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統 銷 糧
對統銷糧這個詞，我感到既親切又溫暖，我是吃統銷糧長大成人的，每當家裏斷炊，我就盼望著打統銷糧的日子，一旦聽見父親說要“打統銷”時，我就高興得合不上眼，雖然統銷糧每人每天隻有8兩，打來的口糧要按量吃到一定的時間，但每次打來時母親總要讓我們全家吃上一頓飽飯，然後再開始每天加上一些野菜細水長流。統銷糧幾乎都是雜糧，有時還是紅薯片，母親就將紅薯片炒熟後磨成麵，我們就上頓下頓喝著紅薯片麵湯。吃煮紅薯片是那時最豐盛的晚餐，因為煮一頓就把全家人幾天的口糧費掉了。有一次打來的統銷糧照例是紅薯片，我由於太餓吃得又快又猛，肚子疼了半晚上，整得父親大後半夜不得不去敲開了大隊藥鋪的門。
統銷糧打來後就要抽時間推磨。農業社時，大人們每天起早貪黑，推磨的事兒隻有在晚上進行，要麼前半夜要不就是後半夜，反正不能耽工誤了隊上的活兒。一天滿打滿算才掙著八分工，如果上工遲了輕則挨一頓隊長上綱上線的大罵，重則扣了當天的工分。工分少了，年終決算分來的口糧就少了。因為我家的成分是上中農，我們隊上沒有地主、富農，上中農便成了重點監管改造的對象。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時期，“老上中農”是一個多麼可怕的詞，加之我舅家是富農出身，我的母親因之成了“文化大革命”中受批判的對象。記得我四五歲那年的一天深夜，母親、大姐和哥哥開完會回來後，大姐一下子撲在母親的懷裏痛哭了好一陣子，大姐的哭聲感染了我和三姐，我們也跟著哭了起來。原來是我的母親成了眾矢之的，叫隊上的人整整批判了一個晚上。正由於這個原因，凡政府有的救濟款、救濟糧，我們家從來都沾不上邊，生活也就比人家過得更艱難。我也由於家裏成分不太好，加之父親又給我起了個黃忠龍的名字，在學校裏，同學們一直戲稱我“黃富農”，害得我在中學時交了幾次的入團申請書，都石沉大海。現在想起來，要不是恢複高考、淡化成分，還是靠推薦上大學，我是絕對上不了師範學校的。我感謝陽光融化了我家瓦棱上陳年的積雪。
說起推磨，那是一個最熬人的苦差事。我們親房三家共用一盤石磨，大家輪換著推。輪到我家時，母親領著我們點上煤油燈，她一個人一頭，我們兄妹幾個一頭，就在磨道裏轉著圈圈。父親那時不是在隊上的牲口圈裏看牲口，就是在瓜園子房裏看瓜，很少能騰出身子來推磨。我們在磨房裏反反複複，眼巴巴地看著磨子上的糧食從小磨眼裏打著一個小旋渦，即便看得眼睛生疼，它行走的速度還是那樣緩慢，真是急得我們在磨房裏團團轉。這時，母親就一邊用笤帚掃著從磨口裏滾下來的小麵蛋，一邊給我們講起故事，講著講著，磨子上的糧食終於推完了，天也就發亮了。經過這樣數次的磨煉，我也就習慣了推磨的苦調活兒，以至後來我能耐住寂寞並對一個機械重複的工作一絲不苟， 幹得比較出色， 這與小時候推磨磨出的性情與品質是分不開的。
統銷糧除了正常的口糧外，上繳一頭生豬，根據豬的大小也可以打二三十斤豬飼料墊補家用，但那時能養起生豬的畢竟是少數人家。童年時我吃得最香的一頓飯是大豌豆麵做成的餅子，現在想起來還覺得滿口餘香。我六歲那年的一天，奶奶叫父親給她盤炕，我沒事便跟上玩。之前，奶奶家繳了一頭豬，打了幾十斤大豌豆統銷糧，奶奶就用大豌豆麵烙了些餅子給我們爺倆吃，當時感覺從出生後這是我吃得最香的一頓飯，也給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影響，我對奶奶感恩的心情也就從這一天滋生起來。
吃統銷糧年月，我們村上差不多家家的生活都過得難辛。即便是隊上收成好的一年，生活依然不會有大的變化。因為那時候窮似乎成了一種光彩，就是誰家吃上一頓像樣的好飯，比如白麵麵片、長麵之類的，有人問起也會說成是甩湯。“吃了嗎？”是那時人們最關心的民生問題，因此成了人們見麵必打的招呼，久而久之，也就演變為農村人最親切的問候語，直到今天，還保持著它旺盛的生命力和親和力。盼過年，是那時孩子們心中最好的向往。過年了，就可以穿一件新衣裳，吃三天好飯，玩它個昏天黑地。在外地找婆家，是那時大姑娘最好的心願。隻要嫁出去嫁到陝西，就能吃飽肚子，不再過忍饑挨凍的日子，即使男人比自己大十多歲，也要去。“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在衣食沒有著落的窘況下，溫飽無疑是首選的答案，愛情則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美好月色。如此，家鄉的孔雀就一個個向東向北飛去，單我們一個村子嫁到陝西等地的女子就有八個，這其中就有我的堂姑、堂姐，她們很少回娘家，偶爾回來一趟，臨別時總是哭著離開送別她們的親人，步履緩慢地朝著崖上麵的大路走去，直到看不見她的時候，我的大奶奶或者四嬸子才用大襟衣角摸著眼角的淚，挪著如鉛的小腳一步一步地往回走。這種送別的場景是我最不忍心看到的，但我又欲罷不能，我也想讓堂姑、堂姐看到我夾在人群中的單薄身影。
有一件事情，隻能發生在那個饑饉的年歲裏，也是那個年代特有的現象。冬天，雪封大地，找不到野菜的人們就開始挖地鼠的窩，我們叫它巨狸貓窩。巨狸貓一般將洞穴營造在半崖上，挖它的老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饑”中生智，再不容易也會想辦法搞到手。就這樣巨狸貓辛苦攢下的過冬食物，就被饑餓的人們連根剜走。在我們那兒，有一個挖巨狸貓窩挖出名的人，大家都叫他山雕神，山雕神是山野裏專門對付巨狸貓的一種動物。讓一個人成為一種動物的天神，這隻能是那個戰天鬥地、與鳥爭食年代的悲劇產物。
1980年，我們隊上便開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製，第二年生活就開始好轉了，大多數人家都能吃飽肚子，但真正不吃統銷糧的大約是1985年前後的事了，從那時起，這頂戴在農民頭上常年“吃糧靠統銷，穿衣靠救濟”的帽子總算被徹底摘除掉了。“統銷糧”這個曾經炙手可熱的詞彙也就從人們的日常用語中漸漸消逝，在曆史的存盤上以它那敏銳的屬性扣住記憶的唱片，旋轉出一個時代最動人心弦的音質。
土 屋
前幾年看到村小學沒有改造的危房，我就想起老家的土屋，它像幾粒故鄉人司空見慣的蕎殼，立在一片樹木掩映中的黃土坡下，灰暗、窄小、封閉。脫落的泥皮掉在日子的背後，悄無聲息，風雨創傷的土塊裸露在歲月深處，陽光的紙片捂著痛處，漚黑的牆頭蒼青的苔蘚是時間的顏色，瓦棱上長出的一株冰蕻撐起土屋生命的旗幟，而從屋頂上冒出的炊煙是它活著的全部底氣。這便是土屋的麵容、生存的境地以及它內斂的價值，更是我長久魂牽夢繞的精神家園。
土屋除了屋頂門窗用些木料外，其餘都是用土壘起的，準確地說應該稱其為土木房子。蓋土屋時，先在左右及後背打三堵土牆，等土牆幹透後再在牆上坐上早已打好曬幹的土塊，我們叫它胡基。坐胡基時兩邊牆上要砌成坡度，前簷牆上全部用胡基壘起。接下來就是立木、安門窗、掛椽、擺棧子、草泥封頂，最後撒上瓦片，一個“一潑水”土屋的毛坯子就算做成了。隻有用細泥抹成光牆，再盤一個能睡五六個人的大通炕，土屋才算蓋成了。土屋雖土且陋，但厚厚的土牆和幹燥的房頂，使得它冬暖夏涼。住在土屋裏的人們大多數一生都與土打著交道，土地裏刨食，土路上行走，土屋裏生息，於是他們都與土結緣，土屋裏也就藏著他們的心事、他們的秘密、他們的盼頭、他們的酸甜苦辣……他們愛惜土屋就像愛著自己的生命一樣，雖然他們的生活中離不開土，但他們卻拒絕人世間紛雜的塵埃，隻要有時間，總會把土屋打掃得幹幹淨淨；隻要有空閑，他們總會在掉落泥皮的牆壁上抹一鍁泥，在漏雨的地方重新擺好瓦片，及時的修繕和精心的嗬護，使這些土屋在風吹日曬、雨打雪侵中，頑強地站立著，為他們撐起一個溫暖的家，一片生存的藍天。
我就是出生在這樣的土屋裏，土生土長注定了我對泥土有著切膚之愛，那些金土土銀土土像雲南白藥一樣曾經撒在我劃破的傷口上，止住了童年流血歲月的痛；一坨熱炕的養育牽扯出我對土屋的繾綣之情，那嗆人的炕煙味和熟悉的汗腥氣一遍遍熏陶感染了我的性情，甚至成了流淌在血脈中的潮音，讓我一直綰著親近農人、思念故鄉的情結。
土屋，一代代人從這裏出出進進，他們披星戴月在農活的間歇，用自己粗糙的手，拾著路畔的樹枝，拔著田頭地埂上的柴草，拉著磨得油光發亮的風箱，燃旺灶膛的火，用淳樸和執著的勁頭一次次扶起那日子的炊煙。
我小的時候，隊上很少分柴草，家裏做飯用的柴禾基本上都是大人和孩子們用手一把一把地拔著攢起來的。有草的山頭是生產隊的護山不能去，我們隻好在路畔上、地埂旁拔草鏟柴。那時尋柴成了我們孩子放學後的一個重要活計，當然，一個“尋”字也說明了一草一木來之不易。夏天秋天尋柴相對容易，我們就多拔些柴草曬幹並一定要積攢下來過冬。最難的要數春天，過冬的柴禾燒完後，新的又沒有長出來。這時，我們就提著柳筐到山上鏟草胡。草胡就是鋪在地麵上剛有點新綠的冰草朵。鏟草胡就要連根鏟起，每鏟一朵就要用鏟背震掉草根上的土，然後放進筐子裏。春天鏟草胡的人較多，要鏟滿一筐子至少要花兩三個小時。沒有柴草和沒有統銷糧一樣坑人。記得有一年我們家正月裏沒柴燒，母親將一個裝麥衣的豬草垛作為引火柴就那樣一把把地燒掉了。
土屋，有多少人為那坨熱炕忙碌著、奔波著、牽掛著。與“吃了嗎”的問話一樣，“炕熱著嗎”是鄉親們尤其是姑嬸姐妹們早上見麵打的第一句招呼，而“睡暖和著嗎”是主人對客人的最熱情的問候。炕熱就要有填炕的東西，樹葉、柴草、驢糞之類的都是填熱炕的最好材料。於是，掃樹葉，鏟毛衣、拾驢糞成了我們兒時又一件業餘時間的重要工作。寫到這兒，我的耳邊仿佛又回響著鏟毛衣時的清脆晨曲。鏟毛衣就是在落滿霜花的草地上，先用一根粗長柳條左右來回在草皮上摔打，我們稱其為“廓”，接著就用平頭鐵鍁擦著地表均勻齊整地鏟草根，最後用掃帚將鏟起的草葉、草莖、草根通通掃在一起，我們把這些混合物統稱為毛衣。毛衣是那時最好的填炕物，它與樹葉一起燒出的炕熱而不燙，睡上去非常溫暖舒適。於是，土屋裏的那坨
熱炕就成了我的父老鄉親育兒、說笑、做夢、思念、治病、待客的一個多功能場所。睡熱炕長大的人都會有一種依偎親人、依附故鄉的屬性。這是因為熱炕的磁性長期地磁化你的肌體，一種帶電的電荷就會融入你的血脈之中，等到能量積聚到一定程度，或者一物一景觸動你的心靈，你就會放電，那釋放出的能量碰撞出心靈火花，照亮故鄉回家的路，夢在路上，思念依門而望。
如今，老家裏不再是父親手裏修建的三間土屋，故鄉也不再是兒時眼裏幾十座橫七豎八排列的破舊院落。而土屋的影子以及村頭白楊上喜鵲銜枝壘窩的情景，小河邊女人就著石頭捶衣的節奏，孩子們踢方的笑聲卻永遠回映在眼前，回蕩在耳邊。它，像一朵雲在記憶的天空飄來飄去，像一隻鳥，在思念的腦海上用翅翼擦過水麵，在人生潔淨如素的情感上輕劃出時間的刻度、歲月的留痕。
手 推 車
我家後院有兩孔土窯，今年地震將崖麵上的土層震塌了一大角，掉下來的土塊把一孔窯的窯門堵塞了。我和弟弟清理完窯門前的土，順便看了裏邊堆放的一些用過的舊農具，其中一個手推車的木軲輪引起了我的注意，引發了我的思緒。
現在的孩子沒有見過這種老式的木輪手推車，要見就隻能在一些影視作品中看到。戰爭年代，手推車立過汗馬功勞，淮海戰役的勝利就是老百姓用手推車推出來的，他們推著手推車運送糧食彈藥，支援前線，創造了手推車無與倫比的傳奇色彩。農業合作社的時候，手推車再顯威力，那漫山遍野的水平梯田，硬是我的父輩們用一輛輛手推車推出來的，他們推著手推車移山填海，平田整地，借著農業學大寨的大好形勢，大搞農田基本建設，譜寫了又一個人民戰爭的新篇章，創造了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愚公精神和農業神話。改革開放後，梯田建設依然是農村工作的重點，但我們村的地早已在農業社時期就基本做完了。後來按照上麵的連片治理的政策，將小塊地變成大塊田。不久，我們村就成了全縣第一個進入梯田化的村子，這一切要歸功於那些老化了的、擱置不用的木質手推車，是它們吃苦耐勞負重前行的毅力創造了家鄉千秋萬代的基業，是它們吱呀吱呀的素樸歌調開啟了山村現在幸福生活的源頭。
手推車製作工藝簡單，但費木料。將兩個木質好的粗椽做成三腳架，在小頭處安裝一個帶車軸的木輪，大頭處留夠手推的車轅便鑲上兩個木腿，一個簡易的手推車就做好了。如果再有木料的話就在三腳架上裝上木板，製成車廂，直接裝運送的東西。那時除了隊上有幾十輛手推車外，每家都有一輛這樣的交通工具，用來推土，運糧食，搬東西，接老人。我至今想象不來，我的父親和他的同夥是怎樣用手推車從幾百公裏遠的通渭縣的轤轆山上拉來了家用的石磨。每每想起我都會對我的父輩們產生深深的敬意，在那個連飯都吃不飽的年月裏，他們將家鄉的兩座山坡夷為平地，用繭花銅錢般厚的粗糙雙手為兒女們創造了生存的條件和可持續發展的空間。
在包產到戶之前的三五年，隊上就有了架子車，架子車的出現著實解放了農村的勞動力，也提高了勞動效率。生產隊解體的時候，我和堂兄兩家分來了一輛舊架子車，我們就用這輛架子車開始了新的生產勞動。後來，我們每家有了一輛，再後來又有了三輪車。如今架子車的功用逐步淡化，家裏做什麼事都用三輪車。村頭的大路開通了，村前屋後兩座山上的路都加寬了，每一塊田間地畔三輪車都可以長驅直入，運糞，拉煤，糶糧，買化肥，走親戚……開著三輪車的鄉親，他們的臉上都洋溢著一種從未有過的朗潤神情。油鋪的公路已經到了鄉政府，明年也許最遲後年連接著鄰鄉的柏油路將會從我家的門前經過，到那時站在老社商店門前等班車的我就不會再經受五公裏的顛簸之苦。
街道上的喇叭正唱著歌。是的，我們唱著《東方紅》， 我們講著《春天的故事》， 我們《走進新時代》， 高舉旗幟開創未來。三首歌唱出了共和國六十年的曆史，唱響一代代人的夢想。在這個盛世時分，我用手推車這個民間過時的農具，敘說我蘊藏了多年的心靈情感和精神體驗。
購 貨 證
買貨掏錢，付款購物，這是天經地義的事，也是現在中國人習以為常的購物方式，但是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我所生活的少年時期可不是這樣，要購貨光有錢還不行，必須憑購貨證才能完成交易。那時，家家戶戶都有購貨證，藍色的購貨證和紅色的購糧證，可以說是中國人當時享受物質供給權力的兩大憑證。沒有購糧證，糧店就不賣給糧食；沒有購貨證，幾乎就喪失了購買生活必需品的資格。購貨證所供給的其實隻是一般的日用品，比如鹽、堿、煤油、火柴等，但它的通行卻標誌著這些商品走進了計劃經濟定量供應的時代，一斤食鹽、半斤煤油、半斤堿麵、一盒火柴便是村民們每家每月的消費標準和對生活的全部期盼。有時雖然你購貨證上的東西還沒有買完，但大隊代銷點裏又調不來貨，你也隻有幹著急。吃沒鹽飯，黑揣著睡覺是那年月常有的事。有時你就是把錢頂在額頭上，你也買不到想要的東西，因為有些緊缺物資從來都不寫在老百姓的購貨證上，像這種現象從五十年代中期開始一直延續到九十年代初期，幾乎運行了將近四十年。我記得1989年前後化肥供應依然按指標分配，那時我正在一所鄉鎮中學教書，時間久了就和鄉供銷社的主任熟了，每次秋播季節我總會從他那兒悄悄用自行車帶出一袋尿素或硝銨。當我把這袋化肥馱回家時，村裏人看見後總會用一種驚羨的眼光目送著我走進家門前那條狹窄的小巷。
對於我的鄉親來說，最重要的日用品當數食鹽。沒堿，母親可以把蕎稈燒成灰裝進壇子裏用水浸泡一段時間，潷出來的水就叫灰水。用這種土法炮製出來的灰水和麵，同樣能達到柔軟光滑有筋骨的效果。沒鹽一半頓飯可以，長期吃就會沒有力氣幹隊上那繁重的苦力活兒。於是，鹽就成了必需品，沒錢也要賒賬買。那時的鹽沒有加碘，一個個大小不一的晶體鹽塊發青透亮，我們叫它青鹽顆。一斤鹽隻有一毛七分錢，卻差不多要用三個雞蛋才能換來。當母親攢夠雞蛋換來鹽後，我就會跑到太爺家借石窩。然後用石窩將鹽塊一把一把搗碎，裝進父親親手燒製的鹽罐裏，母親便開始在日子裏撥響節約用鹽的算珠。母親的鹽罐除了存鹽存著生活的調味品存著日子的光景外，還像一個晴雨表能預測天氣的變化。當鹽罐出汗時，母親就告誡我們，這兩天出門記著戴上草帽，天快要下雨了，說也奇怪，天上下雨的事真的就被母親言中了。後來，我從書本裏便知道了母親生活經驗的積累原來包含著一定的科學道理。
我是1976年上高中的，上了高中後，父親就用舊鐵皮給我做了煤油爐，我可以自己動手做飯了，不再過著開水泡熟麵或泡菜饃的生活。有了煤油爐，煤油就成了我家的緊缺貨。每月定量供應的那點東西隻能維持家裏點燈照明，如果我帶走了，一家人就隻好借著月光湊合了。於是，如何節約煤油和怎麼能打上學校供應的開水，成了我上高中時最揪心的兩件事。首先按時打上開水用開水做飯就少費煤油，其次就是在煤油中加進去少量的鹽，這樣不但節約還可以讓煤油完全燃燒放出藍火，增強火的力度，最後就是算好一周的賬：一周至多隻能燒二兩煤油，千萬不敢超過這個指標。後來，我的父親不知從那兒搞到了一些柴油，柴油做飯雖然油煙很大，火頭不硬，但它的引進大大緩解了我做飯燃料短缺的問題。人世間的事情就是這樣的，急中生智，逼迫出法。如果不是煤油緊張，我們絕對想不出在煤油爐中加鹽的妙招，雖然我至今還不知道這個省油的原理是什麼，但這個做事的理念一直成了我潛意識的東西，我用它解決了人生中遇到的許多困難和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