞，何為犯規？何為出界？一切規矩和界線都是為了讓你更好地進球……
前不久，北方一個大企業的領導人向我抱怨：當國家還不能用別的東西到國際上換外彙的時候，他們就賣木材、賣煤炭、賣石油，為國家承受了巨大的壓力，做出過“巨大貢獻”，也受到了政策的最大限製。如今資源賣的所剩無幾了，企業已成老牛破車，國家進入市場經濟時代，對他們仍然實行計劃管理……我對他同情之餘又生出幾分怒其不爭的憤慨。如果企業完蛋，幾十萬職工和家屬沒飯吃，首先是你總經理要負全責，政策救不了你。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在北方相同的條件下，有些大中型企業就搞得很好，如首都鋼鐵公司、天津動力機廠、沈陽金杯汽車公司等，他們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找上邊要政策，爭取政策向自己傾斜，形成自己的氣候。既然不能指望有一天什麼政策都沒有了；既然不能指望有一天政策會完全不受權力和感情的影響；既然不能指望所有政策都能回答或解決現實中的一切問題……那麼就請你好自為之。過去的經驗證明，政策並不喜歡躺在自己身上，把什麼責任都推在自己身上的人。
事實上當你成功了，感謝政策好，政策受之無愧。你失敗了，埋怨政策，政策決不會替你擔當責任。
1994年4月8日
綠色缺乏症
一老先生帶著幾個孩子逛公園，發現這些孫夥計們對綠色植物，諸如：樹呀、花呀、草呀，全無興趣，目標隻盯在遊樂場和電動玩具上。他們是在沒有綠色的環境裏長大，對綠色沒有感情。從小玩機器玩具，自己也類似機器人：自私，冷漠，缺乏情感，缺少情趣。沒有綠色人就不可能活得水靈，不可能有色彩斑斕的童年。
又豈止是孩子！中國的成年人現在有了許多現代意識，比如：市場意識、投資意識、開放意識、公關意識、健康意識等等，唯獨缺少非常重要的綠色意識和環境意識。“植樹節”從來沒有成為全民真正的節日，每年4月的植樹造林活動基本上還停留在由少數人參加的表演的宣傳的水平上。要知道地球上的森林覆蓋率是30％，而我們隻有13％，不及平均數的一半。這才是最大的落後，不僅危及我們的生存，而且還在影響著中國人的情感、性格和相貌……
越是經濟和文化發達的國家，越重視綠化，森林覆蓋率越高。回歸自然成了當今發達世界的一種風尚，首先在西方而不是在落後地區興起了綠色消費熱：吃綠色食品，用綠色商品，靠田園綠色醫治現代醫學醫治不了的病症。大城市的人向往具有原始意趣的森林、荒野，在大自然中可無拘無束地恢複人的本性。因為人類的祖先是森林古猿，曾長期棲息在歐、亞、非大陸的森林裏，漸漸進化為現代類人猿，可見每個現代人身上都有“綠色遺傳”，拋棄綠色無疑會違背人的天性。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自稱變成了一片廢墟，便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綠化運動。政府不斷地撥出巨款，通過了《舉國造林決議》，成立了“森林愛護聯盟”、“國土綠化推進委員會”、“綠色少年團”。設立了“綠化日”、“全國育樹節”、“綠色感恩節”、“綠化文化獎”、“綠化和森林基金”。自己的森林一根不砍，從中國、菲律賓等國家大量進口木材。經過幾十年的努力，森林麵積占到了國土的67％——這是日本人的驕傲，也是文明和發達的標誌。
美國更奇怪，早在1872年，經林肯簽署法令，圈地加以保護，後任總統勃蘭特正式批準建立了世界上的第一個國家天然公園——黃石國家天然公園。標誌著人類對自然環境的認識和利用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後來的老羅斯福又重申：“不要去破壞它的壯觀，留下來給你們的兒子，‘給你們的孫子，給所有的後人。每一個美國人都應該看到這雄偉的奇景！”
正是這一脈相承的保護環境的意識，使美國並未因現代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而慘重地毀壞自己的生存環境。航天飛機誕生在美國，地球上也許是僅存的一片完整的大自然景觀也在美國。莽莽蒼蒼的原始大森林、險惡的大峽穀、恐怖的沙漠和沼澤、荒涼的河灘、或急或緩的水流和瀑布、遺留的土著村落、無奇不有的野生動物……其大自然的原始性讓“文明人類感到了自己的異常渺小和人生的短促……”
我不解，中國到目前為止還不是工業強國，生態環境何以破壞得如此修重？光會更窮。既沒有發達的經濟，文耍承受工亞汾菜的後某——這就是落後者的惡性循環。
1994年4月15日
品牌的價值和壽命
美國可口可樂公司的老板曾放言：倘若一把大火在一夜之間把可口可樂在世界各地的公司全都燒個淨光，也沒有什麼可怕的。僅可口可樂這個牌子就值數億美元，他們還可以在世界各地重新立起可口可樂公司。
——這話聽起來有點吹牛，但不離譜，誰擁有可口可樂誰都能做到這一點。這是因為可口可樂這個牌子不僅享譽世界，還經曆了一百多年的曆史考驗，它強大到能夠脫離當初發明它的人而獨立存在，能夠自保，也能夠保人。
當然，名牌也需要有人維護和不斷地發揚光大。話說回來，即使有少數人想毀掉像可口可樂這樣的名牌，也絕不容易——這讓人想到眼下中國的許多名牌，還是嬰兒式的名牌，離開創造它養育它的人的懷抱就會死亡。比如前年還是名頭非常響亮、幾乎是家喻戶曉的一種牌子的香煙，當時它的總經理聲稱光是它的品牌就值300億元人民幣，去年這位總經理下台，該廠的經營狀況江河日下，今年中國的煙民開始拒絕這個牌子的香煙，因為質量越來越差，不是原來的味道了。眼下，它的牌子不要說值300億元，就是300萬元恐怕也沒有人要了！
還有“巨人集團”——不也曾是非常響亮的名牌嗎？說有間題，一夜之間就仿佛在中國大陸上消失了一樣。
在中國，這種短命的名牌太多了，熱鬧一陣就僵旗息鼓。這其中固然有些所謂名牌是由於投機取巧，一哄而起的，缺乏品牌應有的品質，短命是必然的。如同雞血療法、紅茶菌，隻能隨風而來，隨風而去。但有些名牌並非沒有前途，隻是剛具雛形，尚未發育完全，由於人為的或體製的原因，過早地被扼殺了。
真正的名牌，不僅要有非常廣泛的知名度，還要有久遠的生命力，經得住時間的考驗。經過近20年的努力，中國已經有了一大批自己的名牌，但是中國人的心裏似乎又都存著一個共同不放心的問題：待到這批創造名牌的廠長、經理們老了或因其他原因離開了企業，沒有能力親自嗬護自己的名牌了，這些稚嫩的名牌還能存活多少？存活多久？－
中國實在需要有名牌體製——保護和扶持名牌，保護和扶持創造了名牌的人。
對創造了名牌、和名牌的命運休戚與共的人，應該有特殊的保護政策。即使他們有某些失誤，比如像史玉柱，也還應該再給他們維護名牌、東山再起的機會，哪怕是不處理不行的人，也要從保護名牌出發，萬不可潑髒水連同孩子一塊倒掉。
一個經濟和文化都成熟的民族，是不會用“狗熊冊棒子”的方式對待自己的名牌的。
1996年6月
合窮
他有一個令人羨慕的職位：一家效益很好的大公司的常務副總經理，有兩套住宅，全都裝修得相當豪華。兒子當海員，女兒在外貿部門工作，收入都不錯。家裏積蓄豐厚，即便稱不上是富翁，也穩居富裕家庭之列。然而他無時無刻不覺得自己窮，最後發展到以老婆的名義注冊一個公司，從周圍比他窮得多的朋友們的身上詐騙了幾十萬元。事敗毀了自己和兒子的前程，成了一個真正的窮鬼。
貪婪者不是因為沒有錢，而是因為心窮。心窮是真正的窮，窮到了底卻窮不到頭，窮此一生還會遺傳給後代。不信請聽聽我們周圍一片片的哭窮聲——
沒有資金呀，經費不足呀，快混不下去啦，工資發不出來啦……缺錢，缺錢，缺錢！有些單位虧損乃至倒閉確實因為有無法抗拒的客觀原因。但也不能不承認有些企業的頭頭成天嘴上喊窮，自己活得不窮。他們不管企業的死活，上任伊始先給自己買車、買房，派自己出國考察，把兒女安插到要害部門大撈特撈。因此工人們罵：“工廠難過年年過，廠長過得還不錯。”“工人玩命幹，掙了幾十萬，買個烏龜殼，坐著王八蛋！”這些人心如餓狼，前狼尚未吃飽就被調走，再上來一隻更餓的狼。那隻吃了半飽的狼到別處又變成一隻新的餓狼，於是有些企業老是擺脫不了狼的血盆大口。他們喊著窮，吃窮，窮糟！
哭窮哭得最凶的人不一定就是窮人。這叫心窮的人吃窮人，在製造新的貧窮。
還有經商運動。經商不足為怪，但是在中國居然形成了一個全民從商大潮，這就奇了！從知識分子到機關幹部，紛紛往海裏跳，仿佛跳下去就能成時髦人物，不下海就活不下去了。其實誰的家裏也沒到揭不開鍋的地步，蓋因心窮。不論在什麼場合，是一些什麼人物的聚會，不出10分鍾準保要談到錢，而且有個冠冕堂皇的理由：關心經濟問題。在某大學的課堂上，講課的和聽課的腰裏都掛著BP機，吱吱聲此起彼伏，大家出出進進。這究竟是活躍的商業新氣象，還是表達了心對金錢的饑渴？
正是這種心的饑渴使金錢很容易就操縱了一場場近乎全民性的倒錢運動，如：炒股票、造假品、五花八門的欺騙。無法統計全國有多少編子，使用了多少騙術，欺騙了多少人，幾乎每天都可以從報紙上看到有關這類案件的報道。數年前我曾想積存這方麵的資料，看看騙術到底有多少種，後來存不勝存，材料多得無處堆放，隻好作罷。
當代人心窮的急切心態到了國外就更明顯。相當多的中國人出國活得小氣，畏縮，貪小便宜出洋相，恐怕是世界聞名的。其實能夠出國的人大都不是尋常百姓，他們在國內的收入和國內的物價相比，決不會是世界上最窮的一群，為什麼身上的窮氣能窮出國門，窮向世界呢？要知道西方人，接待中國人有時會更小氣，當花錢的則花，不當花的錢一分也不多拿，而且工於心計，精打細算，吃小虧占大便宜，猛敲中國人的竹杠，狠吃中國人的大頭，他們還落個富裕、發達的好名聲。中國人大手大腳，在國內招待外國人基本是大吃大喝，卻落了一個不太好的窮名聲。人家認為我們的大方是窮大方，是傻冒，是想要回扣；我們的小氣是真小氣，是貪婪，是窮兮兮。國人不想想這是為什麼嗎？
我的答案還是那4個字：皆因心窮。
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虎視耽耽，其欲逐逐，“爭名於朝，爭利於市”。急於求富、羨富、談富，貧而謅，富而驕，或誇大貧窮，或誇耀富有，同樣都是心窮的標誌。
古人講“不患貧而患不安”，窮得緊張兮兮、坑蒙拐騙，窮得丟了格失了風度、失了自尊和自信，什麼事也不敢信，什麼人都敢懷疑。我們真的窮到了這步田地？也許是窮怕了……
按理說能讓窮人怕的事情不是很多，俗話說“光腳的不怕穿鞋的”。喜歡怕這怕那，怕搶怕偷的是富人。有錢的人最怕不知什麼時候會變成窮人，所以他們鬧騰的最厲害。
時下的”心窮現象”姨築個林會都染上不‘股窮氣，雄對發展經濟並無好處。當今世界弱肉強食，哪個發達國家有耐性傾聽一個窮國申訴自己的不幸？富人跟窮人打交道或做買賣的時候總會心存戒備，格外小心，即所謂“富在深山有遠親，窮在大街無人間”。、人們喜歡說“本錢”、“本事”，有本才能賺錢，有錢才能做事。你成天窮兮兮的，心如餓鬼，誰敢招惹你？當然也不可像“大躍進”、“洋冒進”那樣打腫臉充胖子，裝富作態，那也是心窮的一種表現。
誰也不能否認中國人的生活水平和富裕程度已經有了相當大的提高，但許多人卻處在一種身富心窮的怪異情態之中。這不是改革開放非要經曆的階段，更不是我們民族，的傳統心理。，我們的傳統是守得住貧，耐得住富。貧雨不
拙。富而不貪。一達不足貴，窮不足悲。歐陽修講：“唐之詩人類多窮士”，“少達而多窮”“然而不論當時還是後代人，都覺得唐代的詩人們很富，即便他們身上錢不多心裏都很富。富有的心靈放射出輝煌燦爛的光芒，李白故然可以豪唱“千金散盡還複來”，幾乎在窮困潦倒中度過了一生的杜甫對金錢也有一種平靜的情致和幽默：“摻徑楊花鋪白氈，點溪荷葉疊青錢。”岑參甚至在囊中羞澀，欲飲無錢的情況下，仍可以拿自己和酒家開玩笑：“道旁榆英青似錢，摘來沽酒君肯否？”哪有現代文人的錢包這麼充盈而又活得這麼戚戚不安、心浮氣躁？
“合窮現象”也並非商品經濟的必然產物。在美國有相當多的人從銀行借款買房，債務要背十幾年甚至幾十年。如果中途換工作搬家，要賣掉原來的房重新買房，又得背新債。也許終生都要背著債務生活，工作還不是鐵飯碗，隨時都有丟掉飯碗的可能。丟了老碗，再找新碗，他們活得快樂，對未來充滿信心。連睡在地鐵站裏的流浪漢，眉宇間也有一種人的自尊，別人是不能對他們輕蔑的。不犯愁，不哭窮，不容別人輕侮，這是一種什麼心態？1989年，神戶一華裔作家請我吃飯，陪同的一位日本友協的官員將剩下的東西打包，當晚通過郵局寄給東京的家人，他說明天早晨家裏人就可以吃到，我們收入不低，物價也很高，一般家庭平時很少吃到這麼好的東西。他做得自自然然，大大方方，我對此一點沒有小氣、窮氣的感覺，反而對他生出幾分好感。可見心態極端重要，心裏不窮，對國家對自己充滿信心，守財變成了美德，節約變成了大方。心裏有鬼，即便一扔千金，也讓人感到窮變態，小家子氣。
足寒傷心，心窮則傷氣損誌。經濟上的短期行為，文化上的媚俗傾向，社會對道德對見義勇為者的呼喚，都可以從“心窮現象”上去尋找深層次答案。惟願在經濟上已經脫貧的人們，趕快進行心靈“脫貧”。
1995年5月
經濟畸人
現代每一個人至少有3個屬性：經濟的、社會的、知識的。
純自然人太少了。
現代人完全沒有知識是不行的，人們同時又是社會動物，但更重要的一個屬性是越來越經濟化。人人都是，個經濟人，或者幹脆說越來越像經濟動物。
金錢是曆史的驅動力。人類為了利益的分配不公，為了利益的爭奪，為了利益的增殖，發明了惡吃惡打惡性殘殺和掠奪的戰爭，‘發明了許許多多精神的和物質的產品，發明了商品交換和競爭……於是人類分出了國家、民族、階級、集團、等級、地位以及各種各樣差異。到了商品時代，社會的運轉更是一刻也離不開金錢，用老百姓的話說：“金錢不是萬能的，沒有金錢卻是萬萬不能的。”
推動社會的是金錢，阻滯、扭曲和變異社會的也是金錢。於是人類又發明了許多平衡金錢的力量和製約金錢破壞力的辦法。比如法律、道德……
社會如此，每個人也一樣，如果失去了對金錢的平衡力和製約力，就會發生畸變：人格扭曲，靈魂異化。
可悲的是這種經濟畸變越來越多，畸變的膽子越來越大，變得越來越離奇——
凡是上過學或有孩子正在上學的人都知道，中國的教育經費有多麼緊張。一個多年負貴招生工作的人，看到基層送來的支教經費是60多萬元現金，竟“靈機一動”同兩個部下私分了，他自己當然要拿“大頭”。對金錢的貪求駕馭了他的理智，變成了一種瘋狂，一種病態，由極端精明走向極端愚蠢。他就不想一想，基層送來這樣一筆巨款，是有大賬的，是有不止一個經手人的，非常容易暴露，暴露後查起來也很容易，像他貪汙一樣快捷地就定成了鐵案。鐵證如山，他此生算是交代了，肯定再無出頭之日，小命能不能保住都難說。
由一個驕橫的天天吃五喝六的當紅人物，一夜之間淪為階下囚，看似太不正常，卻並非全無規律可循。原山東省泰安市市委書記胡建學因自己膽大包天地貪汙受賄，和帶動、縱容一批領導幹部無法無天地腐敗墮落而名聲大噪，他在法庭上承認，給他行賄最容易也最為方便，他隨時隨地都可以接受，在家裏收，在辦公室收，在路上收，在車上收，在外地收，在國外收……總之不論何時何地，隻要有人敢給，他就敢收。他有一句名言：“我不是當大官，就是跌大跤。”
胡建學的名言歪打正著地揭示了一種發人深省的現象：當大官和跌大跤之間似乎有著某種內在的聯係……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員吳敬璉對此有深刻地揭示：“腐敗的蔓延具有廣大的製度基礎。這個製度最重要的是雙軌表存，市場缺乏秩序，行政權力多方介入交際活動。”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受到廣泛重視、被學術界認為是很有價值的書，其書名就叫（腐敗——權力與金錢的交換）。
腐敗就是指領導幹部犯罪。腐敗之風也是由一些掌權的人帶起來的。綜觀近幾年轟動一時的大案、要案，大部分二都發生在這些人身上，而且貪汙受賄的數額越來越大。十幾年前貪汙10萬元就會被槍斃，現在百萬元的貪汙受賄大案也不能把人們嚇一跳了。
可見，掌權和掌錢有時並不是一個文明的過程。
“離奇”之處就在於這些人並不缺少錢用。一位1937年入黨的十二級老幹部受賄8000元，當執法人員到他的家裏起贓的時候，他翻出了十幾個銀行的存折，閑錢已經很多了，受賄的那筆錢對他來說微不足道，可他還是為這點微不足道的錢葬送了自己，生的功勞、苦勞和名譽。前麵說到的那位曾是管招生的頭頭，把那樣大膽貪汙來的錢，一萬元一遝，分成幾十遝，藏在他女兒的床墊底下。還有一位副區長把貪汙受賄來的錢藏在冰箱的魚肚子裏、門的夾縫裏、煤堆的鞋窩裏。這跟過去的地主老財把錢藏在瓦罐裏，把瓦罐深埋在牆底下有什麼區別？
貪財到如此地步，能不說是一種病態嗎？
這就是“經濟畸人”。利心中鶩，貪目不瞬，卻忘了香餌之下便是鋼鉤！
人的經濟畸變幾乎是一種世界性的潮流，韓國正在審判兩位前總統，日本因受賄的經濟醜聞，內閣倒了一屆又一屆，意大利人民抱怨：還有幹淨的政客嗎？
反擊和抑製經濟畸變的運動也在全世界範圍內如火如茶地展開——韓國實行官員財產登記、在銀行必須用真實姓名存款等一係列反腐敗措施，總統在總統府請朋友吃飯也隻是牛肉湯泡飯。意大利以檢查官狄米德羅為首地發動了一場全國性的“幹淨手”運動，逮捕了1000多名在經濟上不幹淨的政客。巴西民選總統克洛爾，上任兩年後就在法國買了一座別墅，有了私人奔馳轎車，夫人穿高檔時裝，引起了老百姓的不滿，很快就被查出有受賄行為，立刻鞠躬下台。新加坡更是嚴規重典，以律保廉。一位副部長，接受了一個外國商人2000美元的旅遊費，被判4年徒刑，沒收終生的職務津貼和退休金，等等，等等。無論東方西方，無論發達國家還是半發達或不發達國家，都像對付瘟疫一樣在大張旗鼓地對付腐敗。
貪財是身仇。“經濟暗人”同其他病態的不正常的東西一樣，不論是已經發病的，還是尚未覺病的，其結果是一樣的。文明的進步、社會的發展是鐵的規律，是能碾碎一切非正常的強大正常！
1997年6月
國營護情
有一天攔出租車，一輛亮著空車紅燈的夏利向我靠過來，待靠到我近前時車主卻又想離開。但車身已經離我太近，突然加速很容易將我掛倒，隻好猶猶豫豫地停下了。我拉開車門，禁不住笑了，司機原來是我朋友的弟弟。
我問他：“是不是到跟前二看是我就又想跑啊吞怕我不給車錢？”
他顯得很不好意思：“我怕您笑話。”
“為什麼？”
“幹這個太丟人！”
他是當真的，我也不再笑了：“你不偷不搶，別人羨慕還來不及呐，怎麼會丟人呢？有時連我都想幹這一行，離地三尺，高人一等，自由自在，掙錢不少。”
“得了，您別拿我找樂兒啦。”
“這怎麼是找樂兒，現在的大姑娘找對象都是先選個體老板。假如你還賴在過去那個國營運輸場裏，一分錢的工資也拿不到就不丟人啦？”
“您沒看昨天的報紙嗎？人事局和人才交流中心聯合作了一項民意調查，題目是現代人最喜歡的職業——前15名裏都沒有我們這一行。還不如文化大革命期間的老九呐！”
我一向對通過民意測驗得出的數據都不敢太過相信，因為被測驗者的回答未必真是心裏所想，但是對報紙上公布的現代人的職業觀，卻並不感到奇怪……
前不久我采訪紐泰克公司的老板李金山，他向我講了一件很難讓人理解的事情——他要兼並一家已經9個月發不出工資的國營企業，並在1998年的春節之前，就已經拿出15萬元給那家國營企業的職工發工資。按理說瀕臨倒閉的企業碰上了這樣的財神爺，不是求之不得嗎？豈料受惠的國營企業連開三次職工大會，就是不同意被他兼並。
主要障礙是：紐泰克公司乃“民營企業”——我也是第一次聽到這個詞，甚不得要領。根據字麵猜測，有點類似全民所有製，卻顯然又不是指國營。還有點像集體所有製的性質。……既然叫“民”嘛，不是“全民”，也是一群“民”，反正習慣上不把一個私人稱作“民”。
我請教一位經濟學界的朋友，他說，民營恰恰就是私營。中國人老覺得帶“私”字不中聽，或許還不夠安全，就創造出性民營夥這個詞，將晰切私心、私利都藏在人民之後。就像把“失業”稱為“下崗”一樣，非常富有中國特色。
在西方，私人財產，包括生活隱私，都是神聖不能侵犯的。西方文化基本上是不信任集體，為了限製集體侵占私人利益，製定了許多法規來保護私人的權益。因此，積幾百年的資本主義經驗，他們有了較為嚴密的法律和製度。我們則是經曆過千年的“以公滅私，民其允懷”的教化，和十年的“鬥私批修”，哪怕是“私字的一閃念”，即便現在不強調“狠鬥”了，也還是盡量要把它隱藏起來。；J氣：所以，目前有相當多的人，其“國營意識”還非常堅固，認為隻有國營企業才能“托付終身”，寧願挨餓，也不願意被私人企業兼並。心裏還懷著一線希望：別看眼前挨餓，國家反正不會見死不救，不會總是不管，身在國營將來還是有依靠的。殊不知，如果眼前這一關過不去，又怎能有將來呢？
倘若來兼並的是海外的私人財團，比如蓋茨的微軟公司……或者也是華人大亨，像李嘉誠、包玉剛、鄭裕彤……也許相當多的人都能接受，甚至還會感到慶幸。為什麼呢？相信他們的財力勝過自己的國營企業，就不會產生老虎被狼吃掉的悲哀。
——這對我們這個隱私揚公、杯疑私信任公的社會是一種諷刺，它提醒我們，中國還沒有進入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相反，眼下中國引進來的外資大部分是私人的，甚至在人們的心目中效益比較好的企業也首先是外商獨資企業，其次是中外合資企業，還有中國的私營企業——這就是說幹得好的大都姓“私”。我們已經習慣了吸引外資，或跟外資合作，為什麼被國內的私人企業兼並就心存芥蒂，或者說是心懷優慮和不滿呢？說到底還是對國內的私人企業缺乏足夠的信任，沒有安全感。他兼並了我們的企業，然後又炒我們的魷魚怎麼辦？中國的私人企業剛剛起步，並且總是躲在“民”或“公”的背後，即便是具備了相當的實力，也隻給人以機會趕得好的印象，老懷疑那錢不知是怎麼來的……
盡管自己所在的國營企業自身難保了，在許多人的心目中，國營終歸還是國營，“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心裏是願意“嫁雞隨雞”，“從一而終”的。下崗難也就難在這裏，人下了崗，意識裏還下不來，“國營情結”在心裏給成一個死結，再幹什麼都覺得委屈，滿腹牢騷，挑肥揀瘦，高不成低不就。這樣的人一“下”來就“上”不去了，隻盼著國營企業還有重振雄風的那一天。
“國營情結”是經曆近半個世紀的“愛廠如家”、“愛廠勝家”的教育培養起來的，一時放不下，鬆不開，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事情，甚至是很值得尊敬的，頂多有一點可悲。但，不可笑，更不可娜視……
1997年12月
主仆之惑
我不想再去查資料，引經據典地指出在什麼年代、是誰規定了幹部是群眾的公仆（簡稱“仆人”），人民群眾是國家的主人（簡稱“主人，’）。這早已成了中國人常掛在嘴邊上的口頭禪，是連小學生都必須知道的常識，幹部們在大會報告、小會發言、起草文件和寫材料的時候是要經常使用這些名詞的，因此電腦裏都輸入了這個詞組，現在對我寫這篇短文就非常方便，隻要敲4個鍵，“公仆”就跳出來了。
它不同於“顧客就是上帝”這句商界最大的謊言——那是一個油嘴滑舌、虛情假意的時代的象征，說的人和聽的人都不相信，是不必認真的。而主仆之說就不同了，在10多年以前，幾乎是存在於口頭上的一條製度和紀律，“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工人當家做主”是被當做口號要經常喊的。
’其實，就在那個時候，有“突擊提幹”，沒有“突擊提工”；有“入黨做官論”，沒有“入黨做工論”。“仆人”犯了錯誤，下放車間當“主人”，“主人”幹得出色，可以提拔上來當“仆人”。孰高孰低，不是非常清楚了嗎？
說是說，做是做，在人們的心裏，“主人”和“仆人”的地位正好是顛倒的。
隨著社會的變化，一切都要“撥亂反正”，“主人”和“仆人”的稱謂也越來越變得像一種諷刺——
各機關的“公仆”們，這些年來經常提級加薪，背後是牢靠穩固的國家，端著社會主義的鐵飯碗，碗裏卻裝著改革開放帶來的各種美味佳肴，好處漏不下，風險不承擔，悠哉，優哉！而“主人”們不管是哪個行業，一律被推向市場，背後不再是國家，而是老板——“主人”上麵又有了老板，是實實在在能支配“主人”命運的老板。“主人”們就隻有撞大運了，一切要看你碰上個什麼樣的老板和企業，碰上好的跟著沾光，碰上壞的倒黴的隻能是工人了。“主人”們沒有變，人民群眾還是過去的人民群眾，老板卻是什麼樣的都有，大的小的不大不小的，真的假的半真半假不真不假的，有錢的沒錢的有錢的裝沒錢沒錢的裝有錢的，中國的外國的城裏的鄉村的中外合資的城鄉合辦的，認真負責的坑蒙拐騙的……世上有多少弄錢的招，就有多少老板。於是“主人”們的境地也就千變萬化、苦樂不均了。“主人”們連自己的命運都做不了主，又算哪門子“主人”呢？；現在還有哪些事是工人群眾能插得上嘴的呢？
1996年的春節前夕，2月11日的（新民晚報）介紹了一位女“主人”的生活境況：“每個月210元是楊美芳全部收入，除去房租、水電，還要自付60元醫藥費。家中隻有一口櫥，一張床，一桌二椅，破冰箱沒插電，放著一包粉絲，一碗清水光湯的黃芽菜。煤氣裝不起，就用小電爐子熬粥燒水，真可謂一貧如洗。兒子上初中，瘦得像根豆芽，衣衫也很單薄，楊美芳說：‘這些衣裳全是人家送的，兒子從來不跟我提任何要求。7歲就幫我當家，洗衣服，每天踏3刻鍾自行車去上學，中午1塊8角吃一碗麵湯……”，
楊美芳不是唯．的，也不是最苦的。
但是眾多“仆人”落到了這般境地的卻很少。
國營企業“大麵積虧損”已不是新聞和秘聞，首當其衝的是工人，或減薪，或停薪，或幹脆被裁掉。而“公仆”們被裁掉的就很少，他們的收入也基本不受影響，甚至不影響出國，不影響坐豪華轎車，不影響腦滿腸肥嘴邊流油。某大廠，各個車間裏均冷冷清清，處於停產狀態，唯獨招待餐廳裏天天煙霧騰騰，燈紅酒綠。工人們說：“我們廠窮得隻剩下讓頭頭們吃飯的錢啦！”如今任何一個企業對工人的約束機製都極為嚴密，對“公仆”們的約束和監督則相對寬鬆得多，何況他們有職有權有自己的活動空間和靈活性，也就有能力進行“你有政策我有對策”的運作。“富了和尚窮了廟”的事已不新鮮。
工人們可以不要“主人”這頂掛冠，但不會不要生存的權利和做人的尊嚴。凡事都要有個限度，“主”和“仆”的關係已經變得十分敏感了，可還沒有引起“公仆”們應有的重視。其實，哪一個成功的企業裏，管理者和群眾的關係會是尖銳對抗的呢？恰恰相反，成功的企業無一不是能成功地調動職工群眾的積極性和責任感的。這並非是社會主義的說教，即便是在西方一些發達的國家裏，他們也有裁員，也有失業，也有貧困，也有巨大的貧富差距，但少了一些花裏胡哨、自欺欺人的文字遊戲，多了一些實實在在的自尊和自信，因此管理者的任務反而單純得多。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相信現代“公仆”這些“毛”們，對此古訓不會感到陌生。但有些“毛”已經膨脹，不再重視“皮”的存在，隻看到自己是多麼光亮，多麼飄柔，可以神氣活現地淩駕於“皮”之上。拚命使用高檔的洗毛水、美發膏之類的東西，卻忽視營養賴以生存的“皮”。忘記了一旦失去“皮”，自己這些殲毛甲們又能光亮、飄柔幾時呢？
1992年11月
“人一個不鏽鋼”
1994年秋，我去中央黨校看望一個朋友。他是某省的體改委主任，桌上放著一個黑糊糊亮閃閃的杯子——黑糊糊的是膠皮，分兩圈兒罩在亮閃閃的不鏽鋼套的外麵，手端杯的時候不滑不燙。此杯造型有現代感，我以為又是什麼能“延年益壽、包治百病”的新式秘密武器間世了，便間他用這種杯子喝水有什麼好處，他說能保溫，聽說此杯子價格頗貴，大約要200多元一個。
當時我雖是第一次見這種杯子，卻並未覺得有什麼太特別，平時也沒有格外注意它。確年多以後擴在北京的一個座談會上才突然認識了這種杯子的厲害——在座的都非等閑之輩，大概至少是處級以上的學者、專家。中央的機關部門多，級別高，不足為奇。值得驚奇的是他們幾乎每個人麵前都擺著一個黑糊糊亮閃閃的不鏽鋼杯！
看來這種新式喝水工具已經占領了國家市場的製高點，成了處級以上幹部的專用杯，可以稱為“幹部杯”。這些高級幹部們、高文化高智商的學者和專家們，為什麼也喜歡一窩蜂地趕時髦呢？他們就不怕拿混了嗎？
今年春，天津舉辦了一個有70人參加的長篇小說討論會。在會上，作家們自然要談到文藝部門的經費緊張、出書困難等問題。一位來賓在致辭時說：“老聽到作家們喊窮，以前還大不相信，今天一看你們喝水的杯子，就知道作家們的確是太窮了，因為別的行業開這種會，桌子上大都放著不鏽鋼杯……”
根據喝水的杯子就能斷定貧富，令我欽佩他觀察的細致和敏銳——我仔細掃視會場，可不是嘛，大部分作家都用會議室裏的公用杯，少數人自帶著玻璃罐頭瓶，隻有北京來的一位評論家麵前擺著黑糊糊亮閃閃的不鏽鋼杯。會場嘩然，大家開始借題發揮：作家再窮，也比那些不景氣的國有企業的職工要好過得多，這麼多天津作家居然沒有一個用不鏽鋼杯的，說明天津太窮了！
我在想那位來賓說“別的行業開這種會”的話，現在能經常開會的“行業”有兩種，一種是政治性的會議，參加的是幹部；另一種是經濟類的會，參加的是廠長、經理、老板和管理人員之類的人物。聽說眼下普通的工人農民不再像以前那樣怕開會，而是盼著開會，盼著聽聽上頭精神，卻難得能接到開會的通知，更不要想會有機會到外麵去開什麼會了！；
原來這種不鏽銀杯變成了，種人的標誌，凡能鋼杯在手者，不是有權的，就是有錢的，反正都是正在走紅的。喝水的工具代表著人的身分——時髦何其多，國人也真是夠敏感夠幽默夠無奈的了。
難怪這種黑糊糊亮閃閃的不鏽鋼杯會風靡開來，形成了一種社會景觀。老百姓為此已經編出了順口溜：
“從中央到地方，一人一個不鏽鋼。”
能夠上了老百姓的順口溜，可見不鏽鋼杯確實成了一種受人關注的社會現象。好比其實這種杯子未見得就有多麼好，以前也不是沒有興過保溫杯護徹茶變味飛從天津上火車斟上‘杯洲到北京站該下車了，杯裏的水還燙嘴不能喝。打開蓋兒晾著會落灰：塵不衛生，蓋著蓋兒涼不了，一是不解渴不救急，二是老喝太熱的水對胃也有傷害。可是，同樣也以保溫為主要性能的不鏽鋼杯，為什麼會發了大財？這種玩藝兒又怎麼哄起來的呢？
把經營的眼光瞄準上頭，由上頭帶起一股風，形成潮流。許多飲料為打開局麵不也是先進京嘛，在國家的重要會議桌上擺出來，或者打出“國宴專用”、“中國奧運代表團專用”的旗號。既然生產一種產品是為了賺錢，當然誰有錢就瞄準誰的口袋。眼下誰最有錢呢？我想不起眼下哪種走俏的產品是衝著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來的。一且形成一股潮流，“從中央到地方，一人一個不鏽鋼”了，生產廠家就不用操心了，潮流是暴君，是瘟疫，沒有人能抵擋。即便是一陣風、一窩蜂、曇花一現，也能足足地發一筆！前幾年時興磁化杯，現在是不鏽鋼杯，後麵是什麼杯呢？想發財的趕緊動腦筋，千方百計地創造潮流，引導潮流，然後就張開大網撈錢吧。
什麼時候中國能出現長久性的具有大規模、大氣象的冬牌產品和名牌公司呢？如美國的可口可樂、通用公司
1996年5月
冠軍的後背
中國的乒乓球健兒堪稱常勝之師，女隊12次捧回考比倫杯，男隊9次奪得斯韋斯林杯，用中國老百姓的習慣用語說，是無可置疑的“世界冠軍專業戶”。中國的男女乒乓球隊裏養著一窩子世界冠軍：天才的運動員鄧亞萍，是奧運會和世乒賽的雙料多項冠軍，王濤也是雙料雙打冠軍，劉國梁是奧運會冠軍，孔令輝是世乒賽冠軍，還有很多很多……中國隊凡有世界性的乒乓大賽，不是囊括全部冠軍，就是拿個五項六項，少說也得有三項兩項的入賬，幾十年下來怎麼會不培養出一大批世界冠軍呢！
在前不久結束的第44屆世界乒乓球大賽上，中國隊雖然不能和上一屆相比，沒有狂勝、全勝，但在全部七項冠軍中收獲了六項，也算是大勝。盡管如此，卻也並不是沒有遺憾，沒有教訓可尋。尤其是我們把除去團體冠軍以外分量最重、最有味道的一塊男子單打金牌丟掉了——我們擁有奧運會和上屆世乒賽的男子單打冠軍，居然在這次男子單打中全軍覆沒……原因是多方麵的，但有一條是人人都看得見的——那就是中國運動員的後背，他們頭一天一亮相，就給人以強烈地刺激。
後背的上部——也稱後心。
以往，中國的運動員們出國比賽，後心上都印著“中國”——兩個醒目的大字，一目了然是代表著中國‘運動員們後心緊貼著祖國和人民，那是何等溫暖，何等牢靠，何等強大，那是什麼力量！而這一回，他們的後心上卻背著3個莫名其妙的綠色大字“格威特”——這是何物？所指何意？
是商標？是廠名？是中國的？是外國的？是合資的？是民營的？是補腎的？是殺蟲劑？是虧損的？是盈利的？是貨真價實的？是假冒偽劣的？是奉公守法的？是偷稅漏稅的？不中不西，不土不洋，不倫不類，那麼地粗俗、刺眼，那麼地不協調。有著5000年燦爛文化的中華民族的體育健兒，身後居然背著這麼3個別別扭扭的字，不知代表著一種什麼文化？中國的運動員難道是代表“格威特”、是為“格威特”參加世界比賽？
這當然是金錢的力量在作祟。用金錢拿“格威特”取代了中國，如果這是一家外國商標，我們真是丟了“國格”。倘若這是一家中國企業故意弄這麼個半土不洋的牌號，在全世界的麵前以損害國家形象來抬高自己的知名度，恐怕不能說這是一個有文化品位有遠大抱負的企業。許多人邊看比賽邊議論，並表示不管“格威特”是賣什麼東西的，都堅決抵製，以後凡見了有“格威特”商標的產品一律不買。也許“格威特”的策劃者正為自己的旗號在一夜之間“揚名世界”而沾沾自喜呢，他們可曾想到這3個字在中國人心中激起的反感將會產生什麼樣的長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