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我和幾個漁棚之外，上灘已經淹沒在二十英尺深的水下。不過，柯西度假酒店還矗立著。算是矗立著吧。看起來好像在往後傾斜—遠離颶風和不斷揚起的沙。海濱可以給人去樓空的房子帶來如此奇怪的變化。你會在台階上發現最漂亮的貝殼，好像散落的花瓣，或是星期天禮服上的裝飾，你會納悶它們從何而來，畢竟離海還有那麼遠。門廊拐角處和扶手欄杆間積起的沙堆比海灘上的沙更白，更光滑，好像二次精篩的麵粉。露台周圍的毛地黃長到齊腰高；玫瑰本是一向厭惡這裏的土壤，如今也瘋長起來，比黑莓還要多刺，甜菜般紅豔的花朵會開好幾個星期。旅館的木牆板看起來好像鍍了銀，脫落的油漆像未擦拭的茶具上的斑紋。雙層大門上了鎖，目前為止門上的玻璃還沒被打碎。沒人忍心這麼做，因為玻璃會映出你的臉和你背後的風景：耀眼的海灘上成畝成畝的香蔥，銀幕一般的天空，還有一心想要擁有你的海洋。別管那外麵的孤獨，隻要往酒店裏麵一看，就會發現它似乎肯定能讓你快樂得神魂顛倒，並且帶給你所有摯友的陪伴。還有音樂。百葉窗的合頁發出的聲音像吹破了音的小號，鋼琴鍵上迸出一個四分音符壓過了風聲，於是你便注意不到縈繞在大廳和密閉房間裏的傷痛。
我們這裏的天氣大抵是溫和的，光線卻十分奇特。早晨還很黯淡，中午漸漸變成白晃晃的，不到三點顏色就狂野得可怕。翡翠色和寶石藍色的海浪互相擊打，揚起無數泡沫，簡直可以在裏麵洗床單。傍晚的天空看上去則像來自另一個星球—毫無規則可言，太陽可以盡情地變成李子一般的紫，雲彩可以變得罌粟一樣紅。我們的海灘就像白糖，西班牙人第一次來到就這麼覺得。他們把這裏叫作“蘇克拉[3]”，時間一長被當地的白人念成“蘇克”。
誰都覺得這裏的氣候是無盡的享受，除了罐頭廠的氣味飄上海灘、飄進酒店的時候。那時遊客們才知道上灘人每天要忍受的是什麼，他們以為就因為此，柯西先生才把家從酒店裏搬了出來，在莫納克街蓋了那棟大房子。以前魚腥味在這一帶並非什麼大不了的事。就像沼澤的臭氣和廁所的氣味一樣，魚腥味不過是給感官增加了一點多樣性。但到了六十年代就成了一個問題。新一代女性抱怨魚腥味熏了她們的衣服，倒了她們的胃口，還破壞了她們理想中的浪漫。也就是在那個時候，全世界都開始認為隻有香水是鼻子應該聞到的氣味。我記得維達想盡法子安撫一個著名歌手的女朋友，她一直抱怨牛排吃起來全是海螺的味道。這傷了我的心，因為我的廚藝從沒出過問題。後來，柯西先生對別人說，他的生意就是這麼毀掉的—白人騙了他，讓他買下整個海灘，而罐頭廠就在旁邊，那地方根本賺不到錢。魚腥味讓度假酒店成了笑話。但其實我知道，籠罩上灘的魚腥味一個月也就飄到蘇克灣一兩次，而且十二月到來年四月不捕捉螃蟹，罐頭廠也停業，那味道就徹底沒有了。事實不是那樣的。不管他跟別人怎麼解釋，他的度假酒店被毀掉其實另有原因。是自由，梅說。在她公公失去興趣之後，她盡力維持著酒店的經營。她相信是民權運動毀了她一家，也毀了他們的生意。她的意思是，黑人更熱衷於去炸掉城市，而沒有心思來海邊跳舞了。這就是梅，她起初隻是固執，後來就成了偏執。事實上，四十年代吹噓自己去柯西酒店度假的人，到了六十年代開始吹噓去了君悅、希爾頓，或者坐遊輪去了巴哈馬和歐丘裏歐[4]。說真的，魚腥味也好，取消種族隔離也罷，都不是原因。別提那個抱怨吃到海螺味牛排的女人，如果能聽到威爾遜·皮克特或者內莉·盧切唱歌，讓客人坐在廁所旁他們也會願意的。況且，在擁擠的舞廳裏聽著《海港之光》，和舞伴緊緊貼在一起，誰又能分清是什麼味道呢。梅每天都在抱怨馬丁·路德·金給她惹了麻煩，可那時候酒店還在賺錢，隻是來的客人不同了。聽我說：要怪得怪別的原因。何況，柯西先生是聰明人。他在這裏幫助過的黑人比政府項目四十年來幫助的還要多。而且，也不是他關了酒店，把七十五英畝土地賣給標榜“種族機會均等”的開發商，隻蓋出三十二棟連我的小破屋都不如的廉價房。至少我的地板是手工刨光的橡木，不是什麼光滑的鬆木。我的房梁就算不夠筆直，至少是夠年頭的真材實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