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恐懼到溫情：莫言文學故鄉的影視轉換
風格與特色
作者：宋學清 朱智琳
[摘 要]《白狗秋千架》是莫言早期作品中影響較大的一部，尤其在學界引起了極大關注。該作品在2003年被導演霍建起改編成電影《暖》取得了巨大成功，先後榮獲多項國內外大獎，贏得了世人的普遍關注，成為新世紀文學作品影視改編的一個成功案例。從《白狗秋千架》到《暖》不僅僅是藝術類型的一次簡單轉換，它們在藝術語言、敘事方式、人物形象、審美情趣、主題思想等方麵都發生了重大變化，甚至可以說它們僅是在故事情節上具有相關性的兩個彼此獨立的文本。作家莫言與導演霍建起在藝術追求、創作意圖、美學理念等方麵的差異通過對文學故鄉的不同表現方式得以全麵展現，同時我們也可以透過這種差異去深度思考文學作品與影視藝術之間的內在關聯性。
[關鍵詞]恐懼心理；精神還鄉；懷舊主題；消費主義；民間立場
2003年，導演霍建起將著名作家莫言的短篇小說《白狗秋千架》改編成電影《暖》，電影發行後引起了巨大影響，並先後獲得2003年東京國際電影節金麒麟獎、中國電影華表獎、中國電影金雞獎等多項大獎。這是繼1987年張藝謀改編電影《紅高粱》之後，莫言作品被改編成電影最為成功的一次。但是電影《暖》在原著基礎上的改編力度遠遠超過《紅高粱》，它與《白狗秋千架》的關聯性極為薄弱，它僅僅保留了小說中的大致框架與結構，對小說的情節、人物、語言等要素，甚至故事發生地點都進行了較大改動，這種改編蘊涵著文學與影視、作家與導演間的巨大藝術差異。
一、童年創傷記憶的精神彌合與知識分子的精神還鄉
《白狗秋千架》是莫言開始文學故鄉“高密東北鄉”建構的第一部作品，這一文本的出現充分展示了國外文學資源本土化的一次成功嚐試。莫言通過福克納《喧嘩與騷動》中的“約克納帕塔法縣”發現“一個作家，不但可以虛構人物、虛構故事，而且可以虛構地理。於是我就把他的書扔到了一邊，拿起筆來寫自己的小說了。受他的約克納帕塔法縣的啟示，我大著膽子把我的‘高密東北鄉’寫到了稿紙上”[1]。於是便有了《白狗秋千架》，開始了“高密東北鄉”的文學建構。同時影響《白狗秋千架》文學創作的還有川端康成的《雪國》，《雪國》中的“一隻黑色壯碩的秋田狗，站在河邊的一塊踏石上舔著熱水”，令莫言豁然開朗頓悟到：“原來狗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寫進小說，原來連河裏的熱水與水邊的踏石都可以成為小說的材料啊！”[2]正是在川端康成的指引下，莫言關於“高密東北鄉”的文學記憶在《白狗秋千架》中這樣拉開了帷幕：“高密東北鄉原產白色溫馴的大狗，流傳數代之後，再也難見一匹純種。”“狗”在小說中既是一個情感線索，也是一個行動元，更是拉近故鄉記憶的風物媒介。這是莫言與文學故鄉的一次成功初見，進入故鄉的莫言起筆便表現出敘事的從容與 節製。
關於《白狗秋千架》的主題莫言曾說過：“這是一篇懷舊的小說，主題是還鄉。”[3] 在小說中莫言延續了中國現代文學基於魯迅的知識分子精神還鄉主題，講述了“我”的一次尷尬傷感的還鄉經曆。《白狗秋千架》的故事曾在1985年3月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係關於《你怎樣走上文學之路》的問卷調查中出現過，莫言在名為《也許是因為當過“財神爺”》[4] 的課堂作業中講述了一個與《白狗秋千架》幾乎相同的故事。在這篇帶有自我反省意識的作業中，莫言以當時自己的真實身份（當兵十年的解放軍藝術學院學生）介入其中，講述了一個帶有自傳色彩的還鄉經曆。同一個橋頭，同樣粗魯暴躁的啞丈夫，類似的故事情節，隻是沒有了白狗，沒有了瞎眼，沒有了曾經的愛戀，沒有了高粱地裏借種的狂野，健康樂觀的王冬妹取代了陰冷心灰的暖……《也許是因為當過“財神爺”》在自我反省中，最為重要的是突出了20年前“我”與冬妹過年扮財神爺乞討的經曆，正如莫言所言，他的很多作品“就是一個被餓怕了的孩子對美好生活的向往”[5]。無疑，莫言的還鄉最終是為了重拾自我的本真，不是以知識分子的視角去審視鄉村，而是以民間視角反觀自我，最終實現以文學的方式重返童年故鄉，並以此彌合饑餓帶來的創傷記憶。而在《白狗秋千架》中，莫言將“我”與暖青年時的記憶籠罩上一層朦朧愛意，童年的饑餓被青年的愛情取代，拜訪王冬妹的童年溫暖記憶被暖的執迷引發的倫理困境取代，借此提升了小說的思考層次與深度。知識分子的精英意識在“祥林嫂”與“暖”們的質疑與要求麵前瞬間崩塌，知識分子的還鄉經曆因“閏土”與“暖”們的墮落與掙紮而暗淡無光，懷舊與倫理恐慌彼此交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