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樁史事三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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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吉同
東漢安帝劉祜親政的幾年，宦官、外戚勾結弄權，胡作非為，民怨四起。延光年間，河間縣出了一位憂國憂民的熱血男兒，名叫趙騰。他不忍朝政一直這樣墮落下去，千裏迢迢跑到洛陽向皇帝上書。奏書直陳安帝的過失，劉祜讀後氣了個半死，一介草民太不自量！遂將趙騰逮捕審問。罪名是“罔上不道”。太尉楊震（即名傳千古的“四知太守”）聞訊後，震驚又焦急，即刻上書。他深知安帝的德性，奏章寫得盡可能婉轉，說：堯舜時代“諫鼓謗木，立之於朝”，專門創造條件，讓百姓批評朝政。商周時期，賢明的君主聞聽“小人怨詈”後，不但不予追究，而且會自我警戒和反省。如今，趙騰所犯之罪就是“激訐謗語”，但此罪絕不能與持刀殺人相提並論，請求皇帝輕判趙騰，以勸誘天下“芻蕘輿人”為國進言。安帝不聽，最後竟將趙騰殺了。
這件事的“主角”隻有三個，但卻代表了不同的態度。
趙騰可貴。趙騰應該是個普通的讀書人，他的上書，是為民請命，想補救時政。他不可能不知道其中巨大的風險，但還是遞上“罵”皇帝的奏書。用現代的話說，不啻是“辣手著文章，鐵肩擔道義”，是“虧了我一個，幸福天下人”。其實，從今天人的視角來看，趙騰所為，未必沒有愚忠君主的成分，但這也不減趙騰敢於逆風呐喊的精神亮度。這種精神，是我們民族最為寶貴的精神之一。曆朝曆代，於朝於野，正是得益於有如趙騰者承載這樣的精神，才不失脊梁之正。“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隻有人民安居樂業，社會才能穩定。世界上沒有見過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是靠把老百姓折磨得怨聲載道、苦不堪言，而換來政權常青的。
楊震賢明。楊震的奏章，盡管盡量把文字打磨得能讓皇帝“入耳”一些，但仍掩蓋不住其思想的光芒。在這位老臣看來，趙騰所為是必須提倡的，也符合中國的政治傳統；趙騰的表達是重要的，是朝廷了解民情民意的重要來源；殺了趙騰，就堵死了言路，是自毀江山；“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不能輕視趙騰甚至更底層百姓的言論，很多真知灼見正來自樵夫、車夫這些當時的底層百姓，隻有經常聽取他們的言論，才能真正知道政之得失。正如《詩經》所說，“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楊震奏章中包含的有些觀點，放在當時，無疑是極有光芒的。
安帝有罪。劉祜的昏庸和混賬，已經被牢記在曆史中。然而，此君在頌歌與“逆耳”的分辨上，卻並不“昏庸”，分得一清二楚。他為什麼要殺趙騰，因為趙騰說了他的“壞話”，說他治下危機四伏，民不聊生。他不但殺了趙騰，而且還在宵小的慫恿下，逼死了楊震。劉祜為什麼能殺人，因為他是皇帝，手中握有生殺予奪的權力。他為什麼有生殺予奪的權力，因為江山是他祖上打下的，他是劉秀的子孫，是當然的承襲者。不過，這套邏輯在那個時代，或許名正言順。若放在今天，就臭不可聞了，人民將它早已掃進了曆史垃圾堆。
發生在1800多年前的這樁史事，和無數血腥大案相比，實在有些“微不足道”。然而，就這麼一個“小小” 的案子，卻像一滴鮮豔的試劑一樣，試出了三種人，試出了曆史的成色。
（原載《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