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李鴻章是個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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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潘姝苗
假如李鴻章是個革命者，那他一定失敗，而且失敗得非常慘烈，比孫中山還慘。
這個假設在某種程度上是不成立的，不是因為曆史不容假設的老生常談，而是李鴻章的性格、行為模式和背景決定了的。但這個假設的推論結果，卻能夠顛覆我們所習慣了的關於晚清改革失敗的原因。
李鴻章和隨後出現的孫中山代表了在晚清時代尋找中國出路的兩個極端：一個是在體製內運作，維護祖宗之法，但是漸進改革，以應對“三千餘年之一大變局”；一個是在體製外造反，發動一場自下而上的暴力鬥爭，誓要在“韃虜”的廢墟上建立一個新時代。
但是他們通通都失敗，李鴻章的苦心孤詣在一場又一場的外來侵略中化為泡影，他所經營的帝國事業幾乎無一幸存；而孫中山看似推翻了一個舊有的王朝，開創了新紀元，可惜帝國崩頹之後的中國所麵臨的卻是比晚清更加深刻的一場又一場劫難。
這到底是為什麼？或者說，這是曆史學家這100年來爭論不休的題目：為什麼中華帝國在明朝之後沒能延續世界領先的地位，而在挨打之後又沒能像日本那樣開拓新章？
雷頤的《李鴻章與晚清四十年：曆史漩渦裏的重臣與帝國》是一本很有意思的書。書的內容是李鴻章從發跡到去世這40年間的奏折和書信，以及作者的解析。目的是通過李鴻章個人的從政之道和心路曆程，來觀照那個大時代的變動，尋求這些變動的原因。
研究晚清曆史的書汗牛充棟，其中不乏優秀者。不過雷頤的這本書非常有特色。以往的著作涉及大臣的奏折和書信，往往是沒頭沒尾，或是學術味十足，麵目可憎。雷頤的解讀卻有始有終，縱橫捭闔，勾連晚清製度、文化和經濟層麵，讀起來宛如小說，比那些號稱普及曆史書，不知高明多少倍。
然而，這本書的巨大缺點卻是分析的角度陳舊，譬如“清王朝實在腐朽透頂”之類的言辭俯拾皆是；再例如對於李鴻章為人的分析，無非圓滑、狡黠、騎牆等等，雖然文中也多有為李鴻章辯誣的章節，卻頗有“瑜不掩瑕”的苛責，也並沒有站在當時的曆史情境中為李鴻章設想。更重要的是，在雷頤的分析中，晚清大計之失，仍然是傳統所認定的純粹統治者之失。
從李鴻章的奏折和書信中來分析這個個體，能夠了解他的行為模式，他的能力見識，從而在他個人的遭遇以及整個社會對於他的反應中，可以觀照晚清末季的曆史趨向。他的40年，可以以為官、處世和為人幾點來辨析。
李鴻章為官，可以“既有靈活性，又有原則性”10個字來形容。在40年裏，他所辦的幾件事，可以說都是驚天動地的。剿太平、興海軍、辦洋務、從外交。除了第一項，其餘幾項都為中國開創了新時代政府的業務主線（軍事、經濟、教育、外交）。這些事，在那個時代環境裏，政府要生存，要富強，無一不需辦。但是他在經辦這些事情的時候，朝廷、官員和百姓無不處處、時時與他為難。他通過聯合恭親王、醇親王、慈禧、曾國藩等人，有時候能夠即刻見效，有時候等待合適時機，但終於一一辦下來了，此為靈活性。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他並不騎牆，遭到反對馬上搗漿糊，而是堅決、不懈地做了。並且在辦海軍這件事情上，他居然公開在奏折中指責“惟朝廷似不甚重其事”。此為原則性。
所謂的處世，即辦理外交。這在當時是一個新鮮事務，沒人有經驗。但是李鴻章是一個天才式的人物，在處理外交的時候，他秉承的是我們後來所熟知的“有理、有利和有節”的原則。在對待外國上，李鴻章一早就看出了“天朝秩序”——也就是中國是上國，而其餘是蠻夷這種思想——的崩潰。因此，他在1874年時候就提倡“平等交往”，也就是他國和我國是平等主權國家這個核心觀點，並讚成雙方互派大使這樣的國際交往準則；在談判的時候，他也一早就遵循了談判的基礎是武力威懾的方法，在中法越南戰爭中，鼓勵黑旗軍作戰以便把法國逼到談判桌上，這一招非常奏效，雖然最後結果差強人意，但卻並不是他的過錯。他也是一個卓有遠見的政客，在日本尚未崛起時，他就認定了這是未來中國的心腹大患，但在對待日本的過程中，卻恪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戰略。在甲午海戰中失敗，應該是一個技術性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