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城裏漂泊了多年，終於分到一間屬於自己的房子，是1993年11月15日。根據市政府規定：每年的11月15日，全市樓房的暖氣設備開始供暖。我住的雖是老式的筒子樓，牆壁上照樣有一溜漆成銀灰色（像飛機的顏色）的暖氣管。我站在空蕩蕩的房間裏（與我相伴的是前任房主遺棄的一小堆垃圾），撫摸著逐漸增溫的暖氣管道（裏麵有沸水循環流動）百感交集：我在這座城市的個人生活終於進入一個溫暖而有保障感的階段。
每年的11月15日，都人為地劃分了自然季節。從這一天開始——在北京人心目中，就進入冬天了。人們需要考慮過冬的方式了。市民的居住環境被嚴格地分為兩種：住樓房的與住平房的。凡是樓房都有暖氣供應——不失為某種優越感。至於平房（包括舊式的四合院），則需要提前儲存大量的蜂窩煤，以便生爐子取暖。所以對住平房的，單位會補貼一定的煤火費。凡是住入樓房的，從此便與蜂窩煤無緣，因為北京的樓房大多帶“雙氣”（煤氣和暖氣），他們欣然地與一個灰蒙蒙的舊生活告別，並且憐恤地關注著搶購蜂窩煤的平房居民在濃烈的人間煙火中掙紮。
在搬入樓房之前，我有過租平房住的漫長經曆——每逢冬至則暴露出弊端——怎麼取暖過冬是很傷腦筋的問題。南方人一般是不太會生煤爐的——尤其是有許多高超技巧，譬如怎樣封火，以便上班回來後打開爐門，就能使爐火複燃。我試過幾次，可每次下班推開家門就感到寒氣森森——煤爐早已令人泄氣地熄火了。重新點火不僅費事，而且費時間——至少要兩小時後，室內的溫度才能轉暖。臨睡覺前仍然需要給爐子封火。這一切真是太難伺候了。我總是看見工人出身的房東手腳麻利地用濕煤餅封上火，然後甩上門頭也不回地上班去了。徒有羨魚情，卻無法退而結網。在北京的平房裏過冬，我這個外省來的讀書人，是很尷尬的。這是屬於冬天的尷尬。幸好單位的辦公樓裏有暖氣，我每天總在樓裏滯留到很晚，從不缺勤，以至領導跟我開玩笑：“辦公室在你眼中相當於賓館了吧。”這就是暖氣對我的吸引力。就像一首流行歌曲唱的：我想有個家——但這必須是個帶暖氣的房間，有暖氣才稱得上真正的家。
所以我搬進沙灘北街的筒子樓，那份進入了天堂般的喜悅，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永遠記住了1993年11月15日，暖氣進入了我的生活，我也算終於擺脫了冬天的圍困及其尷尬——我可以滿麵春風地過冬了。我住的是文化部後院，有一座陳舊結實的鍋爐房，據說這一帶的暖氣供應，全靠鍋爐房日夜燃燒——把沸水通過暖氣管道輸送到每個家庭。因而院內還有一片空地，每年冬至之前，便有整車整車的煤卸在這裏，供燒暖氣用。第二年春天，半層樓高的煤堆也消耗殆盡。人類就是這樣向大自然索取光與熱的。走在寒風凜冽的街道上，仰望著樓群裏那一扇扇燈火通明、溫暖如春的窗口，精神不禁為之一振。
我同樣想深入這座城市的記憶，了解舊時代的北京人是怎樣過冬的。在林語堂的筆下有所記載：“人們逃進了掛有厚棉門簾的大門內，門簾上有木板加固以防寒風吹得它嘎嘎響……屋子裏是用炭火盆取暖。燃燒的木炭放在廚房中，直到不冒煙了再放入銅盆裏，蓋上熱灰。窗戶用厚實、耐用、柔軟的紙蒙住，可用來隔離冷風和熱氣。真正的禦寒措施要屬土炕。那是修在屋內的臥榻，通常是順著屋子的長度而設的，能有七八英尺寬，和一般床的長度一樣。這種炕用泥和磚築成，生火和通風都在屋外，白天它的功能是代替坐椅，晚上才用作床。不富裕的家庭，取暖設備很有限，冬天裏可能全家人都擠在一個熱炕頭上睡覺……”駱駝祥子是這樣過冬的，八旗子弟也是這樣過冬的。再往遠點想，曹雪芹恐怕正是趴在這樣的炕桌上，一邊嗬氣搓著手，一邊斷斷續續地用蠅頭小楷寫下了《紅樓夢》。北京的冬天喲。
現代人是幸福的，可以在帶暖氣的房間裏過冬，一進門還需脫下外套，在室內僅需穿一件毛衣——他們是無法想像舊時代冬天的嚴酷。北京城裏的最後一座土炕，恐怕也已經拆除了。在冬天，我們享受著溫室裏花朵的待遇。有一個下雪天陪外地朋友逛故宮，忽發奇想，仔細觀察殿堂裏的陳設，發現禦寒用具也不過幾隻銅炭盆和手爐腳爐之類——跟今天的生活相比真是太落後了。皇帝也不過如此。回到帶暖氣的樓房裏大家感慨良多：看來我們比那個時代的皇帝還要幸福。於是多了一份比較而言的優越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