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旦華：一位女革命家的堅守本色
巾幗英雄
作者：陳家鸚
筆者曾長期在著名烈士方誌敏的家鄉江西省弋陽縣從事編史修誌工作，有機會經常出入烈士的堂弟，擔任家鄉縣誌、地方黨史顧問的方誌純的宅院，自然與方誌純的夫人朱旦華漸漸熟悉起來。我隨許多老同誌也稱她為“朱大姐”，覺得自然親切。
與朱大姐初次見麵大概是在1988年春夏之際。那時，方誌純已從中顧委委員的職位上退下來，身體不是很好。我們跨進次院門後，看見朱大姐已站立客廳門邊迎候我們。她那年應該是70歲左右，一頭短發還未見斑白，衣著樸素得體。她親自為我們引座，端茶倒水，雖話語輕微細軟，但行動自如，足見她精氣神還不錯。
此後多年，筆者又曾多次接觸過專門采訪朱大姐的同行朋友，漸漸對朱大姐的人生經曆有了比較詳細的了解。
投身時代大潮流
朱旦華，原名姚秀霞，1911年12月生於浙江省慈溪縣莊橋鎮。由於父親在上海謀生，後舉家遷到上海。不久，由於洋貨充斥市場，朱父的土布店被擠垮了。朱旦華的母親生有三女七男，朱旦華排行老二，全家生活自然是十分艱難。1925年，朱旦華考上了上海名校務本女子中學。初中畢業後，進了免繳學雜費的本校師範科。後以學校優等生的身份留校，在教務處供職。這樣，她除了生活自立外，還可以幫家裏還債。
1937年八一三事變，日軍進攻上海，上海務本女中停辦了。早就參與社會進步活動的朱旦華，積極向中共秘密黨組織提出奔赴延安的要求。她回憶說：“我和許多熱血青年一樣，非常向往黨中央所在地延安。當時，有些父母阻攔自己的孩子去延安。我的父母也這樣。我離家時，也是說服了淚眼模糊的雙親，才奔赴延安的。”她在離開上海之前，還把一位好友從延安寄來的信，交給了秘密黨組織辦的《解放周刊》。該刊將此信以“陝北來信”為題發表出來以後，吸引了許多上海進步青年與文化人士。不久，朱旦華在黨組織的介紹下，改名為朱家農與兩個男生結伴前往延安。他們輾轉杭州、金華、南昌、武漢等地，克服重重困難來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然後又於8月底步行奔赴延安，至1937年冬才到達延安，很快便進入陝北公學學習。
1938年3月， 朱旦華從陝北公學畢業後，與 28名抗大、陝公畢業生一道，被分配到新疆工作。就在去新疆途中，她取《詩經》“日月光華，旦複旦兮”之意，將名字改為朱旦華。
當時的新疆是軍閥盛世才的勢力範圍。盛世才得到蘇聯援助，接受了中國共產黨聯合抗日的主張，同意在省會迪化市（今烏魯木齊）設立八路軍辦事處（不公開掛牌），歡迎中共方麵派幹部去幫助他。
1938年7月，朱旦華被分配到省立迪化女子中學任教導主任。 不久被推選為新疆省婦女協會常務委員兼宣傳部長、秘書長，新疆省政務委員會委員。
朱旦華滿懷激情來到女中，忘我地投入了工作。她製定了“誠毅團結、勤肅緊張、敏活健壯、精勇創造”的十六字校訓，並親自創作了《迪化女子中學校歌》歌詞，號召“姐妹們，努力，努力，站到鬥爭的最前線”。作為新疆婦女協會的宣傳部長，她組織學校師生業餘歌詠隊、話劇團，利用課餘時間和節假日，上街宣傳演出。她還組織編輯發行《婦聲半月刊》《新疆婦女》等刊物，宣傳革命理論和抗日救亡運動，宣傳婦女解放，介紹蘇聯情況。她整日忙個不停，似乎渾身有使不完的勁，充分顯示了一位投身革命潮流、朝氣蓬勃、奮勇向前的新女性的風采。
在新疆和毛澤民結婚
時光進入21世紀，已是98歲高齡的朱旦華仍精神矍鑠，她笑對自己走過的人生道路：其實，我沒有什麼傳奇，我為人所知無非是因為我嫁了兩個偉人的弟弟。我的第一任丈夫毛澤民，是毛澤東的弟弟；我的第二任丈夫方誌純，是方誌敏烈士的弟弟。
在革命戰爭年代，許多革命者都全身心地投入到火熱的戰鬥和工作之中，很少有人刻意去考慮個人的婚戀問題。朱旦華就是這種典型。她在工作上有使不完的勁，根本沒想過“找對象”的事。有一天，中共中央駐新疆代表鄧發（任職為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主任）找朱旦華談話，以長者的口氣關切地說：“你的年紀不小了，也該成家了吧？”接著又開導說：“女同誌找對象，主要是要政治上可靠。”說著說著，鄧發就向她介紹起毛澤民來。當時，毛澤民在新疆化名周彬，任新疆財政廳代廳長。鄧發特別強調說：“周廳長身體不好，還沒日沒夜地忙於工作。從鬥爭形勢和黨的工作考慮，周廳長身邊很需要一位可靠的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