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蘇聯教學計劃，我們的畢業設計包括兩個部分：一般部分（一個全麵的火力發電廠設計）、專題部分（對某一專門問題之研究），專題占畢業設計30％的工作量，每個學生都必須完成兩個部分的工作，成績合格才能畢業。
趙先生帶上海實習隊（實習地點是由水電部及高教部聯合指定，有上海、西安、武漢、重慶四個隊，我屬武漢隊）。敦堉的畢業設計專題是“某電廠某機調速係統缺陷分析”，是理論聯係實際的好題目。敦堉畢業在小電廠工作幾年以後還對我說：“要不是趙先生逼我，我對汽輪機調速係統的認識還沒有那樣深刻。”
反右中，趙先生因“言”獲“罪”，他編寫的《汽輪機原理》一書正在水力電力出版社審定，因此而夭折了。我畢業留校時，趙先生擔任汽輪機教研室主任，等我下放楊家坪機器廠勞動一年回校時，他卻因“罪”而被革職流放到熱工實驗室勞動。係裏任命劉中舉老師為主任，我當小秘書為大家跑腿。有一次，一位老師突然急病住院，其他老師都有課，時間重疊調不過來，經請示係上，同意由趙先生代課。我通知趙先生，他說：“我是有罪之人，不能上課。”我說：“上級認為你可以上就上吧！”他聽後很高興，無須準備，第二天就按時上課，沒有影響學生們的學習。然而，代課引起的餘波是，學生課代表來反映：學生覺得趙先生講得好，希望繼續講下去。結論是顯然的！自此以後，趙先生再也沒有跨上講台一步。在我要正式講汽輪機原理課之前在教研室試講，趙先生是沒有資格參加的，我仍然認為他是有學問的人。為此，我去熱工實驗室講給他聽，他依然像過去指導我和敦堉時一樣盡責，除了對技術內容和表達方式提了意見外，使我記憶深刻的是，他要我擦黑飯時左手不要動。當時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我擦黑板，在右手擦的同時，左手無意識地像拉手風琴似的跟著晃動。
趙先生說，這樣講課風度不好，易引起學生取笑議論而不能專心聽講。“擦黑板時左手不要動”伴隨我從教40年，真摯的教誨終生難忘。
令人唾棄的“文革”中，兩位教授在淒風苦雨中曆盡磨難。
粉碎“四人幫”以後，笪遠綸教授複出，仍為係主任。這時劉中舉老師因解決子女頂替工作而被迫退休了。
我這個昔日的小秘書以助教之身暫代教研室負責人。笪先生以二級教授之尊親自來我家拜訪，他不嫌棄地走進筒子樓，耐心地穿過兩邊掛滿家什、放置各家蜂窩煤爐、充滿刺鼻煤煙味的長長走廊，到達我們的家。他仍然堅定地為祖國的教育事業而盡忠職守。時逢敦堉在家換休，我們像貴客一樣歡迎他，師生三人真有久別重逢之感。
我們請他坐在我家唯一的一把學校借來的有靠背的木椅上，敦堉和我則各坐一個獨凳，招待他的隻有一杯白開水。簡陋的物質條件未能減退我們談話的興致，他仍然談到他的辦好大學的三個條件，他希望我要團結全體教研室的同事搞好工作。我和敦堉以往從未與笪先生單獨接觸過。敦堉喜歡問外國的事，當問及麻省理工時，笪先生不那麼嚴肅了，而是侃侃而談年輕時在波士頓的許多趣事，如乘公共汽車搞錯方向不得不重來，得到司機的免票返回原點；第一次參加同學們的舞會覺得有點緊張，外國學生說中國學生的腿有點硬……笪先生有一種英雄有用武之地的感覺，心情舒暢，而我和敦堉則共同近距離感應了大師級人物的風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