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年，我和老白來到北京。她上學，我打工，見麵的機會很少，打電話和發簡訊，也不太多，總之我們忙著在各自的人生裏浮沉，實在是抽不出身去考慮友情這種虛無縹緲又需要不斷用時間來維持的奢侈品。
忘了說，我和老白是初中就認識的密友，我沒考上大學，我爸給了我一萬塊錢，我於是背著我高中時代的書包，拖著一個我爸用舊的行李箱，跟老白一起，踏上了北上的列車。那時候我很羨慕老白，因為她是有歸期的，可是我不知道我的歸期。
第一天，老白把自己宿舍的事情忙完以後，就陪著我一起找房子。我們找了整整一天，最後在一家炸雞店門口，看到了一張被行人踩爛的傳單，上麵隻寫著單間出租，和一串電話號碼。我們坐在炸雞店的門口，我用我人生裏第一部手機，撥通了那個異鄉的陌生號碼。第二天，我自己找去了那個偏遠的城中村，我不知道是為什麼，第一眼我就感到害怕和抗拒，即便這個髒亂的城中村，和我的家鄉，是那樣地像。我抗拒那個地方，因為我不想自己拚命逃離來到的地方，竟然還是原來的地方。
剛開始，老白要忙的事情很多，而我卻是不得已的閑。我每天上午出去找工作，中午隨便找個公交站台打盹，醒來就繼續找。漫無目的，卻又不肯服輸。一直要到晚上七八點鍾，我才擠在人滿為患的公交車裏，帶著一身倦怠，目光渙散地向那個城中村靠近著。那裏是終點站，因此擠在公交車上晚上七八點鍾回來的人，總是特別的多。大部分人都是和我一樣的，穿著普普通通的便服，背著雙肩包，滿臉倦怠。還有一部分，西裝革履，挎著公文包或是踩著高跟鞋，頭微微昂起，隻不過臉上的汗，總是出賣了他們。體麵的人不流汗。那一節不大的公交車廂，就這樣裝著幾十個人的悲歡冷暖，一路磕磕碰碰地往這個城市的郊區奔去。
到後來，我回到了一開始的炸雞店，門口貼著招聘啟事，我猶豫著，終於還是狠下心做了決定。我隻有一萬塊錢，所以我大概沒有挑三揀四的權利。很快，我就成為了那家小小炸雞店的一員。早上七點上班，晚上七點下班，忙的時候得拖上兩個小時，工資1600，08年，1600的工資，在那個還未像今天這樣高速前進著的城市裏，活下去，夠了。
被老板罵的最狠的一次，是因為我私自換油。我隻是覺得那鍋油太黑了，所以我理所當然地換掉了它。到後來我才知道，做小吃生意，壓低成本才是首要的。至於健不健康，誰會在乎呢？那次我被扣了兩百塊錢的工資，從那以後，我再不換油，即使油鍋裏浮滿了黑色的油渣，甚至有時還會有幾隻不太走運的昆蟲，我也能全部視而不見了。我需要有人為我的兩百塊錢買單，如果我自己沒有能力的話。
08年，我和老白交流不多，她忙她的學業，忙著構築自己嶄新的交際圈，而我忙著攢錢，忙著省吃儉用隻為在微薄的收入與吸血般的開銷之間維持一種脆弱的平衡。生活的挑戰像一根杠杆另一頭壓著的巨石，而我使勁了全力，也不過隻能保持搖搖欲墜。搖搖欲墜，我的生活一直都是搖搖欲墜。
我們莫名其妙就冷戰了很長一段時間，沒有電話，沒有簡訊。也幸虧是見不到麵，才給彼此雙方都保留了解釋的權利與機會。我很懷念過去的老白，我怨恨過她，但我心裏比她更清楚地知道，沒有誰有義務等待著那個一直在原地踏步的人。
直到她一個人來到我工作的炸雞店，撐著一把傘，臉上沒有我想象中的神采奕奕，看到她的那一瞬間，我突然慶幸，慶幸不管怎麼說，我至少是一個人的底線，慶幸我依然停留在她的生活裏麵。
老白來買我的炸雞，四目相對的那一刻，我還是忍不住心軟了。我和她相識七年，就算最後沒有結果，我也無法真的舍棄。那一天我早早地退了班，不顧第二天會被老板罵成螞蟻的危險，脫去工作服，換上我穿了有三四天的舊衣服，一臉局促地站在老白的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