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滄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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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戴洪齡
我記事早。那年端午，我四周歲還不到，大弟弟出生了，因為第三胎生了個兒子，父親自然是高興的。他樂嗬嗬地忙進忙出，陶然於恭賀聲中。可是，就在這種喜氣洋洋的時刻，我卻聽到了一種惡意的嘀咕：
“噫，神氣啥呀，伊老底子是隻黃皮狗呀！”
另有聲音應和：“是呀是呀，呶，斜對門裏那位，還是隻黑皮狗哩！”
我一聽就知道不是好話。可我又不太明白，到底啥意思呢？什麼黑皮狗、黃皮狗？
我不知道該去問誰，如果在以前我會問爸爸，可是剛才，爸爸朝我臉上甩了一個巴掌。因為在一片“生兒子啦”的恭喜聲中，我卻跳著腳大喊：“妹妹！妹妹！我要妹妹，我要妹妹！”於是臉上就挨了一下。我才不問他！
很快，我就弄明白了！黃皮狗，原來是指被打倒了的國民黨反動派、蔣匪軍！而黑皮狗，則是指舊社會裏作威作福的壞警察。我並沒有問任何人，我自己無師自通地從小人書上和到處張貼的宣傳畫上得知了的。黃皮狗與黑皮狗都被畫得那麼醜陋和猥瑣，在一隻無比巨大的拳頭之下或一隻同樣無比巨大的腳掌之下，黃皮狗與黑皮狗們或被高高地拎起，或被死死地踩踏，它們瑟縮可憐地掙紮……
可是爸爸……可是……我的……爸爸……
盡管我還小，卻已經能從大人表麵上客客氣氣的背後，從那些不經意間的撇嘴、擠咕眼之類的小表情、小動作裏感受到一種壓力與隱憂，父親身上的政治胎記給了我一種莫名的緊迫感。
等我上了學，就又發生了一件事情。
那時，我們是半日製，即隻上半天的學。而不上學的那半天，老師給我們安排了一個溫課小組，還指定我家為溫課小組的點兒。父母當然支持。考慮到我家樓上安靜，少打擾，光線還好，父母就讓我們到樓上去做功課。我家住那種簡易木板樓，一上一下兩間房，各十六七平方。小孩子們絕無二話，高高興興脫鞋上樓。
就在樓上，做功課的同學很快就發現了壓在寫字台玻璃板底下的照片，其中就有父親在裝甲坦克上的照片。記憶裏，父親那樣的照片有四張，是過去120型的黑白照。四個小夥子位置交叉地站立在坦克上，很帥很酷的樣子。溫課組的同學們看到這些照片驚歎起來：“哇，你爸爸開坦克啊！哇，你爸爸當過解放軍啊！”……我一聽就窘了，父親哪裏是解放軍呢。在那時，解放軍是非常令人尊重和敬仰的，屬於“最可愛的人”。許多小男孩的夢想就是：長大當個解放軍！
我支支吾吾。而那幾個同學，嚷嚷了一通還嫌不夠，又徑直問到父親本人頭上：
“阿叔，儂是解放軍啊？
“阿叔，儂開過坦克啊？
“阿叔，儂打過壞人吧？”
父親也大為驚訝大為窘迫大為尷尬。他似乎怎麼也沒想到，自己會遭遇到這樣的提問，麵對著僅僅七歲的稚童……
這件事，讓我的心忐忑了好些天，我生怕人家一次次地追問下去，更怕人家到處散布。還好，這些都沒有發生。那時候，真正救了駕的，是孩子們一片純正無忌的童心。事實上，照片上人的衣服上肯定有國民黨的徽章，或許坦克上也有，但是照片很小，辨識不清，還隔著一層厚厚玻璃板；而孩子們更小，根本沒想到要去辨識什麼。事情算是過去了。
但我的父母還是警覺起來，馬上找了借口，不再讓我們到樓上溫習功課了，隻讓在樓下。隨後，我把這件事情忘腦後了。有一次，我與同學跳猴皮筋，其中一位洋洋得意大講她的當上飛行員的小叔叔，講她的小叔叔穿上軍裝拍照，如何如何神氣……她在那頭眉飛色舞地講，我在這頭聽著聽著，就想起了爸爸的照片，心頭一緊，把猴皮筋扔下不跳了，連忙朝家裏奔去。奔上樓，奔到寫字台邊，卻看到玻璃板底下，已然沒有了父親在坦克上的照片！玻璃板底下空空蕩蕩。
記得當時，我竟然是大大地鬆了口氣。
那些照片具體是怎樣毀的我說不清了。隻是現在，我們再也無法領略父親當年在裝甲坦克上的勃發英姿。
緊接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麵紅旗就來了。
與三麵紅旗一起來的，還有三年自然災害三年挨餓的日子。
與此同時，又有“憶苦思甜”“革命歌曲大家唱”等一係列抵禦災難的、高強度的政治思想教育相伴而來，那年我十歲。
那時我最感興趣的事情是聽“隔壁戲”。自己家沒有收音機，就常常側著耳朵趴在牆壁上，聽鄰居家的收音機。而且我隻關注“每周一歌”，我就是從“隔壁戲”裏，熟知了馬玉濤、馬國光、賈世俊、王昆、郭蘭英、郭頌等一大批當時的著名歌手和歌曲。
那時，我自以為學會了所有的革命歌曲，所有的。
《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十送紅軍》《黃河大合唱》《南泥灣》……
每當我學會一首新歌，總不免拉開嗓子大唱特唱：
“五月的鮮花，開遍了原野——”
父親聽到了，他接口就來：“鮮花掩蓋著誌士的鮮血——”
“爸爸，你也會唱啊？”
爸爸笑了，臉上露出少有的得意之色。
然後我唱：“紅日照遍了東方——”
父親就接：“自由之神在縱情歌唱——”
父親唱起歌來，字正腔圓，絕對有範兒。
父親壓低了聲音悄悄說：“我年輕的時候，唱的就是這些歌曲嘛，我們部隊上教的嘛。”
我聽了一怔：“他們”部隊裏，也唱這樣的革命的歌曲？
有一次父親徑自唱道：
“向前走，別退後，生死已到最後關頭。同胞被屠殺，土地被強占，我們再也不能忍受，我們再也不能忍受！亡國的條件我們決不能接受。中國的領土一寸也不能失守！同胞們，向前走，別退後，拿我們的血和肉，去拚掉敵人的頭。犧牲已到最後關頭，犧牲已到最後關頭！”
父親唱得鏗鏘激越，而我卻不會唱。我驚訝又著急地說：“這首歌挺好的啊，怎麼我們老師沒教？”
直到2013年，我在第六期《收獲》雜誌上，讀黃永玉的長篇自傳體小說《無愁河的浪蕩漢子》，竟然看到了這段歌詞。而這時，父親已經去世二十多年了。
以後才知道，當年老師沒教我們的東西很多很多。
當年，老師竭力向我們灌輸：紅軍艱苦卓絕的二萬五千裏長征，爬雪山過草地，吃草根嚼樹皮，直至神奇的“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之勝利！校長說：“我們要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葆有信心！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
校長還說：“我們不能菜籃子裏看形勢。‘菜籃子裏看形勢’，那是家庭婦女的短見！”
那時候，各家各戶的菜籃子委實是清湯寡水，每人每天僅僅二兩蔬菜，一個月二兩豬肉，一個家庭，每月隻能購買半斤（三口之家的小戶）到一斤（三口以上的大戶）的魚，而且全部都要憑票憑券。家庭主婦們怎能不怨氣衝衝。
我對三年自然災害有切膚的感受：先是我妹妹得了腎炎，每到她去醫院問診的日子，我就得早早起床，我要搶先一步，專程去醫院為她排隊掛號。其次媽的臉和腿浮腫了，因為她不吃早飯，輪到她盛粥的時候，鍋已經空了，而我的弟弟一邊哢哢響地刮著空鍋，一邊舔著勺子嚷嚷：“我還要吃的，我還要吃……”媽歎了口氣，空著肚子走了。不到一年，她的臉和腿都腫了起來，一按一個坑。跟著，我爸則不再請客。本來，我爸每年元旦前後總會請一次客。主要是請一下與他搭班的幾位同事。我父母雙方在上海都是無親無故的，平常家裏幾乎沒有客人來往，爸爸請客，就成了我家盛大如同過節般的事情。每到爸爸請客的那天早上，母親會為我們幾個孩子換上幹淨衣服。爸爸請客那天，小孩子不能上大桌，會給我們碗裏夾上許多的菜，讓我們在一邊的小桌上吃。我們當然願意爸爸請客，因為請客之後的好幾天裏，飯桌上油水足足的。可是三年自然災害一來，爸爸就不再請客。
然而校長說，我們要把眼光放得高一些、遠一些，要看到未來，看到共產主義的未來！
共產主義好啊，共產主義我曉得的。二年級時，一天放學，猛地發現，家裏的麵貌陡然一新了！四壁貼滿了鋥鋥亮、簇簇新的宣傳畫圖片。父親笑眯眯地說，來嘛，看看吧，共產主義就要來了！
共產主義就以“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圖片印入我腦中。共產主義一來，人人都會過上幸福快樂的日子。
而外麵的世界亢奮著，全國人民正在“趕英超美”，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至於我們小孩子的任務，就是用課餘時間揀廢銅爛鐵，為1070萬噸鋼鐵而奮鬥，還要為除四害講衛生去拍蒼蠅。趕上周末的話，則要到郊外，就是現在緊靠著內環線邊緣的龍華一帶，去那裏割豬草。周一早上，再把豬草交到學校的養豬棚裏。當時有一個口號：豬多、肥多，肥多、糧多……連我們小學校也養起了豬。
就這麼興奮地躍進了一年光景，形勢又陡然一變，鬧起三年自然災害了，市麵上開始物資緊俏，吃的用的，樣樣不好買。買東西的地方總是排著長隊。上頭就發號召，要求全體人民勒緊褲腰帶，跟黨同心同德，共赴時艱。
也因此，全校（也許是全區、全市，抑或是全國）開展了“革命歌曲大家唱”活動。唱紅歌的曆史於我，可以追溯至此。
我學會了許許多多的抗戰歌曲，像：
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
工農兵學商，一起來救亡！
我們在太行山上……
我們都是神槍手，每一顆子彈消滅一個敵人……
風在吼，馬在叫，黃河在咆哮……
《黃河大合唱》裏所有的歌曲，我都學會了。像《黃水謠》《黃河怨》，那是頗有難度的女高音獨唱曲目，我也會了。隻是爸爸唱的這首《向前走，別退後……》，我們老師怎麼沒教呢？
父親說，會唱這首歌的人很多的嘛，中國人普遍會唱的嘛。桂英，你也會唱吧？”父親試圖從媽那裏得到一個印證。
媽卻說：“我不會。”
當時，我媽正在擺弄一家人的午飯——一大鍋麵糊糊菜湯。鍋裏水已經嘩嘩大開，菜——所有昨天剩菜的碗底子，再加半棵切得細碎的卷心菜——已經下鍋，我媽專心對付著她手上那一小碗麵糊糊，她就是要把這一小碗麵糊糊下到那一鍋嘩嘩大開著的水裏麵，這樣，一小碗生的麵糊，就能煮成一大鍋熟的麵糊。
父親在抱怨：“唉，你這個人，怎麼連個歌都不會唱嘛？”
父親說話歸說話，手上可沒閑著，通常他是在給我們補襪子。那時候，尼龍襪還屬於較為高級的物品，還沒有普及到我們的腳上。我們穿的紗襪線襪，時常一兩天就露了口子，怎麼辦呢，扔是舍不得的，要穿呢，就隻好把窟窿補上。而母親太忙了，她要顧及一家六口的食物與衣服，同時也要上班，雖說生產組裏每月工錢隻有三十來元，但她看得很重。她每天夜裏總要在燈下縫縫連連地直到深夜方才睡去。看到母親餓得浮腫起來，父親一改過去甩手掌櫃的做派，也認真地過問起家裏的衣食起居。恰好父親被公司安排到郊區開車，後來還不讓開車了，要他參與郊區農村的“打沼氣”。初始，父親對這個安排是有怨言的，我聽到過他在枕頭邊上對著母親抱怨：
“娘錫屁，狗娘養的書記！狗娘養的車隊長！憑什麼要我去郊區啊？憑什麼！”
分明是一種發配啊。不過怨歸怨，去還是要去，因為他絕不能再丟失每月八十來元的那一份薪水。但慢慢地，他不怨了，他發現去郊區可以從農民手上買回一些稀罕的農副產品。尚記得那時，我們幾個小孩子，就盼著爸爸輪休回家的時刻，我們總是掐好了時間，眼巴巴地到弄堂口去接他，見到爸爸，我們就爭著搶著，幫他把提包拎回家來，然後迫不及待“嘩”地一倒，提包裏總會有好東西滾將出來，比如：幾隻紅薯，幾隻洋山芋（土豆），或是一塊大手帕裏包著的幾斤黃豆。還有一次，提包裏骨碌碌滾出來幾隻洋蔥和若幹大蒜。看到我們一臉失望，父親就說，洋蔥、大蒜是好東西喲，也就是上海人嫌棄，上海人嗲煞羅，說什麼臭來兮臭來兮，臭什麼臭，他們不要我要！母親也說，有吃的就好，什麼臭不臭的。然後父親又小心翼翼地從上衣口袋裏摸出幾個雞蛋，哇，我們的眼睛都亮了。還有幾次，父親竟從郊區拎回來一大串味道很衝的豬大腸。父親用冷水、熱水交替著把豬大腸衝洗了，又用鹽和醋，再次地反複地搓揉。經過那樣一番精心洗滌，豬大腸的異味確實少了許多，這才放進大鍋裏，加上蔥薑料酒與桂皮八角一起燉了。那一鍋豬大腸，讓我們一家人吃得頭上冒出汗珠子來了。
父親見母親太過辛苦，還體貼地包攬下補襪子這宗粗活。他說，這個，我幹得來。他自稱，在部隊裏學過。在部隊裏還打過草鞋呢！這話讓我很是疑惑，打草鞋，那似乎是紅軍、八路軍的專長呀，怎麼父親也會？父親還說，你們不懂，穿草鞋自有穿草鞋的好處，穿了草鞋不會爛腳丫子。父親甚至說了一句經典話語：藝多不壓身。一個孤身在外的人，會的越多越好。但父親到底是男人家，補襪子的時候，他要將襪子穿在一隻“襪托板”上，“襪托板”有似腳的模型，有了“襪托板”，父親補起襪子來就有了依托。父親行針運線也是一種大開大闔的樣子，對於那些綿軟的布帛，父親實在是大力小用了。他的針線雖說整齊，卻又有著向一邊傾倒的趨勢，不過，這等水平的針線，用來補個襪子倒也無妨。
幾十年後的今天，當我讀到黃永玉寫的歌詞，就想起了當年，想起父親邊補襪子邊唱歌的情狀，想起那鏗鏘的節奏和旋律，還有父親唱歌時流露出來的激昂神情，以及他帶著濃厚川味的嗓音。現在，所有的一切，都一一地湧上心來。
父親生於1920年7月。
1938年初春，在老家四川成都，父親應征入伍。
而他一腳踏進的，卻是國民黨的王牌、蔣介石的嫡係、最為蔣介石倚重最牛氣的全副美式裝備的機械化部隊。父親對我說過他們部隊的番號，但在當時，我感覺很是繁瑣：什麼第幾戰區、第幾集團軍、第幾……怎麼我們的曆史書上，就沒有“第幾戰區”這一說法呢？
那時，我似乎很不情願去記住關於國民黨反動派的那些繁複的東西。我不耐煩地打斷他：簡單點吧，就說你是第幾軍、第幾師的？軍長、師長是誰？
父親回答：新五軍，200師。軍長嘛，最初是徐庭瑤，副軍長杜聿明。師長就多了，彭壁生、鄭洞國、邱清泉……
我聽了大駭。倒吸著一口口的涼氣，戰犯啊！不都是校長在大會上痛斥過的戰犯嗎！在我剛學過的一組沈亞威寫的歌頌淮海戰役勝況的歌曲：“追上去，追上去，不讓敵人喘息……”在歌裏，邱清泉們處處挨打，白癡一樣，杜聿明則被毛主席點了名：《敦促杜聿明投降書》。再加上父親後來還提到過的胡宗南、湯恩伯，都是些什麼人啊？都是壞人！屬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而且，三大戰役之後，他們也大都沒有好下場，不是慘死，就是被俘，就算僥幸逃掉的，也落了個“夾著尾巴逃跑了”的下場。
父親的青春年華，怎麼是和那樣的壞蛋們廝混在一起的呀？這也太不光彩啦。
“爸爸，你為啥要參加國民黨部隊呢？”
在我的心裏，也曾經有過許許多多對於國民黨反動派的好奇，他們住怎樣的營房？他們吃怎樣的夥食？他們怎樣去打仗？我知道父親是打過仗的。而我又很是忐忑，我的這種好奇，豈非大逆不道？
而且在我內心，還有一層沒說出來的意思：爸爸，當年你怎麼就沒去參加革命呢？怎麼就沒去參加共產黨、參加八路軍、參加新四軍呢？
父親回答了：為啥？嘁，你以為我非要參軍呀？那是去打仗，打仗懂不懂？娃兒啊，打仗誰不怕？掉腦袋的事情。問題是日本人打來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征兵站的人，站在大街上，手裏拿著小喇叭，反反複複地就講這句話。你們小孩子家哪裏知道當時的局勢。那個時候，抗戰的呼聲硬是相當高的嘛，不打走小日本，中國人就要當亡國奴！上頭委員長，就是蔣介石，他有號召的嘛：“人無分男女，地無分南北”“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我那時十八歲，正當年嘛。再說，找到你頭上來了，你怎麼能說我不去？我家裏四個男丁， 我年齡最合適。再說，歌裏不是唱了嘛“抗戰的一天來到了！”日本人打進來了呀！當然囉，也有不少人是躲起來了。有錢人家的少爺，一聽到征兵就躲了起來了 。人都是怕死的嘛。可是，我往哪裏躲？家裏就一個老母親。再說，我那時給人家當學徒，學得也忒沒勁了！看看老板，就是我的堂伯，他對我也算不錯，教我認字，教我打算盤；他一年到頭，整天就是頭上頂個瓜皮帽子，身上穿著長袍馬褂，整天躬著個腰，這裏晃晃，那裏晃晃，手裏還整天端個水煙袋，抽起來呼嚕呼嚕地響。就他那個樣子，我真是看夠了。我是至死也不想讓自己活成他那個樣子的！十八歲的時候，我是太想走出家門了。所以，當兵就當兵嘛，走就走嘛！
父親還說：“況且這個機械化部隊，也不是你想進就能進的，是要經過考核。”那年月文盲多，機械化部隊是不要文盲的。
父親並沒有正式進過學堂，六歲那年，家庭發生了重大變故，我祖父因病過世。當時的父親，被家裏送進私塾，剛念了《三字經》《百家姓》等開蒙讀物。由於祖父的過世，他便輟了學。祖父給祖母遺下五個孤兒，我父親最小，他上頭有三個哥哥，一個姐姐，姐姐幾年後也去世了。僅祖母與他們哥幾個活了下來。父親曾被富有的親戚收養過，但父親到了別人家裏，不吃不喝，直著喉嚨嚎哭不休，生生把自己哭成一根藤藤，親戚養不了他，隻好再把他送回祖母身邊。稍大一點，他就像他的哥哥們一樣，去了親戚家的書店、綢布店，在那裏當學徒。父親在文化上也算是有了一點兒長進，他能打算盤了，也能囫圇吞棗讀下七俠五義一類的舊書。然後，趕上抗戰爆發，他就參加了國軍。
令我奇怪的是，在父親所唱的抗戰歌曲中，竟也包括那首《延安頌》。一次我聽他很動聽地唱起：夕陽輝耀著山頭的塔影，月色映照著河邊的流螢，春風吹遍了平坦的原野，群山結起了堅固的圍屏……
我說，咦，這不是《延安頌》嘛，怎麼你們也唱？
父親說，那時國共合作嘛。我們駐守華陰、臨潼，還跟八路軍辦事處的人一起打籃球的嘛！父親又說，同樣的，他們來開會，也要唱我們的歌——“……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谘爾多士，為民先鋒；夙夜匪懈，主義是從，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徹始終……”
那麼，那個時候，你有沒有想過，要去那邊……
哪邊？
那邊，就是去延安那邊嘛？
沒有。
（哎呀呀，我在心裏歎息。父親真是沒有覺悟啊）
父親又說：其實，他們那邊的人倒是陰著找過我好幾次，要我把戰車開著，開到他們那邊去！（在四川話裏：‘陰著’即是偷偷的意思）
那你怎麼不去呢？
那怎麼可以呢！再說了，這可是要殺頭的事情！
（哎呀呀……）
父親說，當兵後，受了多半年的基本訓練，戰車才分到他們手上，多少人眼熱啊。在華陰、臨潼的時候，他也隻是剛剛掌握了裝甲車的基本操作要領，剛剛通過考核。
父親說，從我登上戰車，長官們就在耳朵邊一遍遍地叮嚀：要像愛護眼珠子一樣愛護你的戰車！頭可斷、血可流（這話何其耳熟），戰車不可丟！好家夥，我怎麼可以把戰車開過去！
唉——（我在心裏不停地哎呀呀）
我又問父親：那麼，他們是怎麼樣來勸說（策反）你的呢？
那時候我們一起開會，一起唱歌，一起打球，有一個挺年輕的人，經常坐到我的身邊，他起先總是誇我歌唱得好，又東拉西拉地問了一些話，一來二去就熟了。有一次打球過後，看見周圍沒有人，他就悄悄問我，想不想去延安？
那人還說，眼下看，那邊是苦一些，不過以後會有大發展的。還說，隻要你去了，肯定會特別地優待你！還說，那邊官兵一致，非常平等，你去了會很有前途……
那你呢？
我哪能去呢。
父親講：我也跟他說了，我們這邊也是官兵平等的嘛，長官對我們也是很好的嘛。我們的彭長官，愛唱京戲，看到我們學得荒腔走板，就笑著走到我們中間來，重新一句一句地教我們，直到把我們教會。一點兒架子不擺。我最不能忘記的，是我們軍長老婆。她來部隊看望我們軍長，就穿一件藍布旗袍，一點兒胭脂花粉不搽，看上去就像個學堂裏的教書先生。她跟著軍長一起視察我們訓練，她倒是大方，就跟我們的軍長胳膊挽著胳膊地一起走了過來。臉上笑盈盈的。我們一群當兵的，看著她，心裏是好生的歡喜喲。她就像一個親切的大姐姐嘛。到了晚上，她還來我們駐紮的營房裏，就是她，教給了我們怎樣發電報。信，我們都會寫，但是打電報不會。她就教我們，怎樣用幾個字，或十來個字，簡單扼要地表達一個意思。比方說，平安到達了某地，或者已經順利到達，她說，隻消發“安抵”就可以了。
難怪嗬，後來我下了鄉，有了探親假，父親曾特地囑咐我，要我用“安抵”兩字給家裏來個電報，道聲平安。而我，壓根就沒給家裏發過電報。因為父親不知道，下鄉時，想要發個電報，必須先請上一天假，去一次縣城，要在虎林縣的郵局裏才能將電報發出去。這樣的話，出一趟門，少到家了，也得花上個五元八元的，那可是我四分之一的月工資！再說， 有這來回折騰的工夫，寫封信，貼張八分錢的郵票，全解決了。
隻是，那位軍長和他的夫人，現在無從問起了，父親已經故去二十多年。很遺憾，當年聽父親講述的時候，卻沒有想到要去細細探問，隻顧在心裏哎呀呀地抱怨，抱怨父親沒有覺悟，抱怨他怎麼就沒有去參加共產黨、參加八路軍、參加革命。
後來我上了中學。重點中學。
中學與小學是大大不同了，中學全日製，要帶中午飯。那時，每天早上六點多，街頭有一群疾走的十幾歲孩子，他們斜背著書包（不像現在是雙肩包），手裏拎一隻網兜，網兜裏裝一隻飯盒，腳步匆匆往學校趕。這是六十年代上海早晨的一種街景。
進中學後，我常常在家裏的飯桌上報告學校裏的見聞：
我校幹部子弟特多。他們的父母親，都是社會各階層的頭頭腦腦，有的甚至是這個城市的父母官。我校的幹部子弟，一聽他們說話就知道了。
因為幹部子弟是不說上海話的，他們說普通話。他們任何場合都說普通話。而他們的普通話，又是很怪的，是一口帶著阿拉上海腔的普通話。在幹部子弟集堆的地方，聽上去就是一片‘巴啦巴啦’的聲響，好像有誰往那裏撒了一把炒蹦豆子似的，響得生生脆脆。隻要聽到‘巴啦巴啦’的腔調，你就可以確定，此人非幹部子弟莫屬。
我校一位女生，她從來不戴紅領巾，因為她沒有入過隊。她的胸前總是掛一個金質的十字項鏈。不過她的英文特別好，據說她從小就會說英文。（“文革”中有大字報揭發，她的媽媽當過馬歇爾的秘書。馬歇爾知道吧，就是被《毛選》點了名的美國人）還有，聽說她沒有爸爸。還有，她一直沒寫入團申請書……
在我小的時候，老師和社會教導我們：人除了有一具肉體生命，還得有一個政治生命。這政治生命是比肉體生命更為重要的生命！沒有政治生命的人是行屍走肉，活得毫無價值。為了讓自己的生命散發光彩，一個人，從小就應該抓緊人生的三件大事：入隊、入團、入黨。入隊的問題，一般小學裏二三年級就解決了。也有解決得晚的，比如我老公，他幾乎是在小學畢業的前一天，才得以加入少年先鋒隊。之所以晚，純是因為老師嫌他表現不好：上課愛睡覺，下課愛打鬧，不愛參加集體活動；殊不知，凡集體活動，比如野遊，那都是要花錢的，而凡要花錢的活動，我老公一律不參加，因為他家沒錢。所以我老公他佩戴紅領巾的曆史僅僅一天。第二天，學校裏放假了，而他們那班畢業生也都升入中學。這樣，我老公的紅領巾就被他撕成一條一條，拴在小竹竿上，用來招引鴿子。我老公入隊，實質上是他老師恩賜的。他的這段光榮曆史，現在已成他們班同學晚年閑談的笑料。