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日留痕》電影與小說對比解析
風格與特色
作者：魏文
[摘 要]由詹姆斯·伊沃裏執導的電影《長日留痕》（1993）改編自英國小說家石黑一雄的同名著作。電影分別在敘事手法和故事情節兩個不同層麵對原著進行了改編，這些變化使得電影和原著在主題上表現出迥異的政治取向。影片淡化了原著所蘊藏的政治內含，同時又強化了原著作者所試圖解構的曆史懷舊情感和本質論的民族神話。從這個意義上講，電影可以被視作一場懷舊式的英倫文化之旅。
[關鍵詞]《長日留痕》；敘事；情節；懷舊；民族神話
電影《長日留痕》（The Remains of the Day，1993）改編自英國當代著名日裔小說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的同名著作。影片由以拍攝“英倫風格”電影而聞名的導演詹姆斯·伊沃裏（James Ivory）執導，著名演員安東尼·霍普金斯和艾瑪·湯普生擔綱主演，主要講述了在英格蘭一處鄉間豪宅達靈頓府當管家的史蒂文斯驅車去往英國西部的旅程以及在旅程中史蒂文斯對自己人生往事的回述。如同原著小說一樣，電影在問世後也廣受市場和學界的好評。1993年，影片獲得了包括“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主角”在內的總共8項奧斯卡獎提名，從而躋身經典影片的行列。
值得注意的是，電影在不同的層麵展現出和原著小說的差異。而正是這些差異使得電影和原著在主題上表現出迥異的政治取向。可以說，電影淡化了小說所反映的社會曆史背景，緩和了其具備的社會批判效力，消解了其產生的顛覆力量，最終忽略了其發出的政治訴求。本文從敘事和情節兩個不同的層麵，詳盡分析電影對原著的改編以及這種改編所造成後果。
一、敘事層麵的差異
和原著相比，電影在敘事層麵上的變化首先體現在敘事時間的改變。小說敘事的時間發生於1956年，而電影則將其推遲到1958年。敘事現在時所處的曆史背景變化從宏觀的角度改變了作品的政治內涵。眾所周知，1956年埃及宣布收回蘇伊士運河的控製權，從而與英國發生了外交衝突。“蘇伊士運河”事件也標誌著大英帝國的徹底衰落，英國作為世界霸主的地位也隨之被美國取代。小說《長日留痕》的外部敘事框架正好與此關乎英國民族形象和國家地位的重大曆史事件相呼應。雖然小說中並未直接涉及此事件，但其中諸多情節和描述都被評論者們置於上述社會曆史語境中進行解讀，並被視作是對帝國衰敗這一事實的隱喻或指涉。[1]
然而在電影中，整個故事卻發生在1958年。電影的男主角、此時已邁入老年但依然在英格蘭鄉間豪宅達靈頓府當男管家的史蒂文斯收到了來自曾經的同事肯頓小姐的一封來信。在信中，達靈頓府曾經的女管家肯頓小姐（現在已是“貝恩太太”）表達了對往昔在達靈頓府同史蒂文斯共事時光的懷念。史蒂文斯在府邸主人美國人劉易斯先生的鼓勵之下，決定去英格蘭西部會見肯頓小姐，和她商討重返達靈頓府工作之事宜。隨著史蒂文斯對往事的回述，觀眾逐漸知曉，原來史蒂文斯和肯頓曾經相互傾慕，但最終未能結下良緣。因此史蒂文斯此次英格蘭西部之行絕非僅僅是“工作的緣由”。然而，電影對敘事時間框架的改變——從對英國來說充滿重要曆史意義的1956年變成平淡無奇的1958年——卻切斷了故事的外部聯係，解除了對電影情節進行曆史解讀的可能性，從而最終削弱了作品的政治內涵和社會批判潛力。相反，史蒂文斯和肯頓小姐若即若離且最終未能圓滿的情感故事成為電影的敘事主線，這也部分導致電影敘事不再像小說那樣，可以被視為一個對“帝國時代”英國貴族特權階層及其所代表的階級社會意識形態的反諷文本，而僅僅是一個“感人的愛情故事”[2]167，一個20世紀大眾文化消費產品。
電影在敘事層麵對小說的改編還表現為小說中第一人稱不可靠敘事者的消失。小說的主人公史蒂文斯是一個典型的不可靠敘事者。[3] 不可靠敘事既是小說《長日留痕》的一大敘事特點，更是作者石黑一雄顛覆英國文學敘事傳統，從而消解其所表征的本質主義英國民族認同的重要途徑和方式。例如，在小說中史蒂文斯把自己對管家工作的過分執著以及對主人達靈頓勳爵的盲從和愚忠升華成一種職業尊嚴，同時將這種“尊嚴”視作英國民族認同（即“英國性”）的對等物，從而把“英國性”定義為一種與生俱來同時又具有排他性的本質。然而史蒂文斯作為管家的工作卻並不如他聲稱的那般高尚，作為達靈頓勳爵的仆人，他最終成為其支持納粹擴張、把英國引向戰爭的幫凶。可見，小說的第一人稱不可靠敘事所產生的強烈反諷效果，不但有助於塑造史蒂文斯既可憐又可悲的形象，同時在主題層麵深化了作品對“英國性”這一頗具複雜性的問題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