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3月，我和其時還沒有合並到《莽原》的《奔流》月刊的二位編輯，又匆匆南下，到廣州、武漢組稿。其時，我們雜誌的主編，也已和全國不少的純文學期刊主編一樣，開始意識到商業大潮將要對文學帶來的衝擊了。因之，我此行的任務，不僅要組稿，還多了另一項工作，就是要一路地留意、觀察和搜集一下當時全國眾多的期刊及報紙，在商業大潮下將會有什麼動作和新舉措。那時還不像後來，文學被困境逼壓著，必須要有應對的措施。其時，還在積極地趕潮的。那時候，一下如雨後春筍般，湧出各種通俗文學刊物和小報，勢頭之迅猛，大大超出我們的想象。在廣州街頭，頻見的地攤兒上，各類小報、期刊，標新立異，字體和畫麵醒目怪異，凶殺、探案、情婦、美女充塞了版麵。我顯然是不能做到各類都給買下，隻能是選擇性地搜集了一些。之後，在我們《莽原》也開設了“域外選萃”欄目，刊發國外長篇小說，主要是暢銷的。
其時，文學陣地很快就開始失守了。但各期刊也已開始有了市場的意識。那時，已扛不住市場經濟的衝擊，停刊的文學期刊物有《昆侖》《漓江》《小說》。而改變了辦刊宗旨，為適應市場的期刊有《天津文學》易名為《青春閱讀》，更偏向了年輕讀者；《湖南文學》易名為《母語》，是在向文化傾斜；《新港》成《文娛世界》；《百花洲》成女性文學專刊；《文學世界》則成了中學生雜誌，等等。
1998年，我參加了《作品》在珠海召開的“全國省級文學期刊生存與發展研討會”，並也應會議要求，做了“文學期刊如何走出困境”的發言。其實，因在九十年代中後期，隨著市場經濟深入推進，國家財政已開始減少對純文學刊物的撥款，甚至出現“斷奶”現象，而同時，大文化的市場也已開始形成，文學期刊的困境，已是日漸顯現了。在 1996年，已由《廣西文學》率先發起舉辦了全國省級文學期刊生存與發展研討會。次年，同樣主題的會在杭州召開。而之前，已約定好的第三次、第四次會則沒開下去。原因是此類的會，並不能解決實際問題，而隻成了抱怨會訴苦會。隻是到了1998年，廣州《作品》又接續開了一個這樣的會。之後，類似的會，局部的有，全國性的也就沒有了。
那時，《莽原》也如全國文學期刊，開始琢磨各種點子，尤其希望打出一個什麼旗幟，像《鍾山》的“新寫實”一類，占領文壇和讀者市場。身為作家的張宇，其時為《莽原》主編，因他在《上海文學》看到，史鐵生所寫的那篇著名的文章《我與地壇》，原是以散文稿給《上海文學》的，而《上海文學》卻把這篇稿放在小說的欄目刊發了，而且效果還不錯。那一年，我們《莽原》便設置了一個欄目，也就是跨文體寫作欄目——“內部的遠方”，就是要有意打破體裁對作品的約束。在其時，聽說評論家何向陽有一部十幾萬字的理論著述是以小說形式完成的，大家就特別興奮，我前去約稿。雖是得知此傳說有訛，可在約稿時，也隨之提出相應的要求了，就是希望作者真能將一些小說的因素諸如帶有情節性的敘事，也揉進理性的文章裏。而何向陽那一係列張揚理想主義、厘清人文精神被曆史遮蔽的文章，以當年的荊軻刺秦王故事、以悉達多的在路途、以孔子的遊曆等，作為文章原初的具有實證精神的基本框架，而與在事隔千百年後，“我”——作者本人，對當年典籍的實地考證，及與在考證時今時此刻的“親在親曆”，及謁拜時的心理等等這樣的現實的情景相交融，構成了一篇篇生動而有魅力的文字。何向陽也是由在此欄目所刊發的文章，一下引起了全國文壇的關注。
1998年，我參與主持的“《莽原》周末沙龍”欄目，有一期的話題，也是“關於跨文體寫作”的。其時的主編張宇，將那一期“關於跨文體寫作”的觀點，發表在《人民日報》上了。文章談到：“二十一世紀，將是一個跨文體寫作的新時代嗎？”“當文體被分門別類到細得不能再細的時候，就走到了文體創造的末日。”“如果回想近當代的敘事的發展過程，我們發現了這樣一個事實，像植物雜交和動物雜交一樣，文體也出現了雜交現象。”“跨文體寫作就像在自己的身上也插上別人的翅膀一樣，再也不是為了形式和形象，而是為了表現的實用，為了更自由的飛翔。”——這便是《莽原》最早明晰地將“跨文體寫作”的提法，表現在媒體上。而在1999年新年開始，“跨文體寫作”的相關欄目，也在其他期刊上同時亮出，比如，像《大家》的“凸凹文本”，像《花城》的“實驗文本”等等。
其實，期刊間，也並未有事先的預約，而是因各期刊都正麵臨類似的困境，以及都正在走著相同或相近的路，而有著同樣一種自然生成的過程吧。
很快，由期刊挑起的這種“跨文體寫作”熱潮，就遭到被冷落的境遇了。“跨文體寫作”的風潮，雖是各期刊想以此刺激已開始麻木和委頓的文學神經，但也隻若給文壇的一支興奮劑，難蹈文學的大潮了。
多媒體致命一擊，尋找文學出路
2012年，還是那次在長沙的“新媒體時代文學期刊的生存與發展”的論壇活動，作為主辦方的長沙市作協主席何立偉，不隻邀約了期刊主編，還約請了作家參加，就是期望對文學要麵臨的問題，從多個層麵來探討。
其實，可以說，真正對文學產生致命一擊的，還是商業與多媒體的合謀。我們知道，上世紀60年代就預見了數字化生存而被譽為時代先知的麥克盧汗曾談到：任何媒介對個人和社會的影響，都是由新的尺度產生的；任何一種新技術，都要在我們的生活中引進一種新尺度。亦即：我們塑造了工具，工具又塑造了我們。也就是說，電子技術帶來的媒介——傳統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不隻大大削弱了紙質文學期刊和文學的功能，最終還因為，電子時代所滋生和培育的新的價值觀念和消費觀念，影響和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了。
在那次的會上，作家熊召政便談到，我們也不用那麼悲觀，人類自身有糾偏的能力。說到甲骨文在作為傳播工具時，有運輸甲骨文、收購甲骨文的；當竹簡、絲絹出來後，幹甲骨文行業的，就全都失業了；在東漢末年，造紙業出現時，絲絹退出傳媒。從甲骨文到網絡，已是經曆了五次更替，而每一次都無法挽回。說到紙媒還不是關鍵問題，關鍵是娛樂時代的到來，也就是說在現在，幾乎所有的小孩兒都想當歌星。也正像前麵提到的麥克盧汗所說到的，技術工具的變革，顛覆了人們傳統的生活方式。
其實，文學自身的發展，也一直在適應著時代的變革。正像由唐詩宋詞，到元戲曲，又到明清小說，又到網絡文學……
然而，我們辦紙質文學期刊的，在還沒有充足的資金可自行其是時，還必須要麵對多媒體的衝擊，及讀者市場的壓力。而即使有更多的資金做支撐了，對文學正麵臨的一些根本性問題，也還是難以解決。
這麼些年來，也一直在思考，文學是否真能通過自身的改變，可以適應現時代，真能找到一種文體，可與其他的媒體抗衡？事實上，在電影時代到來的時候，法國作家就提出了，在電影時代小說該怎麼寫的問題。也正是基於此，產生了法國新小說。就是想要讓小說向詩歌的方向發展，以更注重表達人物的內心感受，區分開電影的功能。其實，前麵提到的“跨文體寫作”，在某個層麵上，也是期望小說能以開放的結構，以敘事的隨機性，融入更多豐富的信息，獲得與讀者的親和力，使閱讀變得更輕鬆。
說到底，文學的基本的功能，比如：表達的需要，想象力的再現，對現實的反映等等，都還不會有根本性的改變，主要還是介質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