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朝廷曾有個統計，從允許洋人傳教的條約簽訂後到庚子事變前，外國的洋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教、東正教等來華的外籍傳教士已有3200多人，入教的中國人達八十餘萬，教堂遍布全國城鄉。而從那時起，全國大大小小的教案就接二連三的發生。
自從秦始皇用“書同文、車同軌”的觀念統一中國的同時，其實也做著統一中國人思想的事。這事不但做了（焚書坑儒），也基本做成了。漢武帝之後，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景象一去不複返了，中國的政治發展史上，再也沒有出現孔子、孟子、老子、孫子、莊子這樣偉大的思想家。即便後來也有如朱熹、王陽明等偉大的儒學家，但其實也是在固定的框架內運行，再也沒能出圈。因為從秦始皇起，統治者開始把中國人的思想和思維統一在自己的統治軌道中。所以中國人的聰明智慧隻好都用在文化藝術的範疇，從那時起，中國的文學家、藝術家多出來了，而政治改革家就很少了，即便有也多大是失敗者。
與此同時，世界上的其他文明國家，如古時的希臘、古羅馬等則都在政治文明上有了很大的改變。他們遲遲無法做到大一統，別說思想了，連山頭派係都擺不平，隻能搞利益交換和製衡。所以在奴隸製尚存的時候，他們就對國家政權開始了權力的分割與製衡，以求讓各派係勢力均衡。盡管發展的過程中出現過若幹次的反複，但因為山頭一直不能歸一，所以西方的發展方向是一直沒有改變。
這些一件接著一件出現的教案，便是大一統的中國思維和西方製衡思維的碰撞，固守千年傳統的中國人，麵臨外來思維時不可避免的衝突。當然小老百姓是不懂這些的，所以流傳頗廣的謠言，成為了教案發生的必然要素。每次都是傳言教堂迷拐孩子作藥引子，每次都是殺傳教士和教徒、燒教堂，每次的結果也都是朝廷說點不著邊際的理由，再殺個把替死的老百姓償命、再賠點錢了事。這種事的巔峰是義和團，但是之前已經預演過無數次，每次的模式都差不多，其背後無外乎是官府鼓動、士子策劃、平民出頭的驅除洋人的小伎倆。洋人沒有被趕走，中國人到是流了一次又一次的血。
傳教和教案不是一家的事，西方列強幾乎是個個有份，之所以崇厚每次見到的都是豐大業，則是因為法國和其它國家有點不一樣。中國人常見的洋人，主要上英、美、法、俄四家，美國內戰，俄國被果興阿打殘之後，便主要就是看法國和英國蹦達了。別的事情上，英國都比法國蹦達的歡，唯獨傳教一事上落了下風，因為英國主要是新教，而法國則是天主教。
一神宗教本來便具有極強的擴展性，其中天主教的擴張性尤為突出，堪稱世界第二。雖然十幾次東征都失敗了，但是作為能和綠教比劃一下的存在，豈能等閑視之。能為了宗教發動大規模戰爭的，自然沒有一個是省油的燈。奧斯曼帝國是不行了，他都西亞病夫了，自然沒辦法再出來傳播宗教，但是法國明顯可以。而且法國發現了一個非常好的市場，擁有四億人口的中國，絕對是他們傳教的天堂。若是能拿下中國，教皇的疆域將擴大四分之一，而且可以一下多出許多的紅衣大主教。
中國是一個眾神信仰的國家，而且小老百姓的信仰還很功利。今天可以為了求雨給龍王爺上供，明天就能因為沒下雨，揍龍王爺一頓。在西方人的眼裏，這就是沒有信仰，所以他們都非常的積極，而且自信滿滿，覺得他們一定能拿下中國人，擴大上帝子民的麵積。《中法北京條約》簽訂後，法國傳教士就以極大的熱心和勇氣向中國內地各省滲透，那些傳教士曾喊出過一句讓當時的中國人聽著很可怕的口號“在中國每個山頭及每個山穀中設立光輝的十字架”。道教和佛教在中國幾千年了，從來沒有達到這樣的境界，你一個外來的宗教借著公使和條約的力量就要這樣，完全是不給本土宗教活路了。而且這些傳教士都具有一定的特權，還總幹涉地方行政，上至大夫下至黎民，把傳教士與鴉片同樣視為邪惡和不可接受的東西。
傳教士的境遇可不比北滿州的小彼得強多少，敬天法祖的中國人，對他們不拜祖宗罔顧人倫的那一套東西根本不來勁。不修今生，不修來世，還天天說老子有罪，我瘋了才信你這鬼東西。發展不出信徒的傳教士們，被逼無奈拿出了大殺器——花錢買教徒。入教有錢賺，這入教的人可就來了，信不信的擱一邊，反正是有錢賺了。“打零工”的教徒，可沒幾個正經人，正經人誰會為了錢賣祖宗啊！傳教士說話不招人愛聽，他們又弄了一大群地痞無賴在身邊，大家對他們可就更差了。他們再仗著特權欺負一下地方官府和百姓，可就更招人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