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先民以開放的心態，走出去，請進來，自覺融入華夏文化主流，曆代土司利用司主的便利，進京朝貢，出山遊曆，送子弟外出求學，延請漢族文人進山講學，製定政策吸引商販工匠，這些方麵都開了曆史先河。新的經濟因素和文化因素的進入大大促進了土司地區的發展，如果說“陽春白雪與下裏巴人”是土家族先民與漢族歌風迥異的明證，則中國詩歌史上的奇葩“竹枝詞”，就是土家族漢族文學交流的光輝結晶了。曾引起漢族文人極大興趣的“巴人踏蹄之歌”如今謂之擺手、跳喪，還有哭嫁長調，乃是土家人對生命體驗發出的天籟之聲。司主打開山門，廣納人才，以至形成了“出山人少進山多”的良好局麵。光耀的作品在這方麵雖未重墨，然均有涉獵。
《土司王朝》是一部湘鄂西民族民間風俗史畫。
經濟的發展和政治的開明為文化的快速發展提供了可能，容美土司以開放而寬闊的胸懷，重視與漢民族經濟文化的交流，又善於吸收兄弟民族的先進文化，充實和發展自己。在文學和藝術方麵，世居武陵山地的土家族是一個以能歌善舞著稱的民族，古代的梯瑪神歌、毛古斯、儺堂戲、竹枝詞，以及傳承到今天的風俗節慶文化和獨有的擺手舞、跳喪歌舞、哭嫁歌、地方戲曲、山民情歌等，各以其獨特風格和藝術魅力成為土家族傳統文化藝術的精品，在中華民族文化長廊中占據耀眼的一席。《土司王朝》以大量筆墨生動地描述了土家族人民曆史文化生活的許多風俗畫卷。湘鄂西曆史上以巫風盛行著稱，作者在作品中杜撰了一個天賜梯瑪，他的額頭上生有天眼，能知來識往，人神互通，可說是無所不能。作品賦予他極大的能力，他的權威與土司不相上下，這一形象能給讀者帶來神秘、新奇和浪漫的感受。作品中信手拈來，寫了大量的生產、生活的知識和習俗，節慶節俗的由來和形態，增添了作品的民族學、民俗學、文化學價值。當然，我在愉快的閱讀之餘，也發現，其中的梯瑪在鄂西作著法事，唱的神歌卻往往是湘西的特色，而這一點，外地人恐怕是不易區分的。
《土司王朝》是一曲愛情和情欲的悲歌。
作品中上到土司下至平民，七情六欲，像山花一樣隨處開放，但他們畢竟處於封建文化籠罩之下，沒有幾對愛情之鳥能夠在狹隘的天空自由飛翔。田甘霖與覃楚碧的相濡以沫，田既霖對嫂子梅朵無望的愛，幺木匠與桂雲之死，若雲與淮月的偷情，白鶴仙女對少土司的戲弄，壺川與蘭婷的同焚，以及貴妃池裏的情欲等等，這些情與欲的雜相讓我們看到，土司之女隻是政治聯姻的工具，平民之女難以衝決層層羅網，所謂愛情大多成了情欲的犧牲品，倒是那些野合的偷情者還能發出幾聲本能的自由歡叫。從這一點來說，那種純潔、自由、淡定、動人的古典式民族愛情倒是寫得太少了一點。
《土司王朝》所涉史實較多，人物較眾，思路也開闊，作者能駕馭住小說之馬在預設的山地上馳騁，作品情節曲折，語言通俗，照顧到了當下小說市場受眾的興趣，可讀性較強。是目前我所讀到的直接以土家族曆史為題材的長篇小說力作，取得了書寫本民族曆史的成績，能使讀者產生出閱讀的快感。
《土司王朝》是一部以真實曆史為題材的小說。
作者在前言開篇即說：“在寫這部小說之前，我並沒有去想非得寫武陵山地的哪一個土司。”接著又說：“而我所寫的土司之境，雖然是容美土司之境，囊括的卻是整個武陵土司和土家人的曆史血脈。”作者的主觀願望是想借用容美土司之境之事，來表達自己對這段曆史的思想探索和美學追求，現在出版的作品在情節和時序安排上，基本史實、大的情節、主要人物、包括時間和地點等，幾乎都在容美有關史料中可查，這就出現了一個曆史的真實進入文學虛構之間的差異問題。我覺得，小說主要有以下兩點可以商榷：
一、我認為，容美土司曆史的主潮可以用八個字來概括：開放、愛國、重文、圖強。這也是“民族精神之內核”，也是它能成為“楚蜀各土司，惟容美最為富強”的根本原因。作品因為選截的是容美由盛而衰的晚期，似乎對這一主潮著墨難多。容美土司在湘鄂西邊地守土數百年，接受元明清曆代皇帝的封號，主動進貢，奉詔抗倭和接受征調，作為一個少數民族能在臥榻之側安睡數百年，這與土司執行的與漢地友好交往，臣服皇權，奮發圖強的政策是分不開的。對最後一任土司田旻如的描寫，也有可商榷之處，他是以土司子弟送入漢地接受教育，曾就讀於京師國子監，進入皇家侍衛，還受康熙召見，補直隸通州同知缺。在皇帝身邊當過差，用現在的話說，他在中央機關掛過職，又去漢地做過流官，在多個崗位上經受過鍛煉，是優秀後備幹部，應當是有新思想新作風見過世麵的人，皇帝派他回家鄉做土司，是有其希望和用意的。如果說山中的土司難免孤陋寡聞，那麼，一個長期在漢地做官，接受過先進經濟和文化熏染的流官回司任職，他的革故鼎新應當是讓人耳目一新的，起碼存在執政觀念的衝突，但他回到司地後的所作所為，在這方麵著筆不多，恰恰是他這樣一個人物充當了土司製度的送葬人，這是一個值得大書特書的人物，作者在這方麵的思考顯得不力，對這個人物的描繪是可以更多一些更深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