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盛極一時的唐王朝走向了衰弱瓦解。安史之亂後形成的藩鎮割拒局麵分割了帝國的土地，削減了帝國的財富。雖經憲宗朝的一度壓服藩鎮，但由於未能從根本上消除分裂的土壤。自穆宗時，由於朝廷處置失措，致使河北三鎮複叛。唐王朝不可挽回的向著覆滅的命運走去。當時“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而天子隻能“熟視不知所為。”
北方幾無唐王朝的立錐之地，惟有淮河以南諸節鎮，主要是東南各藩鎮還與帝國的中樞保持著密切的聯係，以其富饒的物產，豐厚的歲供支撐著唐朝的統治。
由於長期戰爭的破壞，作為全國經濟中心的北方已經走向了衰落的道路。而南方由於土地肥沃，氣候適宜，加之比較安定，開發迅速，經濟地位顯著提高。“江東諸州，業在田畝，每歲一熟，則旁資數道。”當時人這樣議論道：“今國家王畿諸夏，水陸綿地，四麵而運輸，明該之大貴根本，實在江淮矣。何者？隴右，黔中，山南以還，澆瘠嗇薄，貨殖所入，力不多矣，嶺南、閩蠻之中，風俗越異，珍好繼至，無不贍也，河南、河北、河東已降，甲兵長積，農原自任，又不及也。”以至於“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故明末大學者王夫之會說：“唐立國於西北而植根本於東南矣。”
正是由於江南關乎唐王朝的生死存亡，因此中央對於東南所采取的基本政策始終是嚴密控製，防止任何割據的可能性。因此當唐中央在全國的統治權威急劇下降的時候。東南藩鎮也依舊保持著對於朝廷的忠誠。唐王朝“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嶽、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而唐終不傾者，東南為之根本也。”
但是這種局麵是與唐朝中央政府的穩定所密切相關的，隻有保持一個有力的中央，才能有實力控製邊遠的東南。但是不幸的是，黃巢之亂的爆發沉重打擊了本來就已經孱弱的中樞。政府再也無法兼顧遙遠的東南，一場爭奪江淮的戰爭就此展開，而東南割據這個唐王朝的噩夢也最終成為現實。黃巢、王仙芝起事的中心地帶在黃、淮之間，其北麵是擁兵自重，勢力強大的河朔強藩，義軍難以與其爭鋒。相比之下，唐政府在南方的實力較弱，因此義軍轉而向南發展。淮南地方武裝也乘機而起。當時“群盜侵淫，剽略十餘州，至於淮南，多者千餘人，少者數百人。”由於淮南地區是唐朝漕運係統的中樞地帶，能否保證運河沿岸的安全關係到了帝國政府的存亡。於是朝廷緊急“詔淮南、忠武、宣武、義成、天平五鎮節度使、監軍亟加追捕及招懷。”同時又“賜宣武、感化節度、泗州防禦使密詔，選精兵數百人於巡內遊弋，防衛綱船，五日一具上供錢未平安狀聞奏。”
（公元876年），王仙芝率軍攻申、光、廬、壽、舒、通諸州，直逼唐東南重鎮揚州。麵對危急的事態唐宰相鄭畋上書道“若使賊陷揚州，則江南亦非國有。”為保衛江南財賦重地，唐政府立刻集結重兵，以防義軍向南發展。期間王仙芝雖然戰死於黃梅。但至乾符五年，其餘部由黃巢率領轉移到浙西。浙西當時轄潤、常、蘇、杭等州，為東南最為富庶之地，是唐王朝中央賦稅所出的大戶。唐政府為保此地安危，急調荊南節度使高駢為鎮海節度使。高駢為唐末名將，因軍功累遷安南都護、天平軍節度使、成都尹兼劍南節度使等要職，為唐政府平定黨項、安南立下赫赫功勳。號稱“出無不捷”，因此受到皇帝信重。果然高駢一上任便大破黃巢，“降其將秦彥、畢師鐸、李罕之、許勍等數十人。”黃巢不得已，隻能南下嶺南以圖發展。高駢既立大功，唐政府遂於乾符六年任命其為“淮南節度使，充鹽鐵轉運使。”自此他就成為掌握江淮軍、政、財大權的第一人。
隻待時機成熟就會萌芽生長。黃巢在奪取嶺南之後再次北上，高駢軍再次“擊黃巢屢捷”。唐政府於是再授予高駢“諸道行營兵馬都統”，高駢借機“傳檄征天下兵，且廣招募，得土客之兵七萬”，“威望大振”。長安朝廷的目標是借助高駢的才幹阻止黃巢東趨的可能。但是高駢大權在握，野心逐漸膨脹起來，準備借黃巢以自重。從而“欲臨藩鎮，吞並江南”。當時黃巢屢敗，屯兵於信州，又“遇疾疫，卒徒多死”。陷入極端不利的情況之中。黃巢心生一計，“致書請降於高駢，求駢保奏”。被勝利衝昏了頭腦的高駢果然中計，“欲誘致之，許為之求節鉞。”當時朝廷集結的諸路大軍雲集，本是可以將黃巢聚殲於此地。但是“駢恐分其功，乃奏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請悉遣歸。”朝廷基於對高駢的信任同意了這一要求。黃巢見大軍已散，立刻“告絕於駢。”高駢遣將擊之，卻不複以前神勇，大敗於黃巢。於是“巢勢複振”。高駢不敗的神話既已打破，其自信心受到了嚴重的挫折。部下雖勸言：“朝廷倚公為安危，今賊數十萬乘勝長驅，若涉無人之境，不據險要之地擊之，使逾長淮，不可複製，為中原大患。”但高駢“畏怯不敢出兵，但命諸將嚴備，自保而已。”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高駢雖有文武才具，但一受挫折則一蹶不振，實在不是個成大事的人。朝廷本對高駢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完成安定東南的重任。這時見高駢不能製敵，致使黃巢度淮河北上，長驅直入唐政府腹地。於是“上下失望，人情大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