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輯 文化化的位置(3 / 3)

他的家四世同堂,在當今社會稱得上是個大家庭了。老母親年近九秩,身板硬朗,能夠在各個房間裏自由走動。小孫子不滿周歲,正是好玩兒的時候——大人們玩兒他,他玩兒大人。圍繞著這一老一小,家裏每天都有連台好戲,兒子、兒媳婦、侄子、保姆,再加上國凱夫婦,都成了配角。還有不斷進進出出的親戚、朋友、同事,致使國凱的家裏老是那麼熱熱鬧鬧,一派興旺氣象。

這樣一個開放發達的家庭,也就不可能像大多數南方人的小家庭那樣裝修成星級賓館的模樣。惟其如此,才沒有“店大欺客”的威勢。我進他的家如同回到自己的家,隨意,自在,想坐到哪兒就坐到哪兒,想站著就站著,想翻什麼東西就自己動手,反正翻亂了也顯不出來。

國凱追求的不在房子上,是音樂,是精神上的東西。在這樣一個火爆爆的家裏,他居然給自己開辟出一間“聽音室”——那是他的精神家園。

進他的“聽音室”,推開門先看到從一排音響和電視機的後麵垂掛下來的各種型號、各種顏色的訊號線,粗粗細細,結成發辮,扭成一團。再想往屋子裏麵走,還需邁過一條粗粗的顏色特殊的喇叭線,像橫臥在地有意擋住門口的花蛇。這段兩米多長的美國生產的電線竟花了他1500元。我不解,不就是用來導電嘛,未免太奢侈了。國凱為我的無知搖頭,他說喇叭線是有個性有品位的,它是音響的血脈。世界上最貴的還有9萬美元一對的,用金絲銀線編成,可以調節的。如果玩到那個份兒上,就不是發燒而是發昏了。一般說來,線材的投資占整套音響投資的20%就可以了。原來他這喇叭線隻是低檔貨。

我問他,你是哪個段位上的“發燒友”?

他說也許可以算得上是個“初級的”。

無論怎樣看,國凱都不像是迷戀一件事情能迷到瘋狂的那種人。他是那樣瘦弱、文靜,這樣一副單薄身板怎麼能長時間地經得住“發燒”呢?在任何場合,他永遠都是默默的心不在焉的樣子。但是,他這副沉默的樣,也許反而會讓你感到親切,感到他離你很近。一旦他張嘴說話,你突然就會感到他陌生、神秘,離你很遙遠了。他的話令北方人聽不懂,也可以讓南方人聽不懂,他有時說話滔滔乎其來,卻沒有人能聽懂他在說什麼。隻聽到從他的嘴裏發出一串串的音調、音節,以及好聽的抑揚頓挫之聲。

這是他的大幽默。我跟他相交近20年,從來沒有語言交流上的困難。我們一起去過許多地方,不知道和當地的作家以及文學愛好者舉行過多少次的座談,也沒有發生過交流有困難的事情。他在國外也曾一本正經地講演過多次,難道是依仗上帝的聲音才博得了理解和喝彩嗎?

他的話有時好懂,有時難懂,奧妙何在呢?他發出的那些滔滔不絕的讓人聽不懂的話是什麼語言呢?或許那不是說話而是在歌唱,……難道我跟他交流之所以沒有語言上的障礙,不是因為聽懂了他的話,而是聽懂了他的音樂?

國凱應該“發燒”。

他喜歡英國聲:舒緩,典雅,有陰柔之美。因此他選用了一些英國器材。他的“聽音室”裏的全套裝備是東一件西一件拚湊起來的。

“發燒”的代價很昂貴。它需要錢,但對“發燒”者的文化取向和精神品位更挑剔。

他的“聽音室”占據了全家三室一廳中最好的一室。最早,他的這間屋裏塞滿了書,有一張大大方方的寫字台。後來寫字台換成了電腦桌,書架還在,但架上的書在一本本地減少,頂替書的位置的是一張張CD。到1997年春天,電腦以及寫作用的整套裝備被請出了他的房間,搬進了用玻璃封閉起來的陽光燦爛的陽台上——那是他新的書房。他正式房間裏的書架還在,但架上大部分是CD,每個書架有7層,擺得滿滿登登,整整齊齊。按音樂史編序,從巴洛克時期到浪漫時期到現代派作品;按人編序,世界著名指揮大師的作品、著名鋼琴家的作品、著名小提琴家的作品、著名大提琴家的作品;林林總總,應有盡有。還有一些中國的音樂作品和影碟。我隻在他的床邊發現了兩本書,拿起來一看,一本是(CD指南800),一本是(CD聖經)。

他的“聽音室”似乎能勝過一個小音樂商店。音樂商店裏的唱盤數量可能會比他多,因為同一種唱盤就會有幾十張,卻不一定能像他的收藏這樣品種齊全,這樣成係列,而且多數是著名版本。

我隨便從中抽出任何一張唱盤,國凱都能如數家珍般地講出作者、演奏者和指揮者的故事,以及他們在音樂史上的地位。什麼蒙特韋爾特為什麼會被後人譽為“音樂上的莎士比亞”,巴赫是怎樣集古典音樂之大成的,俄羅斯的五人“強力集團”強在何處……有一張唱盤上竟然貼著這樣一張小紙條:“1996年4月7日上午,孫子降生,晚上購得馬勒第十交響樂以誌慶賀。”他是想借馬勒這位集浪漫派和現代派於一身的偉大音樂家的作品,表達孫子出世給自己帶來的欣喜和啟示——音樂和旋律既能把生命引向深奧,又可以讓人的感覺和理解力變得奇妙而迅捷。總之,生活中發生的一切事情都可以成為國凱購買唱盤的理由。沒有理由也要買,因為他是“發燒友”,熱愛就是最好的理由。他的稿費收入的絕大部分都用在這上麵了,仍然不夠,有時不得不打夫人錢袋的主意。最好的辦法是動員夫人跟著他一塊“發燒”。但是談何容易,一家有一個“發燒”的就夠哉啦!因此他不斷地想出一些堂而皇之的理由,從夫人那裏得到資助。“發燒友”樂在其中,也苦在其中。

“發燒友”皆因酷愛音樂。國凱的藝術氣質很重,看上去成天迷迷糊糊,一副弱不禁風的樣子,其實他是活在自己的幻想中和音樂裏,幻想產生小說,音樂營養他的幻想。17年前我們在北京文學講習所上學的時候,有一天傍晚我突然發現他竟癡迷於一首我也喜歡的二胡獨奏曲,異常高興。我小的時候經常泡在鄉村劇團裏,格外迷戀民族音樂,對二胡、板胡、哎呐、笛、笙等樂器的獨奏曲更是情有獨鍾。高亢,悲槍,淒厲,都帶著明顯的北方風格。國凱這個客家人,連普通話都說不利索,居然和我有相同的愛好,自然令我驚喜。交往越深,就越感到他內秀的魅力。你說他普通話說不好吧,可是開口就能讓人捧腹,談吐極富幽默感。,你說他樣子長得柔弱吧,卻寫一手剛勁的好字,無論是鋼筆、毛筆,如走龍蛇,揮灑自如。

但是,國凱能成為“發燒友”,我以為是得益於他出身電工。電工一般都愛玩電器,精通電器。在工廠裏,任何時候電工、保全工都是被人求的職業,哪兒電器出了故障,操作者就要跑到電工室來請陳師傅。他晃動著文弱的小身板,永遠是一副散散漫漫的樣子。徒弟們給他提著工具來到事故現場,小毛病讓徒弟動手,徒弟幹不了的他才會親自上陣。

他吃不講究,穿不講究,在“玩”上可是時髦得很,1980年收錄兩用機還是很稀罕的玩藝兒,湖南筆會聚集了20多位作家,隻有他一個人配備了袖珍型收錄機,聽新聞,放音樂,把大家出洋相時講的笑話、唱的歌、學的各種動物的叫聲都錄了下來,給筆會增添了許多樂趣……

十幾年前我第一次踏進他的家門的時候,廳堂中央擺放著一盆巨大的用美玉雕成的桃樹,樹枝上掛滿鮮豔欲墜的桃子。有一團祥瑞康寧的富貴氣——那其實並不是他的功勞,房子的裝修從設計到具體運作完成,都由他的夫人一手經辦。他樂得不管不問,隨遇而安。

——他真的能安嗎?他活在別人設計的環境裏未必會舒服,他要設計適合自己的生活。

第二年再去看他,推開房門,堵著門口迎麵滋立著一個黑呼呼的大音箱,嚇我一跳,若不是收腿及時就會撞個正著。本應該鋪在床上或蓋在身上的毛毯,卻被他掛在牆上。把屋子搞得不倫不類,古裏古怪,將他夫人精心運籌精心施工的成果破壞殆盡。我請教他這是幹什麼,他說,毛毯上牆是為了吸音。其實,商店裏有掛毯賣,他有錢買音響,卻沒錢買掛毯?此人就奇在不重外表。後來還是他兒子覺得牆上釘毛毯太難看,才買了掛毯把毛毯換下來。

我每次到他的家裏都會發現有新的變化,這變化是他發燒“燒”出來的,隨著他發燒的程度不同變化有大有小有急有緩。

現代聰明的作家大多都願意標榜自己活得多麼瀟灑,喜歡說別人活得多麼多麼的累。我就是常常被人說活得累的人,臉上帶著累樣兒啦,想不承認都不行,時間一長,也真覺得自己活得不那麼輕鬆。但是我看那些刻意追求瀟灑乃至表演瀟灑的人,搔首弄姿,故作輕鬆,其實更累。倒是外表看來經不起累也絕對瀟灑不起來的陳國凱,我卻以為是活得最為愜意的。他除去外出、開會、主持該自己負責的那一攤子工作、承擔該自己承擔的那部分社會責任,隻要一回到家裏,就進入一個令自己沉迷的世界,忘掉這個世界以外的十切,隨心所欲,自得其樂。坐在電腦前或浸沉在音樂中可以不知不覺地就天亮了,或天黑了。想睡覺了,可以二睡十幾個小時,不論黑夜或白天。’醒來,眼未睜,先摸到遙控器打開音響,聽15分鍾音樂再起床,這叫“醒噸”。起床後自己榨一杯鮮果汁喝,摸到什麼是什麼,橙子、蘋果、西紅柿、胡蘿卜,什麼都行,此謂“洗腸胃”,把腸胃清洗得幹幹淨淨好吃飯。吃過飯後,聽一個小時的交響樂,他稱之謂“洗腦筋”,每天先把大腦幹幹淨淨地清洗一遍,就能保持新鮮、潔淨的心境。心淨則神靜,靜則安,怡然自樂,這是最健康的心態。不知要高出瀟灑多少倍。

所以,陳國凱“發燒”歸“發燒”,光是那許多CD每張聽一遍就得需要多少時間?奇怪的是這並沒有耽誤他寫小說,書一本接一本地出。倒好像他“發燒”燒得才思更敏捷、想象力更發達了。我很想抄一副古人的對聯送給他:

有長可取不應生,

無慮在懷為極樂。

1997年10月12日

河北的大山

1997年2月20日,小平逝世的第二天,大山也走了。

我被一種巨大的哀傷氛圍所籠罩,心裏攪動著許多沉重而複雜的感覺,當鐵凝告訴我這一消息時,半天沒有回過神兒來……

大山——是河北的作家賈大山。醫生告訴他的家屬說,在三月份之前大山的大限不會來臨。是小平的逝世刺激了他?還是他突然決定提前走?想最後再沾一次小平的光,在這個舉國含悲的日子裏,他悄悄的駕鶴西去,不會驚動更多的人,不給親朋增添新的悲痛和麻煩。大山是一位智者,是當今文壇上真正能夠離群索居、自甘寂寞的人,他如果有這樣的想法不足為怪。

他的家人、朋友以及組織,在他走後的第三天(1997年2月22日),就為他舉行了隆重而又簡樸的追悼會,幹淨利落地送他遠行,我想是符合大山心意的。

大山無疑是文壇中人,似乎又從未進入過文壇。文壇無論是熱鬧的時候,還是冷清的時候,都沒有他的份兒。風光露臉的事他不參加,出乖丟醜的事也找不到他。在文壇上看不到他,可他的人緣文緣又很好。文壇上沒有人敢輕視他,他的小說寫得不是很多,但出一篇是一篇,返樸歸真,大道自然,很有些蒲鬆齡的遺風。雖然他的小說越寫越精到,卻直到他去世,也沒有結集出版過一本書。領導,師友,幾次想為他出書幫忙,都被他拒絕了:你們難道認為我快不行了,出本書安慰我,留作最後的紀念?他這樣一說誰還敢再提給他出書的事呢?誰又能猜得出他這是真心話,還是開玩笑呢?抑或是用玩笑的口吻說出的真心話?

不管是哪種情況,當今作家,經得住出書的誘惑,能有幾人?

他比我還小一歲,不敢稱他是“世外高人”,但總覺得他身上有點仙風道骨。

我一直想知道大山身上的這股“高人”氣質是怎樣修煉出來的——1979年,他的短篇小說《取經》發表後引起轟動。北京一家刊物請他進京修改另一篇作品,作品改好後卻不讓他回家,該刊物的主編根據從中國作家協會得到的“可靠消息”,《取經)已獲全國短篇小說獎,中國作協的領導希望他留下來參加發獎大會。大山隨和,不吭不哈地留下來了,還被拉到當時正在開著的一個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上,參加會的人都知道大山是等著領獎的。到了小說獎揭曉的日子,榜上並無《取經》。也沒有人私下向大山解釋一下,既然沒有他,為什麼前幾天硬說有他,還非要把他留下來不可?

大家覺得很尷尬,為大山忿忿不平。人家並沒有想要獲獎,那個年代作家們對獲不獲獎並不是很重視,更不懂得去爭獎,去為獲獎走門子托關係。那位頭頭想必也是好心,出於好心這樣測人也不行!周圍的人都鼓動大山去間個明白,討個說法。我知道大山是不會去的,我也反對他去討什麼說法。我們都是初涉文壇的業餘作者,他被認為是從農村來的,在北京人眼裏正定縣就是農村,我被認為是從工廠來的,同是河北人,身上都有土腥味兒。那些身上沒有土腥味兒的人,心裏一高興,在沒有任何把握的情況下就敢公開說你獲了獎,現在你再去向他討個為什麼沒有獲獎的說法,他還可以不負責任地胡說八道一通,豈不是自取其辱?這種事隻能打斷胳膊往襖袖裏褪!

大山客客氣氣地跟大家告別,拿著自己的手提包直奔永定門火車站。

1980年春,文學講習所恢複,我和大山成了可以朝夕相處的同學,大山是講習所裏受歡迎的人物,不顯山露水,合群合人,談吐機智風趣,愛逗笑,愛唱戲。我也是個戲迷,但不會唱,一張嘴就是唱歌的味道。大山要經常給同學們唱上兩口兒,因此也常常把我拉出來給他幫腔,作為角色轉換之間的過渡。想起在講習所的那段時間是非常愉快的。

夏天講習所放假,同學們約好集體到北戴河去玩幾天,然後從那兒散夥再各自回家。到臨近出發的前一天,大山提出來不去。

我問他:你去過北戴河?

他說:沒有。

那為什麼要放棄這麼好的機會呢?

趁你們都走了,宿舍空著,我把老婆孩子接到北京來玩幾天。

嘿,女人嫁了他不知是哪一輩子修來的福氣。這還有什麼話說,同學們不再強求他去北戴河了。

過了兩年,我去正定看他。他是正定的大名人,打聽他的家很容易,別人帶著我來到他的院子裏,綠樹成蔭,整潔幽靜。一拉溜四間正房。在我的眼裏簡直如神仙洞府一般,好不眼饞。我是突然造訪,他趕緊打發孩子去叫他的夫人回家做飯,不一會兒他的夫人一溜小跑地回來了,落落大方,手腳麻利,我們兩個坐在炕頭上聊大天,一會兒工夫擺好炕桌,像變魔術一樣弄了一桌子菜。那天我喝得有點多,稱他是過著神仙一樣的生活,難怪身上總有那麼一點大智若愚的仙氣。

一晃十幾年過去了,1996年夏天借去石家莊開會的機會,跟鐵凝再去看望大山。正定已大變,變成了石家莊的一部分,樓群林立,賈大山可愛的小院子已不複存在,他分得了三樓的兩個單元。房子是不錯,寬敞明亮,絕不會潮濕。我卻總以為還是原來的那個小院子更適合他。他剛做完手術不久,身體瘦弱。但精神很好,談笑風生。我聽到的有關他的病情的謠傳在見到他以後便不攻自破,我一下子對他的身體有了信心。

我回到天津不多久,接到石家莊市委一個幹部的電話,他是大山的崇拜者,希望我能通過柯雲路找位氣功師為大山調治一下。我跟柯雲路沒有聯係,隻好找到人民文學出版社,求助於我的編輯,他也曾經當過柯雲路的責任編輯,但最終也未能找到柯雲路。即便找到了也未必就能留住大山。但是,沒有找到,總讓我覺得對不住朋友。似乎沒有盡到全力,沒有把能想到的辦法都用上。

大山突然地悄悄地走了。他的生命轉瞬間成為曆史,這讓我難以接受。

盡管所有的人從一誕生,死亡的過程就已開始,誰也無法躲避。但,我仍然詛咒死亡!因為它是盲目的,昏亂的,甚至有意違背人間的抑惡揚善、好人長壽的道德規範。

大山自己也許在某個空間,帶著慣有的智慧,靜靜地在看著我們……我不如藏起毫無用處的悲傷、惋惜之類的情感,祝願他保佑他的家人,遠行珍重。

1997年12月

陳祖芬的人緣和文緣

廣西北海市舉辦京津港作家筆會。由於飛機誤點,作家們到達北海在賓館安頓下來,已是淩晨兩點鍾了。七點鍾,攀枝花鋼鐵公司的一位女讀者,就捧著鮮花來看陳祖芬,請她去公司做客。做客就是采訪……

以陳祖芬為一號主力的北海筆會,這就算開場了。在此後的幾天裏,連我們這些和她同去的人,也很難再見到她。來找她的人,請她的人特別多。但有一點是能夠肯定的,她采訪的人和事,比我們都廣,都深。但有些好的景點她沒有去看,一些有味道的聚會她沒有參加。

香港作家聯會的會長曾敏之先生,一定要請參加筆會的作家們聚會一次。經過幾天的緊張活動,作者們也想輕鬆一下。幾杯酒下肚之後,香港詩人王一桃以美聲唱法高歌《延安頌》。北海政協主席寧鏗以優美渾厚的中音模仿美國黑人歌手羅伯遜。舒乙中規矩地演唱了俄羅斯歌曲。鄧友梅歌興大發,從越南歌曲、日本歌曲到天津小調,連唱幾首。陳建功嘎腔嘎調喊出北海漁歌。李國文講笑話。葉楠以喝酒代唱……所有的人都有節目,一是要盡興盡歡,二是要延長時間等一個人——酒席宴上缺少了陳祖芬。她還在采訪,仿佛所有的北海人都想跟她談一談,都想給她提供點寫作素材,會一會她的筆。包括當地的一把手、省委副書記兼北海市的市長,也單獨約她長談兩次……

北海5月的夜晚美妙無比,海水是溫的,沙灘是暖的,晚風中飄散著沁人心脾的清馨海氣。作家們遊完泳,回到房間洗個熱水澡,然後聊大天,看電視,困了就睡大覺。陳祖芬也覺得不到海裏遊一會兒豈不等於白來北海一趟,抓了個空就往海邊跑,海水還沒有濕到大腿根,就被追去的電視台記者拉走了。

她是多麼的好說話啊。誰都可以打攪她,占她的時間,好像她就可以不需要休息,不需要娛樂,整個筆會期間,她的全部時間都屬於北海,而不屬於她個人。難得的是,她永遠都那麼樂樂嗬嗬,有時也被支使得糟糟懂懂、暈頭轉向,其神色情態令人忍俊不禁。

她的房間裏老有客人,這撥走了那撥來,到晚上11點多鍾把最後一個客人送走,她已經又困又累。就到衛生間用溫水衝頭,直到把睡意衝走,衝得自己興奮起來,然後開始整理當天的采訪筆記,寫成正式的稿子。她把手表藏得遠遠的,免得讓自己看見它,看見手表就想知道鍾點,一知道了鍾點就禁不住想睡覺。寫得順暢到淩晨兩點鍾可以放筆休息,更多的時候是幹到淩晨三四點鍾。7點鍾又得被喊起來吃早飯。天天如此,她能不缺覺嗎?為了說明自己對睡眠的渴望,她篡改了一首著名的詩: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睡覺故,二者皆可拋。

沒有人逼她這樣幹,是她自己逼自己,她知道不在外邊把稿子寫完,一回到北京就沒有把握了。既然答應了人家,就不能不寫,既然要寫,就不能不寫好。在崇尚瀟灑、遊戲的今天,有一句現成的話在等著陳祖芬:“瞧她活得多累啊!還有像她這樣參加筆會的嗎?”任何筆會,包括采風和深入生活之類的活動,早就變得以輕鬆愉快的旅遊觀光為主了。然而陳祖芬本人卻似乎並不像別人感覺的那麼累那麼辛苦,即使真累,也累得心甘,累得充實,辛苦得快樂。她隻要睜開眼,一天的采訪又開始了,精神也就高漲起來了。沒有疲勞狀,更不會哈欠連天一副睡眠不足的樣子。無論怎樣跑來顛去,怎樣被人拉來拉去,她都不會有一句抱怨,不提任何跟采訪無關的問題。她好像對北海的一切都感興趣,不停地看、間、聽、記。

你說她的睡眠嚴重不足吧,從北海去涸州島要坐近3個小時的船,正是補充睡眠的好機會,她卻在船上一直寫了3個小時。甚至在從南寧到北京的飛機上,筆會已經結束,大家已歸心似箭,隻有陳祖芬趴在小桌板上寫了一路。這到底是辛苦,還是快樂?也許這種辛苦正是她的快樂。這種“惟日孜孜,無敢逸豫”,是她創作生命的真正麵貌,是一種積極的文學現實。五天的筆會結束了,別人也許積累了一批文章的題目,陳祖芬卻完成了代表這次筆會主要成果的一篇7000字的報告文學,每夭夜裏寫的小文章還不算。

她之所以這樣逼自己,是因為她2日回到北京,3日上午又要飛深圳,開始新一輪的采訪和寫作。

我曾問過她,除去寫作還有沒有別的愛好?她說,愛看電影,卻沒有時間。愛鑽森林,由於腿的關節不好,有一次鑽進雲南的原始森林出不來了,最後是被人拖出來的。還愛收集石頭,家裏除去石頭就是電話。

電話?收集電話機?不,是能使用的電話。她的家裏有兩部電話(即兩個號碼),10個分機,室裏,廳裏,廚房,衛生間……電話鈴一響,無論她在哪兒呆著都能立刻拿起聽筒。她不愛串門,又必須跟外界保持眾多聯係,就隻有靠電話了。

陳祖芬是以寫報告文學為主的。而報告文學作家是最容易惹麻煩的,被告狀,打官司,連蹲監獄的都有啦。何況陳祖芬的作品思想鋒銳,才氣逼人,涉及過許多所謂“敏感問題”,卻從未聽說她惹上過什麼麻煩。她的文緣之所以這麼好,大概跟她的采訪和寫作態度有關。

她是筆會上的頭號星、頭號功臣,出盡風頭。不僅沒有人妒忌她,跟她爭辯,相反地人人都喜歡她,認為她幫了大夥的忙,分擔了大家身上的壓力。人家主辦者花了這麼多錢,付出了這麼多的精力和熱情,作家們總要拿出點成果來,否則怎麼向人家交代?筆會上有陳祖芬,主人和客人就不用犯愁了,可以輕鬆愉快地該吃的吃,該喝的喝,該睡的睡,不必擔心筆會會不圓滿成功。

大家都願意跟她說話,和她開玩笑,幫她幹一些提兜打包的事。她的人緣好就好在這裏——隨和,自然,智慧充沛,又不失厚道,她的性格仿佛她的外表一樣幹淨開朗,沒有絲毫的閑是閑非、扭泥做作。一頭運動員式的短發,上身是永遠的半袖T恤衫,腳上穿一雙網球鞋,據說她一年四季隻穿這一種鞋。由於近視,喜歡眯起眼睛看人,很容易就能被別人的風趣逗得嗬嗬笑起來,顯得心裏清潔,一片陽光。當她嚴肅的時候,眼睛睜大了,耳朵支愣著,認真地聽你說,或者向你說出一串串絕不會是沒有味道的話。在這個女人可以任意塗抹的時代,她的臉上沒有化妝品,手上、脖子上沒有一件飾物,一個完全真實、坦然的陳祖芬。

這些年,中國文化界各式各樣的筆會辦得少多了。有經濟的原因,有大家對筆會效應的懷疑。還有一條,誰也不:願意花錢找病,按慣例搞這類活動就要請一些名人,名人也許有某種效應,但首先是有脾氣,甚至有怪癖J筆會的地點要挑選有誘惑力的地方,主辦者提供的條件要優越,參加的人員中要有哥兒們姐兒們。而當今的名人又多如牛毛,誰還不著名呢?在這樣的活動上想找個不著名的人物倒不太容易。因此一不小心就會鬧出排聞,是是非非,疙疙瘩瘩,讓主辦者吃不了兜著走,請神容易送神難。

北海筆會請到了陳祖芬,是主辦者的福氣,也是我們這些參加者的福氣。感動了我並留下了美好印象的不光是北海市和北海人,還有參加筆會的一些作家。所以我寫了幾篇有關北海的短文,也寫出對陳祖芬的印象——這都是我的收獲。

產一濟 城筍

199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