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事難，做壞事也不易
如果說美國政治——甚至進一步說，民主政治——存在內在危機的話，這個危機的核心並不是什麼貪婪政客綁架公眾利益，不是Underwood們或者Raymond們馬基雅維利式的陰謀詭計，而是代議製雖可以表達民意（民主的基本含義），但是當民意本身極度撕裂時，它很難彌合這種撕裂，甚至可能因其內置的動員機製而惡化這種撕裂。
另一方麵，在這個體係裏，一個政治家想要做成禍國殃民的壞事可也沒那麼容易。盡管為了收視率需要，《紙牌屋》將邪惡的Underwood塑造得無往不利（為此不得不將他身邊的幾乎所有人——上至總統、國務卿，下至保安、記者——塑造成智商50的玩偶），但它還是間接展示了美國政治的複雜圖景。那不是一個垂直的金字塔體係，而更像是一個縱橫交錯的平行蜘蛛網。
即使在《紙牌屋》裏，這個蜘蛛網的遊戲規則也是如此：總統不但不可能製止媒體報道捕風捉影的政府醜聞，就是醫生給他開過什麼藥都必須作為“政務信息”全盤公開；麵對洶湧民意，總統不得不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指定獨立檢察官調查自己，而這個氣勢洶洶的檢察官可以對總統、副總統、華爾街大亨、外國大亨咄咄逼人地窮追不舍；來自國內外的“黑金勢力”也許可以階段性影響美國選舉，但一旦遭遇媒體這個無冕之王，往往就潰不成軍；黨員個個都“無組織無紀律”，“黨鞭”試圖在議案通過之前“統一思想”時，必須各種威逼利誘下跪磕頭；不管政客如何玩弄權術於股掌之間，選舉（在《紙牌屋》這兩季體現為國會的中期選舉）永遠是遊蕩在其頭頂的幽靈……
從這個角度說，乍一看《紙牌屋》是美國政治的“高級黑”作品，但再一看它似乎也可以被視為一個“高級白”作品。
好萊塢的科學與膚淺
當然，大多數人沒有耐心觀察《紙牌屋》裏的深層遊戲規則，更多人看到的是遊戲本身：色情、謀殺、謊言、複仇……所有這些刺激元素共同投入《紙牌屋》的火鍋，觀眾吃得酣暢淋漓。豆瓣上有篇標題叫作“弗蘭克教你成大事必先成為偽君子”的《紙牌屋》評論。從莎士比亞到美劇，從羅馬興衰到大國崛起，將一切故事和曆史詮釋成“厚黑學”注腳，還真是完成了外來知識的“地方性轉換”。
不過這不能怪觀眾理解力不足。事實上好萊塢工業機器在長期製造這種膚淺。一個接一個陰謀論電影電視劇魚貫而出，完成對觀眾智力和道德的雙重按摩。走出電影院或者關掉電視、電腦屏幕的觀眾——那些處於社會撕裂的這個或那個陣營的普通人，並沒有因此而增加就公共政策理性協商、辯論和妥協的意識——雖然這些才是現實政治所迫切需要的，而是懷著更深的幽怨將所有政治責任一股腦兒推向他人。在下一次政治對抗中，他們將更加理直氣壯，更加悲情，從而進一步惡化政治僵局。哦，那些壞人！
但這似乎也不能完全怪好萊塢。據說好萊塢劇本寫作大多非常“科學”。從導演演員的選擇，到劇情的設計，都有大量票房曆史數據的依據。也就是說，是市場而不是好萊塢編劇的主觀意願決定了這種膚淺。市場表達了人們對智力和道德催眠的偏好，好萊塢則進一步惡化它。
當然，要求娛樂作品承擔化解社會矛盾的功能也許是苛求。據說一個好的影視作品應該朝不同的詮釋開放，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愛吃火鍋者見火鍋。從這個角度說，《紙牌屋》的確是優秀作品。有人從中看到了厚黑學，有人從中看到美國政治入門教材，有人看到了莎士比亞，有人看到了《紅樓夢》——如果你想看到《蠟筆小新》，估計也能看到。
不過，在詮釋的羅生門裏，“好看”才體現導演對觀眾的最基本尊重——中國話叫作“尊重市場規律”。在這一點上，《紙牌屋》值得觀眾致敬，它的大熱也合情合理。沒有一句台詞是廢話，增之一分則太多，減之一分則太少；演員們的表演——尤其是KevinSpacey——簡直是爐火純青的華爾茲；劇情自然是跌宕起伏，領著觀眾在緊張、歎息、憤怒、希望、憐憫之間穿行起伏。和很多人一樣，我反正是現在開始就搬著板凳伸長脖子坐等第3季。著急啊，Underwood怎麼還不死，他什麼時候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